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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急救办法，要求他们告诉我整个区域粮食问题的现状。
他们告诉我鄂豫皖苏区有两个主要部份：一是以七里坪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一是以金
家寨②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在鄂豫皖边区内，叫老一点的苏区有黄安的七里坪和高桥区，
麻城的北区，罗山的宣化区，这些地方缺乏粮食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其中高桥区因四周
连接白区，比较容易解决些，至于新开辟的光山新集区和在新集以东的沙窝区，粮食的情况
还要坏些。这都是经过长时间打土豪的结果。现在这两区的北面，布满了民团势力，而新集
沙窝两区的人民大半为民团威胁走了，土地荒芜了，粮食也没有了。
至于豫皖边区，包括六安的金家寨区，麻埠区，霍山的流破幢区，商城的南区，和英山
北部的游击地带，粮食状况，大致要好些，因此大部红军，已开到那里去行动和就食去了。
他们认为那里的情况也和七里坪一带有相似的地方。六安一带盛产茶叶麻竹材等，但不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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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出去，所需粮食和其他日用品，也不易运进来，而且军队在那里驻扎久了，到处打土豪，
同样会增大白区和苏区的对立形势。
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迅即扩大为一般经济问题，乃至整个政策问题的讨论。在一般经
济政策问题上，出增加粮食生产外，还要解决苏区内部和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商业问题，市场
价格问题。那时苏区盛行一种强迫规定商品价格的办法，价格也规定得 很不合理，如粮食价
格一般规定得很低，这就造成了粮食外流的状况。我的同志们告诉我，尽管苏区内粮食缺乏，
但仍有少数粮食从苏区流出去。因而我们觉得，要解决粮食问题，就要废除限价，抬高粮食
价格，活跃市场，使苏区以外的粮食，有流入的可能，同时使苏区的粮食不会流出。土产流
出去，换粮食进来。而且苏维埃政府，要全盘改变它的经济财政政策，即由打土豪转变到税
收制度的建立，但这又非一时所能完全做到的。
就在这些问题上，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少数同志如具有立三倾向的戴季英，认为改
变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粮食缺乏的实际问题，只有注意军事发展，继续打土豪，同时纠正一
些打土豪所发生的缺点，才是比较有效的办法。多数同志如郑位三、王平章等，则觉得打土
豪已经造成赤白区的对立，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不能巩固苏区，而且将危及苏区的存在，只
有逐渐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加紧节约和生产，逐渐废除现在打土豪的办法，才是根本之图。
不两天，曾钟圣从前线赶回来了。他告诉我一些军事情况和他正在执行的军事计划。当
时红四军是由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军政治委员。这个军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三个
师。第十第十一师各有三个团，第十二师则仅有两个团（其第三十五团尚在扩编中），人数约
一万人，枪枝六千多一点；再加上地方武装的枪枝，合计鄂豫皖全苏区约有九千条枪。
邝继勋带着第十一师全部和第十师的两个团到金家寨去了，他们的任务是相继解决驻扎
在流破幢、麻埠③这些市镇上的驻军，以期夺取敌人武装来壮大自己，并扩大苏区的地盘。
那一带粮食较充足，可以在那里多行动一些时候。但从此地到金家寨去，中间隔着约一百里
的白区，交通阻隔，因此，无法知道他们行动的近况。
曾钟圣认为国民党政府现在并无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整个计划，只在边缘上有少数白军配
合民团经常骚扰。在新集克服后，他会同余笃三和第十二师师长徐向前，指挥第十二师和第
十师的第三十团在新县西北一带地区活动，企图扩大光山星山的苏区地盘。谁知那里的地主
们坚守着一些寨子，不肯放弃，我们围攻高山寨时，伤亡竟达千人，最后还不得不放弃围攻。
他觉得要进攻那些寨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当地人民都被胁迫到寨子里去了，粮食
和其他的一切也被他们搬到寨子里去了。我们军队所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旷日持久，
粮食无以为继，攻坚又无重武器，不免招致伤亡。他也承认贫民们追随着地主民团，坚决抵
抗我军，是由于打土豪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军分会本身组织并不算是健全的，面临的困难也很多。据曾钟圣告诉我，因为干部缺乏，
只有优先充实战斗部队。这样，军分会本身在人手上更相形见拙了。担任参谋长的蔡申熙，
原任第十师师长，因负伤未愈，才改任参谋长，现在他又兼任军事学校的校长，经常在校里
授课，不能实际执行参谋长的职务，现在参谋部只有一位年轻的李参谋长主任负实际责任，
参谋人员少的可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由余笃三兼任，余到前线去了，政治部的人员多随同
前往，剩下的也为数无几了。军事学校学生不到两百人，住在离这里有六十里的沙窝区，这
些学生除上课外，还要担任繁重的警戒任务。军医处和军需处的组织倒是很庞大的，军医处
所属的医院经常有四千伤病兵；军需处附近设有许多小工厂，如修械厂、被服厂等，还看守
着上千个被抓来的土豪，总共人数要逾两千人。因此军分会的直属机关就超过了五千人。
军需处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们的身份，分别予以“优待”，希望他们能设法缴
出一些罚款、医药用品以至军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们身上愈来愈榨不出甚么油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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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白区的阻隔，白军民团的封锁，以及那些土豪确缴不出东西等等困难，使军需处这项工作
的效果，逐渐缩小。
被俘虏来的岳维峻师长，似是一个最突出的“土豪”。军分会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应
红军二十万元的物资，就可以释放他。岳也欣然接受这个条件，认为这个数字是他能力所能
做的到的。据曾钟圣告诉我，岳维峻这件交易被国民党武汉行营知道了，因而从中作梗。其
后运进来的物资，如医药品，不是赝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东西，而且经手送物资的人，也
多是武汉行营派来的特务。曾钟圣也判断不出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爱惜岳维峻，抑是岳维
峻有意捣蛋。
根据这些情况，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计划。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中央所给予我们的
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苏区的根据地，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权和壮大红军，以期配合中央
