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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们就利用赌场的“交通”人吸收各地乡民入会。如果湖南的官厅加以取缔，他们就往江西
跑；江西官厅取缔，他们就往湖南跑；而湘赣两省的官厅又难于一致行动，所以他们能自由
发展。三五年下去，赌场的势力愈形膨胀，加入洪江会的乡民也就多起来了。
洪江会专在下层社会中发展组织，入会的最大多数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和负贩挑夫
之类，自然也包括不少地痞流氓。地主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这个秘密帮会以江湖义气
相号召，加入者觉得可以得着一种保障，无论做甚么事都不会受人欺侮。何况加入的人既未
受到甚么严格的约束，那时这帮会也没有昭彰的恶名；因此，下层社会多乐于参加。
成为洪江会指挥中心的那一带的赌场，组织算是不坏的。它们很能赚钱而又颇有信用，
从没听见赌场有明目张胆欺负乡下人的事发生；所以乡村富户参加这种赌博的也不少。而且
赌场和洪江会的活动展开以后，这一带就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小股外路土匪就不敢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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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出没，抢劫的事倒反稀少了。因此，一般人最初预料不到洪江会会有甚么惊人的举动，也不
觉得它们的活动对地方上是十分有害的。
一九○六年洪江会起事的前几个月，首脑们开始表现出他们的政治企图，四乡的风声便
渐渐紧起来。最初是一些反满的故事和神话在传播着，接着又在暗中传出这样的话：如果有
一天洪江会要起事，每家都应在大门上张贴一张用黄纸写上的大“明”字（即明朝的明字），
以为标记。那家大门上没有“明”字标记，就是败类。后来洪江会更标榜出两个主要目标：
“反清复明”和“铲富济贫”。“反清复明”是洪门的老口号，那时已无“明”可复，其主要
含意还是发泄排满的民族意识。“铲富济贫”这口号比“反清复明”的口号渊源还要早些，
中国历史上的叛乱都有这种类似的口号。可是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明确。一般说来，只是
将富户的钱粮没收过来，发散给那些傲傲待哺的贫民罢了。
洪江会起事逼近了，纪律也宣扬出来了。所谓“三刀六眼气”，是洪江会圈子里一种早
已订下的严重处罚，那是说，谁要背叛了洪江会，或者违犯了它的重要会规和纪律，就要被
刺上三刀，并且要现出六个眼来；即每一刀要有一个进的眼和一个出的眼。这种帮会的制裁
办法虽然从未听见真正实行过，但其残酷性足以吓唬乡下人，也能藉之维系其本身团结，作
用是很大的。
洪江会更将它的党徒按照部队的形式编组起来，乡村地域的区划，每十个壮丁编成一个
最小的单位；由洪江会的大头目就十人中指定一人做什长来统率。十个什长之上指派一个百
总；十个百总之上指派一个千总；千总之上还有统领等名称。起事前这个区域里洪江会的大
头目觉得党徒众多，一切似以准备就绪，又因秘密泄露，乃决定突然发难。发难的日期是非
常秘密的，一般人事先毫无所知，官厅方面当然更不知道。那天上栗市惊慌到来的时候，即
是洪江会的头目们正在下达集合的命令。这个命令的要点，大致是指示各什长、百总和千总
召集部属，配带各人已有的武器，按时向指定地点集合，并向指定地点行进等等。第二天清
晨我们三个小孩在文家店铺、门口所看见的农民队伍，也就是依据命令集合起来的一支。
这支造反的队伍究竟用的是甚么名称，其领导人物又用的是甚么头衔，这是一件传说纷
歧的事。只知龚春台确是这次起事的首脑，乡间称之为洪江会大头目或大统领，据说他曾出
过一些布告，但这一点我已找不出可靠的根据来。
龚春台不过是洪江会萍浏区域的大头目，并不是整个洪江会的最高首领。洪江会的大首
领是哥老会的马福益。龚春台的造反计划是将各处集合起来的会众，一起集结在浏阳南部的
某个地点，由他统率着浩浩荡荡的杀到浏阳县城去。他心目中大概以为占领浏阳县城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他设想只要占领了浏阳县城，将造反的旗帜高高树立起来，散布在各地的洪
江会就会闻风响应。
一九○六年夏秋之间，湘赣交界一带地区发生旱灾，十月间这一带的人民已感觉米珠薪
桂，人心颇有浮动。龚春台就利用这种饥荒情况，号召党徒，说打下浏阳县城，没收富户的
钱粮，大家才有饭吃。据说他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挑着箩筐的穷苦人民一同行进，准备打下浏
阳县城可以分得粮食，这一点也是他能够号召大家起事的一个主要因素。
龚春台和其他洪江会头目们发展党徒和办理赌场，表现得很能干；但对于作战一事，却
缺乏应有的准备。据说龚春台确曾集结了一支两万多人的队伍，声势不为不大。可是他并没
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那些大小头目们又都是临时集结起来的新手，显得有些盲
人瞎马。因此，这支庞大的队伍在两天的行动中，不能按时合理进餐，有些分不到房屋休息，
居住行动又无规律，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等折磨。而且这支莫名究竟的农民队伍，在造反
心理上是没有得着充分鼓舞的。这群人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逃亡回家的想头，也不曾充分警
觉到造反失败后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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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即公历十二月八日），这支造反队伍进到离浏阳县城很近的地方，
就遭遇到少数洋枪队的抵抗。原来城内官方得到消息后，在十分恐慌之中从事戒备，紧闭城
门；并派出几十个人的队伍，携带仅有二十六支步枪，出城作无可奈何的堵截。可是这支造
反队伍却在洋枪队隔河稀稀疏疏的射击之下，密集在大路两旁乱作一团而动摇起来了，只支
持了不久的时间，队伍就因失去了控制开始大批逃亡。据说当时这种逃亡情景有如堤防溃塌、
大水奔流一样。头目们在队伍溃退下来之后，曾采取过整饬部队、分股活动等步骤，但大部
分党徒已经逃亡了，无法再行集合，剩下来的各小股也觉得形单势孤，士气低落。在官军进
剿的风声日益紧急的威胁之下，继续活动了几天，头目们认为大势已去，终于采取了解散队
伍、分途躲藏的步骤。事后官方曾大事宣扬说：“十万洪江会被二十六支洋枪打垮了。”
洪江会进攻浏阳之役是这幕造反剧中最主要的表演。龚春台所统率的那一支队伍是其中
的主力军。邻近萍北浏南一带的其他地区的洪江会，虽曾有过一些响应和零星的行动；但他
