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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表面的情况，无法更深刻的去了解这城市的内容。
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是在一九二○年四月间成立的。苏俄为了应付鞭长莫及的
远东，尤其是日本军队虽经过各国干涉，但尚未退出这一带地区的复杂情势，才建立了这缓
冲国。一九二○年八月间，苏俄派到中国去的优林（Yurin ）代表团，就是由这个远东共和
国所派出（以接洽商务为名，实际却是促进中俄外交关系的建立）。按照它当时的宣布，它
实施一种与苏俄政府有所分别的民主主义的内政和外交；实际上，正如斯大林在《真理报》
的访问记所说，它不过是苏俄的一个特别区域而已①。果然，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日本军最
后撤离海参威后，远东共和国因再无存在的必要，便于十一月正式取销了。
过了几天，等到另外一批代表又从满洲里到达之后，我们便搭上了到伊尔库次克的火车。
在这条铁路上，车行比较平稳。我们一共四五十个代表，分乘两节车厢。虽然车厢还是像从
前一样破旧，可是有了一节餐车，可以到餐车上去走动走动，并享受招待外宾的特别餐。同
车的俄国旅客不能进入餐车，他们都是自备面包，车上对他们没有任何供应。我们见那些旅
客身上带着不少旅行证件，以备随时检查。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有公务的，普通旅客很少，
也有几位女学生，是到西伯利亚西部去学医的。
在这段旅途中，我们的自由似乎多了一点。停车时可以随便在车站上走动，行车中也可
以在餐车上向车外眺望。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苏俄内战时的破坏情形。沿途，特别是车站
附近，可以见到许多破烂的车厢和损坏了的火车头倒在铁道两旁。那些东西有的盖春很厚的
雪，有些没有被雪盖住，尚可以看见战时的弹痕及破坏的情形。车站上的货仓不仅空无所有，
而且破烂不堪。车站的办公房屋多数都遭损毁，车站旁固然没有在一般车站上常见的大煤堆，
即加水的水塔等也大多还没有修复。我们所坐的火车，多数的时候是用湿的木材作为燃料，
因此走得很慢，在车站停留的时间也很久。特别是水塔没有修复的车站，要用人力来向车头
加水，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火车经过桥梁的时候，桥的两头照例有兵把守，旅客们不准向外
张望。代表中有不懂得这种规定的，有时探头外望，那些守兵便向他们作射击姿势，以示禁
止。
这些情景使我们这些陌生的客人不免惊奇。我们这儿十个代表中，没有一个能说俄语。
俄国人中也几乎没有能说中国、日本或朝鲜语的。只有招待我们的那个俄国人，用生疏浅陋
的英语，很费力的向我们解释。据他说：这里一带是红军白军数进数出的地方。任何一方撤
退时都将火车头、车厢与车站的一切设备尽力的破坏。
列车停留在比较大的车站时，常有俄国人到月台上和我们谈话。代表中经常欢喜问他们：
“你是不是共产党？”那也是许多代表所唯一能说的俄国语。他们往往苦笑着答复：“是的。”
再说下去，就彼此都茫然了。对我们这种行动，那位负责招待的俄国人再三提出警告：“不
要和那些老百姓谈话。”有时，他甚至很生气，将围在我们四周的俄国老百姓逐走。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要
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的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明所以。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
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从前寄居在西伯利亚
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
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系另一
问题；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了。
“要不要盐”，成为我们这些代表的话题。大家认为这是帝俄欺侮中国人的一个象征。
帝俄要侵略中国，奖励俄国作家写了很多小说故事，将中国人形容得不像个样子。这种风气
流行到俄国一般人民中间，“要不要盐”就成为极普通的一句话了。我们从哈尔滨经满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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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到这些地方，处处都可以看见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满洲里到赤塔一带，原来都是中国的领
土，在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后，这一带便变成了俄国的地方。不但如此，它的势力更得寸
进尺的向中国东北侵入，大肆蹂躏，这次在哈尔滨还可以看见这种情形。我们所行经的这条
铁路，就是当年帝俄为了侵略中国、经营远东而建设的。它事实上既然如此积极进行侵略，
当然在精神上也要竭力培养他们老百姓轻视中国人的心理。此时当权的共产政府，是否能够
完全去掉这种传统的心理？它们又有甚么方法，来使这些喝醉了酒便拿鞭子打女人的老毛子
根本改变对中国人的轻蔑心理？这一点，我们这些景仰苏俄革命的代表们都想考查一番。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
气。他们衣衫槛楼、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
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嘲笑中国人的迂缓习
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当时我们接触的俄国人并不算多，但从
招待我们的人员以及餐车侍者等口中常听到“西卡士”（意为即刻到）这一句话。他们口中
说的是“即刻到”，事实上往往要等几个钟头。于是我们也就奉赠他们一个别号：“西卡士”。
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
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我们在火车上过了大约三天，才到达上乌金斯克。火车在这里停了一天，进行很严密的
检查。自旅客以至车上职工，都一个个的检查文件和行李；车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搜查过。
俄国旅客被检查时，首先要出示旅行证明文件，其次要出示最近几年来的工作证明。如被发
现有一点疑问，便加详细盘问。倘若检查人员认为不满意，轻则在证明文件上批以考语，重
则随时押领下车。招待我们的俄国人解释，火车即将进入苏俄境内，不得不有严密检查，这
些代表也并不例外；除了没有证明文件可供检查外，其余和俄国人一样，每个人的行李都要
