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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2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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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 
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 
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 
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绌,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 
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 
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 
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 
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 
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 
向周恩来说:“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 
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 
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 
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 
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 
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 
 “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 
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 
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 
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 
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 
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 
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 
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 
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 
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 
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 
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 
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 
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 
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稗甚至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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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 
势大叫杀尽地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 
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 
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 
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 
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 
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 
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 
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 
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 
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 
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 
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 
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 
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 
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 
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 
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 
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 
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 
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 
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 
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 
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 
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 
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 
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老干部就在这类冒险行动中牺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同志, 
则因滥竿充数的流弊,发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牺牲等的现象,甚至出卖党的事件也发生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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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许白昊同志就是因执行这类冒险行动,而丧失了生命的显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 
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 
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十月间由汉口来到上 
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 
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顶顶大名 
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许白昊被捕以后,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许白昊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 
要我们赶速迁避。我听了这些话,十分痛心。许的太太更是悲伤得不得了。我愤恨瞿秋白的 
盲动和他对许白昊的歧视;我也觉得也许就因为许与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对他的怀疑, 
以致有此悲惨的结果。我向来人悲愤的说:回去告诉瞿秋白吧!他无异是杀害许白昊的刽子 
手,不必要的将一个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牺牲了,还要诬蔑他是机会主义者,真是岂有此理。 
我信任他决不会牵连同志们,我愿意仍住在这里,用不着他耽心!后来事实证明,许同志虽 
受到严刑拷问,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贵品格,没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壮烈的与世长辞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发动的广州暴动,使苏维埃旗帜在一个大城市中第一 
次出现;也是瞿秋白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瞿秋白等兴高采 
烈,幻想着胜利就要来临了。我则向他们建议,这支暴动队伍很难在广州立足,应迅速开往 
海陆丰一带农运有过优良基础的区域去。我这种实事求是的建议,竟被视为故意浇冷水,是 
十足的“逃跑主义者”。李立三同样抱较乐观的见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广州暴动的紧急关头, 
他愿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担负一项实际工作。三天之后,广州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区委书 
记张太雷阵亡的噩耗接踵传来,李立三便奉派赶往主持广东区的工作。从此,这位小弟弟, 
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风,而青出于蓝的酿成后来有名的“立三路线”。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 
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过的房间内。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些同住者,触目 
伤感。她本是活泼美丽的少妇,那时一变而成为蓬首垢面的泪人儿了。她在旅途中,强抑哀 
思,谈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们这里,满腔的悲痛,便尽情的倾泄出来。我曾劝 
慰她:悲伤是无补于事的。张太雷还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广州暴动的英雄。也许我们不久也 
要死,死的情形或许还不如他。 

    王一知同志亲身参加这次暴动,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详细向我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现在 
我概括的追记于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广州市内的枪声响了。暴动的基干队伍,是原第四军的教 
导团,团长叶剑英同志。这一团里面,暗藏着的中共党员很多。他们首先制服了这一团里面 
的反动军官;再开始袭击第四军的炮兵团、警卫团和城内各机关;分别予以缴械和占领。但 
工人赤卫队参加暴动的并不多。因此,这支约立千人的暴动队伍,摆在诺大的广州市内,实 
在感觉到力量薄弱。广州的河南,依然为李福林部据守,连第四军在广州的一个留守处,都 
没有攻下。四郊的农民,也没有响应。 

    十一日中午,在广州市内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实在不见得热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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