们听见浏阳县并没有被打下，主力军业已溃散的消息，也就看风转舵，消声匿迹，不敢再有
所活动了。广布在各地的洪江会不能同时发难，显然是这个组织一向缺乏统一领导的原故。
这样，一九○六年洪江会的造反，就和历史上若干次未成熟的“会匪”、“教匪”的起事经历
相似，宣告流产了。
洪江会造反的风暴算是过去了，官军的进剿却接踵而来。
当时我的家庭认为乱事虽已过去，但祸害仍将继续，进剿的官军来了又不知会做出一些
甚么事情来。家里的大人们吩咐下来：不要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
走动，以免遭受牵连。果然，在我回家后的几天，进剿的官军的一个支队到达了我们的山口
村里。这是一支满清的绿营军，俗名叫“绿勇”，每一个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绿色的号褂，背
上有一个大“勇”字。那天上午来到我一家里的是一个哨（即一排），大约二十余人，每人
都背着一口马刀，还携带了几枝步枪。他们进门之后，声势汹汹。有一个大兵抽出马刀，斫
去陈设在木厅里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长立即装腔作势的宣布：“你们这个地方是造反的
区域，你们为何不预先报告？现在朝廷有上谕，造反者就地正法，隐瞒不报者同罪。再有甚
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首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样，对于军队是一向不怀好感的。他们心目中
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蛮不讲理的可怕人物。他们对于“绿勇”到来，显得惊慌失
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的周旋，对于绿勇们的横暴行动却不敢有
所抗议；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补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满清
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补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厅和军队对于有“功名”的人，
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
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
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
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
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去了）。因此，
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我家这些读书人，平时不过问地方上的事
情，也不出入当地衙门，他们实在不习于应付绿勇们的骚扰。
随着绿勇之后，当地的保正、闾正等也跟着来到了，他们不仅有责任来从事招待，而且
也是应付官兵们的内行。绿勇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干变化，我家大约花了
不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绿勇在酒醉饭饱
之余，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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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勇在我家骚扰了一阵之后，就分途去捉拿“会匪”。他们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
家挨户看见壮丁就抓，捉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离我家五里的一座庙里。
哨长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等前往指认谁是造反的“会匪”，以便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我家大人又是一个大难题。他们知道自身决不能去指认，如果说被捉的人都不
是“会匪”可能会犯隐瞒不报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认出来，这无异是亲自置人于死地，
还可能牵连甚多，实在是一件不愿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钱能通神”，事情又如此这
般安排好了。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们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为办理。这种通融
办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脱了。于是我家大人只有提心吊胆的挑选几个伶俐的小孩去干这冒险的
勾当；我也是被挑选的一个。
我们这些小孩事先经过父母的密嘱，随着保正及绿勇走到那庙里，看见满庙都关的是诚
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发问：“这是不是造反的会匪？快说。”小孩们
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
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
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
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
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
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
到我家，表示谢意。我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
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
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