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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
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
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
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
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
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
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
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托一
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
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
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
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
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
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晖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
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晖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
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
似也有一个规律：一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
于流产；二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做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
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晖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
吴稚晖步出会场的时候，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下后生家，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现在听
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
回答他：“我敢保证张国焘决不会如此。他不嫖不赌，是个持身严谨、奋发有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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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听了李先生告诉我的这些话，真是气得发抖。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你不要生气，
还有下文。”他又告诉我他当时即认为吴稚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
可能还有文章。因而他特约吴稚晖共进午餐，谈了一大篇话，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
关系等等。李先生曾向吴稚晖说起，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我又
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又
说：目下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反对段祺瑞的示威运动，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旨，
在那里多方疏解，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向吴证明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打消吴的误会。他还
向吴说倒，我虽批评过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歧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吴稚晖先生是很尊敬
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顾全大局。李先生说，经过这番解释之后，吴已无话可说了。李
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表示一些敬意，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我不揭穿吴稚晖这种造谣诬蔑的企图，已算是很客气了，更
我讨好他，万万做不到。我向李先生说，吴的用意的确不仅在攻击我个人，而欲乘孙先生病
危，来找中共的麻烦。他素来是不择手段的，虽是满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却无原则的崇拜
实力。从前他曾根据段系的要求，劝孙先生与陈炯明合作①，现在又安知他不是看准实力派
的脸色，要孙先生与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认为向这种人解释，表示好感，不会发生实效。
李
先生赞成我上述的看法，并向我说，不必过分重视吴稚晖这类不能见信于人的疯话，但
要镇防中吴的诡计，他将与吴继续周旋，要我也能不形于色。我们便采用这种态度来对付，
因而吴稚晖没有得着机会向我和中共再行进攻。
吴稚晖这尊“毒气炮”终于向汪精卫开火了。在一次政治会议席上汪精卫曾委婉解释，
孙先生病重，不能接见政治会议的委员们；孙夫人宋庆龄尤不愿孙先生接见宾客，怕影响他
的病况。吴听了这些话之后，便展开了他的“漫谈”。他引述历代的宫廷故事，说当一个皇
帝病危的时候，往往为少数皇亲国戚、殡妃太监、奸相权臣等所包围，发生种种蒙蔽天听、
假传圣旨的事情。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还进而诬指孙夫人
宋庆龄与汪精卫狼狈为奸。他闪烁其词，若隐若现，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暖昧关系。汪
精卫听了这些话，面红耳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满座为之愕然，却也只好装作没有听见，
就此散会。
这件事在会后推敲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因为大家平素相信吴稚晖、李石曾、
汪精卫三人是要好的朋友，汪夫人陈璧君和吴稚晖就一同住在李石曾的家里；现在居然在会
议上说出这样露骨讽刺的话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我所知道的，这是吴稚晖和汪精卫间
第一次的交恶；也许他们就是从此分道扬镳的。
吴稚晖的这些话，只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他那些鬼话自然没人相信。多数人反而觉得汪
精卫受了委屈，增加了对汪的同情与敬佩。本来人们心目中只认为汪是随孙北上办外交的，
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现在觉得他能容忍持重，气度大于胡汉民犷这些观感也许对
汪以后的当权大有关系。当时有人说，汪之不肯担任这临时政治会议的主席，原来是有人从
中反对。有人推测，大概是吴稚晖有甚么话，没有机会向孙先生陈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
因而出诸于会议上对汪的讥笑谩骂。有人称许汪精卫在苦心孤诣维持这个局面，认为他决不
会有意隔绝孙先生与其同志间的联系。也有人埋怨，这都是由于汪的过分谦让，才引起这次
的是非。
我们的政治会议虽然发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现象，但还能维系下去，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主要是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对孙先生采取傲慢的态度，虽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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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亲自去探视孙先生的病，段却断然拒绝；这使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大为
愤慨。不少人说，段氏希望孙先生早死，并企图气死他。再则段氏也瞧不起国民党及其在广
东的实力，他不但不罗致国民党人士去参加善后会议；而且不断的施以恫吓，不是说要逮捕
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就是说要取缔他们的活动。这些事相应地阻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
使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鲍罗庭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显得重要了。他比孙先生早到北京，以
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
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
不繁的提出来。因此，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这样，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重要
的事还是要鲍顾问出来说话，才易于解决。
当时几件有关政策的事，在这个政治会议中，都大致得到解决；这与以后国民党的发展
也大有影响。首先是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对段让步，不斤斤于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
名称上的争执，但提出两个要求、一、善后会议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
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卿弋表；二、军制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归还于国民会议。
并保证这两个要求如被容纳，当表赞同善后会议。这个声明就是鲍罗庭征得孙先生同意，向
政治会议提出通过的。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个让步是相当大的。因为这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而且所要求加
入人民团体的代表，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并不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制财政
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解决一点，；主要也仅是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受打击而已。
当时不少的国民党左派为这个让步表示不安，尤以共产党员为甚。国民党方面曾向他们在广
东等地的组织函电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党员大会上说明国民会议预备会既不能实现，
现在有条件的参加善后会议，与共产主义者参加西欧各国的议会是同其性质。这些努力使国
共双方多数同志获得了谅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颟顸的拒绝了孙的两次要求，他于一月二十九日致孙中山先生电
中，仅允聘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总商会之会长，
为善后会议备谘询的专门委员。段的答复，显然是藐视孙先生这最后的让步。我们的政治会
议觉得如再迁就，就将丧失一切，因于一月三十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
议》的决议。
就这样，孙段之间完全决裂了。这在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方面说来，是丧失了统一全国的
最后机会，在国民党方面说来，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
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式；二日我们的政治会议以国民党的名义通电全国，
表示“仰体本党总理的意旨，对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
组织法》。这样国民党与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对台戏来了。
二月间，北京有两个会议在举行。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善后会议—这个会议对北京政局其
实不能有甚么实际的影响，段氏只将它看作是协助临时政府过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
切政治的实际发展，还是由军阀们在那里操纵。另一个便是中国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促
成会，参加的多半是学生会、工会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任务是在否定善后会议，支
持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供促其实现的具体方案。
国共两党原拟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变成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国民运动，但也未能如愿。中共
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促成国民会议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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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在段祺瑞的压迫之下，也只有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反抗的表示。但
因不少国民党要人不愿与段政府过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势沉重的孙先生的优虑．因而这个国
民会议的促成运动，声势并不浩大，事实上仅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而已。
其次是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问题。国民党要人受着段执政的轻侮，都觉得非有军事实
力作后盾不可，因而联络国民军便是我们政治会议所策划的主题之一。汪精卫等曾与冯玉祥
及其代表有过多次的接触，于右任负责联络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王法勤等则与孙岳的国民
第三军相周旋。鲍罗庭对于这件工作更是起劲，他获得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协助，曾到张家口
与冯玉祥作过一次颇著成效的长谈。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