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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有陈调元部两个旅，
这是我们上次占领麻埠独山后，最接近我们东面的一个敌军据点。敌军在这市镇的周围，
驻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系城堡。我军在苏家埠外围，同样广掘交通壕和建筑防御工事，并
利用交通壕，逐渐缩小包围圈。
我们的计划是围住苏家埠这一点，断绝苏家埠敌军粮食的供应，逼使他们投降，并消灭
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敌军。这一带地区地主民团的势力颇大，一般人民畏惧于红军接近，
而且我军的兵力又远较敌军为少，我们须从各方发挥我们的力量，才可望获致胜利。
我们极力争取当地居民的同情，孤立地主民团的势力。我们宣传红军所到的地方，农民
可以安居乐业，都不要向地主交租和还债，一俟情况安定，将实行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
我们宣布红军绝不会侵犯当地穷苦人民的利益，只向土豪征发一部分粮食。我们也要求地主
民团势力不要与红军作对，否则就要受到我们的惩处。
由于这些叫温和政策的实施，当地人民多半留在家里，没有被地主民团胁迫逃避。一部
分农民还对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虽然还不敢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分配土地，但极愿不露
面的帮助红军的某一个行动。我军所需要的粮食，全部要就地解决，这一带确也是盛产粮食
的地方。我们征发粮食，事先有当地穷苦人民的代表鉴别那些人家是真正的土豪，实行征发
粮食的时候，由当地人民带路。我们并不征发土豪粮食的全部，只斟酌情形，征发半数或大
部分。征发来的粮食，也有一小部分用来救助当地穷苦人民。
当地人民对于我们的同情，日渐增加。我们在军事上获得许多方便。我们不须派遣军队
去征粮食，只由政工人员率领少数武装人员去办理。一般人民开始感到，红军来了，他们的
日子过得较好了，首先是免去白军和民团在乡间任意滋扰。务农的和经商的熙来攘往，多希
望陈调元部队失败，赶快离开这儿。当地人民还供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我们很注意节约兵力，利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和工事，只须一团人，就可以胜任愉快的
包围苏家埠。敌方经常有少数飞机来轰炸我军，但由于交通壕的掩护，不特不能予我们以重
大的损伤，也没有妨碍我们的行动。敌军知道我们包围苏家埠的兵力，小于守军的四倍，经
常向我们突袭；有时还借助于飞机的掩护来进行。但我军在交通壕内，行动神速，是敌人的
策略成为画饼。敌机也常向苏家埠投掷粮食，补给守军，但为数很少，而我们的包围圈越缩
越小，投掷的物品经常就落到我们这边来了。
这样，我们经常保持八个团的机动部队（红四军共有九团，除一个团包围苏家埠外，还
剩有八个团）。当时六安和霍山各驻有敌军陈调元部的一旅，多次企图策应苏家埠的守军，每
次我军都以优势兵力将之驱退。后来，我们只需少数地方武装，就能监视这两处的敌军。
苏家埠的守军被困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已无逃出的希望；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
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王钧部三个师进到苏家埠附近时，我军以全力
向敌右翼抄袭，王钧部大部被歼灭，总指挥励世鼎被俘。守军至此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开城
投降。
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
其残部退回合肥去了。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约五千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
先后获枪一万五千枝（包括几次小的接触所缴获者），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能不说是
一次空前的大捷。
这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动。蒋介石似乎觉得，那些杂牌部队是不能济事了，开始调用他
的嫡系主力来对付我们。我们获知汤恩伯部第二师正由河南许昌信阳一带，向潢川集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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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图乘虚进袭新集。同时，这正是一二八淞沪对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蒋氏高唱“攘外必先安
内”的口号，我们在六安的军事行动，当然被视为是扰乱后方安宁的罪行。
我们检讨这次战役，觉得战斗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包围一点，消灭援军”的军事策略，
在这次战役中，运用得极为成功。政治工作也发挥极大作用。我军本可以乘胜占领六安霍山
等县城，向合肥进逼；但认为汤恩伯部如果进袭新集，将动摇赤区的根本，因此，我们移师
西向以制机先。
我军旋即有苏家埠直趋商城潢川，找寻汤恩伯主力决战。我们抵达商城城下时，城内守
军据城防守。我们首先故作包围商城的姿态，然后全军循商潢公路，向潢川挺进。驻在潢川
的汤恩伯似已得着商城的告急电讯，拟会合商城守军，里应外合来夹击我们，汤恩伯由潢川
率第二师等三个师的兵力，向商城进发。敌我两军相遇于“豆腐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遭
遇战。
两军前哨接触后，敌军迅速就地展开，匆匆占领阵地应战。我军原擅长遭遇战，立即表
演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过短时间的肉搏，敌军的阵势已呈动摇；我军攻势再接再厉，敌军
就全部瓦解了。敌军兵力超出我们两倍以上，机关枪火力更远较我们的为强，但作战意志却
远非我军可比，一经较量，优劣立辨。敌军大部向潢川溃逃，一部据守公路两旁的一些水寨。
担任总指挥的汤恩伯，也在乱军之中，退到一个水寨里去了。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因受沿途水寨里敌军的阻挠，不能展开有力的冲击，结果我们在这
一役中只俘获敌军人枪各近两千，我军的伤亡也超过五百人，这是我在这个区域参加作战以
来，我军伤亡最大的一役。敌军溃退时，把那些来自外国的优良装备，沿途抛弃到水塘和水
田里，以期迅速逃离火线。著名的汤恩伯师，就在这一役之后，调离潢川整补去了。
就在这次战役之后，蒋介石似觉得鄂豫皖区的力量，再也不可轻侮了。而且鄂豫皖区地
处冲要，红四军动辄可以威胁武汉，截断长江和京汉路的主要交通线，无怪乎天把这个区域
看作是心腹大患。因此，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成为蒋所急于要进剿的主要对象。蒋乃在武汉设
置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这样，鄂豫皖区在蒋的“剿匪”日
