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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反日运动的浪潮，也还没有泛滥到这里来。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更是人们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于
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
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
记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个“很能干”的军阀王陵基，受任为剿共军第五路总指挥，
率刘湘部向我军进攻，曾发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内容大意说：“三民主义主张节
制资本”，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共产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显然是共产共妻的邪说。这样
将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割裂为二，张冠李戴，简直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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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四川这种闭塞的情形，对四川的中共组织也有影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在我们
打垮了田颂尧之后，由成都潜行来到通江，一时成为我们大家欢迎的对象。他到处发表演说，
着重指出田颂尧虽然被打垮了，但较田部实力为强的其他四川军阀，正计划动员所有力量围
攻我们，因此，我们要准备应战。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四川省委组织单弱，党员人数很少，
工作还未展开，他并不知道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详情和中共中央对反日运动的态度，因为他与
中共中央之间，早已失去联系。他虽立即成为川北苏区省委的常委，是一个参与决策的要角，
然而，这个新血，并没有能将四川省外的新变化，带到这个偏僻地方来。
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川北苏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八月下旬在通江开幕。
到会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乡村选举出来的农民，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
席的身份，向大会致词。为了使代表们能够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另行分组讲解和讨论，
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用极浅显的词句，讲解有关苏维埃这类名词的内容及我们所推行的政策
的大要。这些代表们的知识水准很低，要使他们懂得大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很费力的事情。
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什么回事。他
们不像鄂豫皖区的农民受过革命风云的锻炼，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
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区的农民大体还知道这一点。前者还知道有苏兆征这样的
人物，因此会联想到苏维埃与苏兆征有关；而后者除了知道四川几个军阀的名字以外，对于
苏维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多数仍受神权命运等旧观念所支配，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四川军队迥然不同的
红四方面军，而这支军队竟又会到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外省军队到了四川总是胡作
非为的，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能一反外省军队所为，专为穷人打抱不平。他们不理解共产党
和苏维埃这样抽象的名词，总希望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用他们脑中的神权命运观念来
牵强解释一番，这样，就发生过一个可笑的故事。
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对我就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联想到
民国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坝地方，曾有一位姓张的青年农民，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
暴动。不久暴动失败了，那位张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坝附近的人，认为现在的“张
国焘”，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坝暴动领袖张某，他们说两者之间身材年龄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
草坝的张某流亡在外，经过神仙指点，现在脱胎换骨回来了。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苦草坝的张
某，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会来到通南巴，视通南巴如家园，爱护备至，足证此张某即彼张某
了。这种讹传迅即传遍了整个川北苏区，为一般乡下人所深信。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这
类名词，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法语”而已。
这个讹传曾风靡一时，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这与通南巴的风水和人
民命运大有关系，甚至那位农民暴动领袖张某的妻子，都曾来看看我是不是她失踪了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愿助长乡下人这种愚昧观念，我和其他同志们都极力否认这是事实，积极向人民
解释共产党和苏维埃的起源，说明红军是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而张国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
共产党员，并不出生于四川。经我们多方解释，人们才渐渐了解到共产党和苏维埃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原有的讹传也逐渐消沉下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当地人民的旧观念，期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我不想
多耽误读者的时间，去发掘此中的详情。简单的说来，川北苏区后来虽然也产生了一些革命
