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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2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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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 
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 
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 
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 
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 
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 
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 
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托一 
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 
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 
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 
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 
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 
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晖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 
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晖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 
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 
似也有一个规律:一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 
于流产;二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做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 
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晖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 
吴稚晖步出会场的时候,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下后生家,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现在听 
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 
回答他:“我敢保证张国焘决不会如此。他不嫖不赌,是个持身严谨、奋发有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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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李先生告诉我的这些话,真是气得发抖。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你不要生气, 
还有下文。”他又告诉我他当时即认为吴稚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 
可能还有文章。因而他特约吴稚晖共进午餐,谈了一大篇话,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 
关系等等。李先生曾向吴稚晖说起,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我又 
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又 
说:目下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反对段祺瑞的示威运动,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旨, 
在那里多方疏解,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向吴证明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打消吴的误会。他还 
向吴说倒,我虽批评过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歧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吴稚晖先生是很尊敬 
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顾全大局。李先生说,经过这番解释之后,吴已无话可说了。李 
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表示一些敬意,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我不揭穿吴稚晖这种造谣诬蔑的企图,已算是很客气了,更 
我讨好他,万万做不到。我向李先生说,吴的用意的确不仅在攻击我个人,而欲乘孙先生病 
危,来找中共的麻烦。他素来是不择手段的,虽是满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却无原则的崇拜 
实力。从前他曾根据段系的要求,劝孙先生与陈炯明合作①,现在又安知他不是看准实力派 
的脸色,要孙先生与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认为向这种人解释,表示好感,不会发生实效。 
李 

    先生赞成我上述的看法,并向我说,不必过分重视吴稚晖这类不能见信于人的疯话,但 
要镇防中吴的诡计,他将与吴继续周旋,要我也能不形于色。我们便采用这种态度来对付, 
因而吴稚晖没有得着机会向我和中共再行进攻。 

    吴稚晖这尊“毒气炮”终于向汪精卫开火了。在一次政治会议席上汪精卫曾委婉解释, 
孙先生病重,不能接见政治会议的委员们;孙夫人宋庆龄尤不愿孙先生接见宾客,怕影响他 
的病况。吴听了这些话之后,便展开了他的“漫谈”。他引述历代的宫廷故事,说当一个皇 
帝病危的时候,往往为少数皇亲国戚、殡妃太监、奸相权臣等所包围,发生种种蒙蔽天听、 
假传圣旨的事情。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还进而诬指孙夫人 
宋庆龄与汪精卫狼狈为奸。他闪烁其词,若隐若现,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暖昧关系。汪 
精卫听了这些话,面红耳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满座为之愕然,却也只好装作没有听见, 
就此散会。 

    这件事在会后推敲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因为大家平素相信吴稚晖、李石曾、 
汪精卫三人是要好的朋友,汪夫人陈璧君和吴稚晖就一同住在李石曾的家里;现在居然在会 
议上说出这样露骨讽刺的话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我所知道的,这是吴稚晖和汪精卫间 
第一次的交恶;也许他们就是从此分道扬镳的。 

    吴稚晖的这些话,只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他那些鬼话自然没人相信。多数人反而觉得汪 
精卫受了委屈,增加了对汪的同情与敬佩。本来人们心目中只认为汪是随孙北上办外交的, 
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现在觉得他能容忍持重,气度大于胡汉民犷这些观感也许对 
汪以后的当权大有关系。当时有人说,汪之不肯担任这临时政治会议的主席,原来是有人从 
中反对。有人推测,大概是吴稚晖有甚么话,没有机会向孙先生陈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 
因而出诸于会议上对汪的讥笑谩骂。有人称许汪精卫在苦心孤诣维持这个局面,认为他决不 
会有意隔绝孙先生与其同志间的联系。也有人埋怨,这都是由于汪的过分谦让,才引起这次 
的是非。 

    我们的政治会议虽然发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现象,但还能维系下去,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主要是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对孙先生采取傲慢的态度,虽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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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亲自去探视孙先生的病,段却断然拒绝;这使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大为 
愤慨。不少人说,段氏希望孙先生早死,并企图气死他。再则段氏也瞧不起国民党及其在广 
东的实力,他不但不罗致国民党人士去参加善后会议;而且不断的施以恫吓,不是说要逮捕 
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就是说要取缔他们的活动。这些事相应地阻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 
使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鲍罗庭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显得重要了。他比孙先生早到北京,以 
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 
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 
不繁的提出来。因此,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这样,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重要 
的事还是要鲍顾问出来说话,才易于解决。 

    当时几件有关政策的事,在这个政治会议中,都大致得到解决;这与以后国民党的发展 
也大有影响。首先是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对段让步,不斤斤于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 
名称上的争执,但提出两个要求、一、善后会议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 
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卿弋表;二、军制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归还于国民会议。 
并保证这两个要求如被容纳,当表赞同善后会议。这个声明就是鲍罗庭征得孙先生同意,向 
政治会议提出通过的。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个让步是相当大的。因为这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而且所要求加 
入人民团体的代表,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并不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制财政 
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解决一点,;主要也仅是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受打击而已。 
当时不少的国民党左派为这个让步表示不安,尤以共产党员为甚。国民党方面曾向他们在广 
东等地的组织函电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党员大会上说明国民会议预备会既不能实现, 
现在有条件的参加善后会议,与共产主义者参加西欧各国的议会是同其性质。这些努力使国 
共双方多数同志获得了谅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颟顸的拒绝了孙的两次要求,他于一月二十九日致孙中山先生电 
中,仅允聘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总商会之会长, 
为善后会议备谘询的专门委员。段的答复,显然是藐视孙先生这最后的让步。我们的政治会 
议觉得如再迁就,就将丧失一切,因于一月三十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 
议》的决议。 

    就这样,孙段之间完全决裂了。这在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方面说来,是丧失了统一全国的 
最后机会,在国民党方面说来,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 
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式;二日我们的政治会议以国民党的名义通电全国, 
表示“仰体本党总理的意旨,对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 
组织法》。这样国民党与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对台戏来了。 

    二月间,北京有两个会议在举行。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善后会议—这个会议对北京政局其 
实不能有甚么实际的影响,段氏只将它看作是协助临时政府过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 
切政治的实际发展,还是由军阀们在那里操纵。另一个便是中国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促 
成会,参加的多半是学生会、工会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任务是在否定善后会议,支 
持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供促其实现的具体方案。 

    国共两党原拟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变成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国民运动,但也未能如愿。中共 
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促成国民会议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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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在段祺瑞的压迫之下,也只有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反抗的表示。但 
因不少国民党要人不愿与段政府过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势沉重的孙先生的优虑.因而这个国 
民会议的促成运动,声势并不浩大,事实上仅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而已。 

    其次是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问题。国民党要人受着段执政的轻侮,都觉得非有军事实 
力作后盾不可,因而联络国民军便是我们政治会议所策划的主题之一。汪精卫等曾与冯玉祥 
及其代表有过多次的接触,于右任负责联络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王法勤等则与孙岳的国民 
第三军相周旋。鲍罗庭对于这件工作更是起劲,他获得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协助,曾到张家口 
与冯玉祥作过一次颇著成效的长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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