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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
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
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
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
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
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
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
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
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
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
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
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
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①南下广东的路线曾有两种主张，甲、由鞍东抚州瑞金线入东江，即暴动军所采用的路线。乙、由樟树
吉州赣州线，即系沿翰江的大路，周逸群曾有此主张。见一九六四年英文中国季刊第二期C．Martin Wilbur
所作《The Ashes of Defeat》文中之周逸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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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郭亮陈荫林等两湖农运工作人员曾有此主张，当时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够响亮，故也没有见于文件的记
录中。
③据《蔡廷锴自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香港自由旬刊社出版，上册第二二〇页）叙述此一事件时，仅
谓将范孟声等共产党员，给资遣散。但范孟声从此即告失踪，亦属事实，究竟那一说法确实，作者也无从证
明。
④所谓 AB 团是那时国民党在江西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省党务特
派员殷锡朋所领导，据曾参加此秘密组织的人说，那时为了团结在江西的反共人士，殷锡朋发起组织所谓A
团和B团，凡是资望地位高的编入A团，一般人则编入B团，其A B二字母并无特殊之意义。不过这个团体
以反共产主义为宗旨，所以后来人们就把 AB 二字母，解释为 Anti…Bolsheviks 的缩写。至于彭述之在《向
导》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所说殷锡朋“在江西国民党内已经组织了
一个小小的秘密团体，有党纲有章程，名字叫SM呀！”是否即AB团的别称，抑在AB团之外尚有所谓SM团，
则不得而知了。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
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
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
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
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
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
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
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
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
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
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
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
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
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
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
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
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
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
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
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
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
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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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
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国民党
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操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
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交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
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
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
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
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
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
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
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
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
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
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
确实消息，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
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
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
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助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
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
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
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
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
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
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
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
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
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
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
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
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
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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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
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
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
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
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
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
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
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
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
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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