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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压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御，因而采取疏远国民党人的姿态，同时更怕被人指有
赤化嫌疑，政治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赵世炎等目睹这些情况，认为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
表现看来，他并不是进步军人，只是投机的军阀。当时冯玉样主张以委员制来执掌国政，拟
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加上几位名流共组委员会。他请孙先生北上的用意，
就是希望孙先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赵世炎等因此主张孙中山应谢绝北上，并拒绝参加这个委
员会，不可与军阀妥协。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并于十三日离粤。赵世炎等认为孙的宣言所主
张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产生实效；这宣言只不过是遮羞布，实
质是右派拖着孙中山先生与北方军阀寻求妥协，因而中共只有反对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在北
京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危机的由来。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近百个民众团体，
高举着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另一些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员，也抓住了数目相近的民
众团体，欢迎孙中山北土。双方相持，各不让步，情势严重。
我对中共北京区委会这种作法一直表示反对，自十月廿五出狱后，即多次劝说不可夸大
国民党对军阀的妥协倾向，不应对孙中山失望。但赵世炎等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我的反
对，是因为我在狱中料押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阂。他们说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时
中共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秘书的
毛泽东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遭受多
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
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
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性。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
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
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
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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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
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尤其不愿牺
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国民党的倾向。同志们
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
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
中央只有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
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国民党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
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
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
具有投机性，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
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
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
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
宣言的国民党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
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
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
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
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
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
在既已表决，只有哲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
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
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
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的主张。在苏俄大使馆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赵世炎，苏俄和共
产国际都赞成孙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区委会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辙；但不少同志难免有点丧失颜面的感
觉，于是我再出来做转圜的工作。在另一次党员大会上，我发言说：北京区委会在冯玉祥倒
戈后，努力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已有相当成绩，令人欣佩。只是反对孙
中山北上的一点是左倾的，但现在还来得及挽救。我特别说明这不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而是
由来有目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以后，党内对国共合作过于乐观，后来因为遭受国民
党右派不择手段的打击，又转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同志们只要想想孙先生在
广东平服商团事变，和对广州英领事的干涉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他这次所发表的北上宣
言，就会觉得这个盟友不可轻易抛弃：因此反孙北上的态度是不很适合了。我也指出：这种
左倾的倾向不仅在北京有，也同样存在于中共各地的组织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说完
全没有这种意味。现在孙先生即将到来，时机迫切，还是勇于迅速改正，表示欢迎为是。
由于我的劝说，大会通过了我的提案；并委托我去调解民众团体中关于这件事的不同意
见。根据这一决议，我去进行说服一些站在反对立场的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共党
员和若干国民党左派），结果甚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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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先生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厅里，我约集了两派的重要代表各
三人进行协商。我首先痛陈同系国民党所领导的团体，现在分成欢迎与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
的两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随即提出三点：一、国共两党党员和他们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应
一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拥护孙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实现，反对一切违背这个
宣言的企图及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三、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应在上述两个原则下
合而为一。
我的主张获得了一致的支持，会谈也由严肃转为轻松；并且决定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
构立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合并组织的具体步骤。
这场足以使国共关系恶化的大风浪，就这样暂告平息。不几天，中共中央欢迎孙中山北
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怀疑国民党将与军阀妥协，反孙北上，转变为迎孙北上，
促成国民会议的召集。
① 冯在撵曹锟下台后，以曹的名义任命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暂时看守各中央机关。
黄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请在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竟拒绝赴会，黄只好临时取消实会，这显使冯感
觉公使团方面不满他的做法。
第二章 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众大感兴奋。不料
他突为病魔所侵袭，致令他北上雄图归于泡影。在孙先生病危时期，国民党陷入苦难之中；
幸赖高级人物—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极力维持团结；同时广东方面又获得第一次东征的军
事胜利，广州政府地位得以稳固；这样，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国民党发生根本的震荡。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以前，北京的临时政府就已经组织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
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这个北洋军阀的元老，原已无力左右北京
政局，在这次反直战争中，他的嫡系卢永祥又因战败而失去浙江地盘；所以他这次的出山，
其实是在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首脑鉴于时局的需要而捧出来的。
段氏上台以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对外条约，以期获得外交团的承认；同时主张召集
善后会议，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
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因
此，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之后，就与段执政发生了歧见和争执。
孙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适。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盛传他不过是患着轻微的感冒，也许
是政治病。因为与他有过同盟关系的段执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从相反的方面，迳将一
切国是按己意安排，使孙先生没有置咏的余地，所以索性称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三角联盟，也使国民党内部趋于团结；中共的党员们至此也相
信孙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党政要人们多仆仆于京津道上，商讨时局对策，并组织民众团体
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问孙先生，表示支持，从而打击段祺瑞的气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视孙先生。那时，
孙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书汪精卫接见。见面后，首由铁路工会领袖邓培、孙云鹏表示
慰问，并声明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先生的主张，汪精卫当即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侠
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你看
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
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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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敷衍东交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
又能有甚么作为呢？”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
却的错觉？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的话，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
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
瘤绝症。一般国民党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
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
大欢迎之下，抱病到达北京。
孙先生到北京以后，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汪精卫宣布，这个政治会议是临时性质的，
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