经过彻底翻查，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要搜查。他们对我们虽然比较有礼貌，可是一些人已
经感觉很不舒服，不免对那些检查人员多说上几句“西卡士”。
过了上乌金斯克，不久便到达色林河边。车上又经过一番检查，这才继续西行。越往西
走，我们感觉到粮食短缺的情形越加严重。大概在远东共和国尚可以从中国东北输入一些粮
食，多少可以弥补；到了苏俄境内，国外的粮食不能进来，而内部又正闹着灾荒，饥饿的人
民便受到双重的威胁。火车沿着贝加尔湖蜿蜒前进，经过了许多森林地带和一些很长的隧道，
眺望着那一片冰浪银斓、浩无边际的贝加尔湖，使我们想起了苏武牧羊、大节不屈的悲壮故
事，不免触发思古的幽情。照战前的行车速度，由赤塔到伊尔库次克还不要两天的时间，这
一次却经过了一个星期之久。
① 该访问记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第二章 在伊尔库次克
伊尔库次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在这里设立远东局，又称伊尔库次克
局，这个局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在调查远东的各种情状，联络远东各地的共产
主义者，并扩展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当时伊尔库次克以东，还是由远东共和国统治着的不
安定的地方；这里才是苏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真正的工作中心。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
后改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以择定在这里举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一我们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方才知道远东局的一些内情。它在
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施玛斯基等于是西
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
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五年以前的
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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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远东局下分中国部、蒙古部、日本部
及朝鲜部等。中国部的主任是麻马伊夫，他懂得一点中国话，后来曾到中国担任加仑将军所
主持的军事顾问团顾问。除各部外，另设有一个情报局。情报局工作最忙，有几十个人经常
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务则比较清闲，只有寥寥二三个人办公而已。施玛斯基不仅主持西伯利
亚全局，即远东共和国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导。他因为职务太多，忙不过来；所以远东
局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负责。但远东局的实际工作当时并没有开展，只是搜
集远东各地的各种资料，开始做着研究工作。
我们这些代表住在远东局事前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这住所外表虽不很讲
究，但内部的设备尚称齐全，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并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两次
取暖。此外尚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晚餐减少一汤，总算可以吃饱，
较之一般俄国人民的饥饿生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房间经常由几位女工来收拾打扫，有
一个替我们在璧炉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他温雅的举止和生火时的不熟练动作，
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他在生火时常向我们讨烟头吸，如果那位代表给他几枝香烟或一块面包，
他便千恩万谢的说个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经熟识，这次和我见面后，很关心的问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学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鲜代表大
约十人，由设在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内阁总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长吕运亨两人率领。爪哇代表
一人，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尼共产党书记，由马林在上海向荷属东印度物色而
来。菲律滨、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
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
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广东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
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
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
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
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
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
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
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
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
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有时有少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