人物，但论到当地的中共组织，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团体。
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川北苏维埃政府，和鄂豫皖苏区政府一样，这个新政
府进行着同样性质的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所遇到的困难有异于鄂豫皖区，表现了这里的特
点。分配土地是首要任务，在这个区域内积极执行，一般说来，通南巴一带地广人稀，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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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鸦片之后，粮食耕种的面积增加了，但还有些山地，因为无人耕种荒废在那里。土地多于人
口，在分配上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分配的办法是：原有自耕农的土地不动；佃户耕种地主
的土地，即归佃户所有；然后截长补短，富农土地多余的或佃户耕种面积过大的，都匀出一
部给土地不足的，此外还搭配一些山地给土地不足的。我们同样发给土地使用证，但认为现
在的分配，乃是初步性质，将来仍可查田重分
这个区域内红军战士家属，多分得较多较好的土地。因此，他们可以用半雇用劳动或部
分雇佣劳动，来代替耕作，没有发生像鄂豫皖区代耕制度的问题。这一带山区常发生妇女招
“上门汉”①的事，甚至红军的逃亡士兵，有些也被山里的妇女召去当上门汉去了。这是过
去苛捐杂税的压迫以及鸦片的毒害，加重了壮年男丁不足的现象，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为了红军家属的土地不致荒废，也只有任他采用雇用劳动的办法了。
当地穷人对绅粮们极其痛恨，报复心理十分浓厚。在各乡村的群众大会上，都充满了报
仇雪恨的事情。一个土豪劣绅往往被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的苦主控诉；甚至一个只是当过甲长
的人也难免被农民控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农民分清主从，辨别轻重，不要将土豪们
的小爪牙，也算成土豪。各乡村农民往往发生对土豪劣绅直接行动的事，苏维埃政府则要求
群众应将这类案件，叫县政府政治保卫局或革命法庭法办。
红四方面军的政工人员不直接惩办土豪，往往还纠正一些当地人民处罚土豪的偏激行动。
拘押土豪追缴罚款的事，在这个苏区内并不常见。我军政治工作人员会同当地人民征发土豪
劣绅的粮食的时候，也没收他们所储藏的鸦片，其价值即足以供应我军。在禁烟高潮中，没
收鸦片是天经地义，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分土地和打土豪这两项工作的进行，逐渐引起地主土豪们的反抗，也使苏区的人民发生
阶级分化。地主土豪们最初也曾赞扬红军废除苛捐杂税的章程，但他们惧怕当地穷苦人民的
报复行为。他们用请客等办法，联络当地与红军有关的新兴人物，希望少作些有关他们的报
告和不要乘机报复。这些补救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才认清穷人与红军原来是一体的，乃采
取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暗中活动，造谣挑拨，离间苏维埃政权与人民的关系。
当地穷苦人民革命情绪虽然很热烈，但究竟缺乏组织力，特别在地方武装方面完全表现
出来。这里也和鄂豫皖区一样，组织过人数众多的人民自卫军和少数的独立连等。可是自卫
军往往不容易集合行动，独立连的战斗力也极薄弱，缺乏得力的干部是地方武装脆弱的主要
关键。一九三四年夏季，巴中南区少数地主纠合了约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占据鲜家寨，发动
反苏维埃的暴动。我们的地方武装竟无力抵抗，结果还是借助于红军的力量，才把叛军敉平。
这个区域内的经济，本可自给自足。除了食盐要取给与外埠，其他的日用必需品大致本
地都可以生产。工业产品如兵工器材缝衣机医药等，则感十分缺乏。市场情况和商品价格，
当然随着战局而转移。当地人民普遍要求物价降低，往往任意限制市场价格，使市况趋于萧
条。
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赞成限价，而是奖励贸易，繁荣市况；只对那些高抬市价的投机商
人，予以打击，不准他们任意兴风作浪。我们在这里也建立了苏区的银行，发行货币并征收
农业税和商业税等。在各个集镇上却没有商业指导人员，往往由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委
员担任，主要任务是掌管标准的度量衡，废除商业上的许多陋规和中间剥削等等。这些设施
有相当的成效。
各项紧急工作，始终耗费了苏区政府主要的力量，除我在上面说过的动员运输队协助军
事行动外，还需与疾病作斗争。这是个疾病流行的区域，痢疾、皮肤病、感冒非常普遍，性
病、眼病、伤寒等症也会死很常见。一般人缺乏卫生常识，疾病的流行更为猖獗。川北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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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在各处设立医院。这里原是医疗人员和医药两缺的地方，人们又习于
求神问卜和依赖鸦片，我们反对这些迷信和偏见，提倡卫生和医疗。这样做的结果，中医师
成了人们尊敬的任务，各集镇中药铺的生意也随着十分兴隆了。
一九三四年秋，痢疾大肆猖獗，苏维埃政府属下的医院，简直无法收容所有的病人。川
北苏区政府的总医院，住院病人多至二千二百人。其余各县医院每院普通也在五百病人左右，
各乡区医院所收容的病人少则四五十，多者也大百人。医院里的病人，因痢疾而死亡的，以
日计的最高纪录曾达一百七十余人。在各医院服务的近两百名的中医师也因传染了痢疾，死
亡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次痢疾的侵袭蔓延约两个月之久，造成了恐怖状态。据当地老农民说，
这一带近十年来就曾发生过两次这样严重的传染病，因为没有像苏维埃政府这样照料人民的
政府，所以上次的情形还要可怕的多。
这个区域的妇女们特别活跃。他们组织了妇女联合会，不仅可以做些女红军工作，有些
参加运输粮食，有些担任防御性军事工作。他们的坚强，往往不亚于男人。她们不仅是戒烟
的的急先锋，而且积极参与苏维埃各部门的工作。为了满足妇女们的要求，我们曾组织一个
妇女独立团（后来这个团还有一部分到达了延安）。这个团成立的时候，报名参加的为数极多，
经过精选的结果，这个团还是有一千多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单独的女子军。她们在救护
伤病兵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这个区域内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因为缺乏教练，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军事学校，
也没有办过长期性质的党校，我们只得由各军各团自行训练干部。省委只能举办一些短期性
质的训练班。苏维埃政府虽在各区乡都办有学校，但因师资缺乏，执教鞭的人大多还是三家
村的老学究。
一九三三年九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我们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
头绪，便移师东指，去进攻刘存厚部的防地。盘踞绥定垂二十年的帝制余孽——刘存厚，就
在这次战役中，被我们打垮了。接着又展开了我们与四川全省军阀的战争。四川军阀虽叠次
受着我们的打击，但他们有蒋介石的力量做后盾，战争纠缠不已，我们终于无法取得决定性
的胜利。
是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