程上，已列为第一位。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我们对蒋的企图虽然还未详细知悉，但已隐然觉得我们将要面临更
大规模的战争，便加紧部署红军力量。邝继勋编组地七十三师的工作，进行的颇为迅速，得
到一般同志的赞许。这时，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组本区的军队为第四方面军，辖原第
四军及新编组的第二十五军，以徐向前为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他们两
人仍分别兼任第四军的原职。邝继勋升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率领已编成的第七十三师前往豫
皖区金家寨苏家埠一带，利用在苏家埠一役中所缴获的武器，从速编组地七十四师及第七十
五师。其第二十五军军政治委员一职，则暂由蔡申熙兼任，但蔡原为参谋长，且为红军学校
的职务所羁，军政治委员的职位，暂时只是挂名而已。
我军最重大的缺点，是缺乏训练，便积极在这方面谋求补救。我军作战，军官们身先士
卒，因此干部伤亡数字较大，这种情况一直不能纠正过来。我在上面说，徐向前受过伤，师
长如刘英陈赓也先后受伤，团级以下的干部伤亡更不可胜计。我们干部的补充十分困难，我
军乃抽空实施战斗教练，以期士兵能散开利用地形作战，改正由军官率领密集冲锋的作风，
这也是减少伤亡的要着。
我军的装备是增加了，有了几尊山炮，几十尊迫击炮，以百计的机关枪。我们需要训练
炮兵和机关枪兵。同时，也缴获了一些无线电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凑修理起来，训练
编组人员来使用。我们缴获来的枪枝，一部分已发交地方上的独立团，但尚存有一部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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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也能修理枪枝和制手榴弹之类的武器，正在日夜开工。新兵也随着武器的增添而增加，
训练工作也就繁重而复杂化了。
我们的军事工作暂时分成两个区域来进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在鄂豫边区四周行
动，加强训练，并充实地方武装。以邝继勋为首尚待充实的第二十五军军部，则会同金家寨
一带的党政机关，在豫皖边区负担同样的任务。这个分工对于邝继勋说来，拟是相当沉重的
责任：他要单独对付那方面周围的敌军；他的二十五军军部和第七十三师尚须继续加以充实，
还要编组两个新师，又要扩充训练那一带的地方武装，并指挥他们作战。工作之繁忙和他的
才干，本不是完全相称的，然而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也只好暂时听之。
除军事工作外，这个区域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获得若干进展。首先是粮食不再感缺乏了。
一九三一年中国各地发生了很大的水灾，但我们的苏区因雨水充足和努力生产，反而是大大
的丰年。没有了粮荒忧虑，社会秩序也显得安宁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工作，主要是征
收粮税，储藏粮食，储备种籽等等。
老苏区的土地经过重逢以后，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证也发到了各个农户手里。一般农民
觉得他们有了一块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绪为之高涨。代耕制度有了相当的改善，农
民们的劳役负担，也相应的减轻了。一般人都庆幸本乡土不再受到白军民团的侵袭，边疆上
的粮食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掠夺。
财政经济政策方面所收得的成效，尤为显著。苏维埃政府的收支，日渐接近平衡。一九
三二年三四月间，我们的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费。
敌人虽然加紧封锁，但我们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
上的食盐，这是用苏区土产向白区换来的。
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也是我们能冲破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因素。驻在金家寨背面固始三
河尖一带的敌军，就是不认真执行封锁法令的杂牌部队。那支敌军因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他们
待遇不公，军饷缺乏，在当地实行走私，以辟财源。这个敌军旅长并与我们订了一个通商条
约，其要点是彼此互不侵犯，经他的防地进出的货物，准他私收定额的税款，我们的商业机
关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补偿初办时税款的不足。这样我们出入口的货物，就在这个缺口通
行无阻了。
此外，苏维埃政府各级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渐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为，以及
捉土豪迫缴罚款的事也大为减少了。苏区农民到白区去抢粮食的事从此绝迹。党团员的数量
增加了，党团和民众组织加强了。苏区内到处在修桥补路，建置驿站和各种小型工厂合作社，
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这些进步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访问过老苏区内的一些老农民，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
大致表示苏维埃政府的新章程新办法，与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从前的一些造反行动，如白
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的举事，显有不同，即较之一九二七年的农协运动，也有进步。现在
这里一片兴旺的气象，这样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
还要若干年，天下才能太平。老农们的这种观感，刻划了当时那里的真相。
我们最大的苦恼，确是力量不易扩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间，这个区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
万以上，比较稳定的区域（即老苏区）拥有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新发展的区域，
政权机构大致上还不算健全，，土地还没有分配好，地方武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当时称这
类地方为“尚未稳定的区域”，但它占了我们全区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努力主要放在这些区域
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们不能单靠发命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