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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
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
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在武汉末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农政部长的辞呈,
认为太过软弱,表示不满,也有过指责。这件事,也许就促发了他单独行动的决心。南昌暴
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
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
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
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
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
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
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
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
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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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
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
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
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
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
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
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
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我自觉我的领导信用是受
到打击了,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无法挽救中共领导的凌
乱局面。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
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得车赶往南昌,但他
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
张发奎赶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言:“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
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
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
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将马回岭以次的沿线部队,都依计划移向牛
行车站及南昌附近,并布置警戒。
南昌暴动,决于八月一日上午三时发动。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
的军队的武装。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郊各军事要地。
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
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
当行动开始时,叶挺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都是他的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
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
都已被全部占领。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急
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建立政权这一问题,我和谭平山等所考虑的是成立正式的国民政府或成立临时性质
的政权机构,我们没有提到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一般的看法,以为一个正式政权的建立,
须有稳定的地盘;而又必需有继续的军事胜利,才能获致。同时,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又
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并反对托洛斯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
决定了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
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
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
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
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
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
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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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
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
党左派人物,只有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和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
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
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
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
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
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
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
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
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
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
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
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
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
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须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
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
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
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
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
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
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
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
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
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
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
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
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
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
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
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
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
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
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在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
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
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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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
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
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
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
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
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士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
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佚和兵伏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
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
部,脚板上都瘇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
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
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
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象一座五颜六色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