苏区（即江西苏区）和其他各苏区一致行动，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共四中
全会以后的中央方针，检讨我们的工作。某些错误应当纠正的，某些政策应当改变的，都应
当立即采取具体步骤。
我表示我初来，许多事还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泽民等同志也还没有到这里，因而我建议
俟沈泽民等到达后，再行改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边区省委。在没有改组以前，仍由特
委会负责，我则暂以中央代表名义，参加特委会工作。特委会应从速准备召集一次特区党员
代表大会和苏区工农兵人民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的任务是厘定我们的全盘政策。
现在所要立即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立即释放一部份已拘
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二、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依照
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适当的补充，立即通令全苏区实行。三、实施新经济政策，
其要点是：取销限价，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食价格，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
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四、土地政策、苏维埃制度和党的组织的健全等，也应立即
研讨其利弊得失，以期实施相应的改革。
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
时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坚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
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
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
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的确，我那时是不愿意轻易
给同志们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线的残余”这类的术语，我就没有用过。我强调只有政策正
确，又能纠正明显的错误，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风，才能获致军事胜利。决不可因果倒置，
误认在军事胜利后才能整饬内部，注重政治纪律。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我们后
来就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在这个苏区里也有不少深明大义的人如王平章、郑位三，他们极力支持我的
全盘主张，认为这是他们早就想做的事。周纯权根据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经验，认为打土
豪发生了严重的流弊，主张立即释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声望的军人，
同样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红军干部中游击习气甚深，邝继勋余笃三的领导软弱无力，师团级
干部中有不少个人英雄主义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红军干部的工作，以纠正他们的游击
习气。
我认为在讨论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都不简单。我了解了一些实际状况，更觉得立三路
线并非偶然发生，其出发点就是将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放在不适当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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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乱和各派军阀相互战争的时机，急速发展红军，向武汉进攻。这种计划实说不上是无产
阶级的近代军事行动，也无胜利之望，但李立三总以为值得去冒一下险。曾钟圣的说法也是
基于许多实际情况，有理由可以自圆其说。我设想毛泽东大体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做
法，将逐渐扩大自己实力一点放在首要地位。这虽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径，但其实际策论，则
甚少说明，也许含有甚多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
我认真检讨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态度。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线让步吗？
或者说，是打吹一阵革命的好消息，强调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方针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
一九三 0 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战事结束，蒋氏获得胜利。南京政
府内部虽然仍有许多纷扰，但蒋氏势力是加强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来对付苏区和红军。
中共中央搬往各苏区，也并非是因为苏区不久可以有惊人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上
海和整个白区不易立足之故。此时此地，我如果重复一些李立三的论调，岂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么？或
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自己就要农民化一点。我认为不可为，而且不屑为。共产主义，显
然是一种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义，显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理想，两者如何能
混为一谈。如果用另一种观念来说，也许可以说我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身怀不满，而且又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
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
来吓服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
和那些行行式式不听话的人。五年以后，和我一直共事的陈昌浩向我说过一些带有批评性质
的话，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爱的领导者，有一些特长为他们所不及，但他直说，他从未
听见我吹嘘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说到，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
当时我承认他所说的合乎事实，但也指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