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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因大雨如注，山洪暴发，阻延了我军追击的速度。追击至绥定宣汉时，敌军大部退过绥定
河，控制了渡河工具，我军因水深无法渡河，敌军才得着喘息的机会。
这一次胜利又恢复了我军与全川军阀作战以来所失去的地区，我们原保有通江、南江、
巴中、万源四县全部和绥定、宣汉、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六县的一部分。当唐式遵进攻
万源县时，西线的敌军乘隙占据南江巴中两个县城，唐式遵的第五路军被击溃后，西线的敌
军，在我军压力之下，也向嘉陵江西岸退走。这样，川北苏区，北枕巴山与汉中为界，东达
绥定河，西凭嘉陵江，南与杨森的防地——营山渠县相接。
刘湘所部各路先后败退后，战局又暂呈间歇状态。此时刘湘又重新调整阵容，以其第二
师师长王钻绪继唐式遵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积极整编部队，一时无力反攻。我军经过长期的
战斗，也要整补。
在这种山岳地带长期作战，对敌我两方都造成了极严重的灾害。不过敌方组织力较差，
损害也更大。以梁山为后方的唐式遵第五路军，经常要使用八万名左右的运输伕始能供应全
线需要④。这些运输伕却是强拉来的瘾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计其数。绥定万源宣汉一带，
唐式遵部所占领过的区域，遍地都是死尸，到处遗弃着伤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
还是运输伕占多数。当地村庄，经敌军骚扰后，居民多已逃往，物资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曾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耕作受着战争的
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了，另
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疾疫流行，我在上面说过的一九三四年秋季的痢疾，就是在这时猖
獗的。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
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
我们集中精力挽救这些灾害，一面是追击敌人，一面是清扫战场，掩埋敌方遗弃的尸体，
收容伤病，到处消毒。敌人败退时，竟将万源境内仓库的存粮，浇以火油，使我们无法利用，
可是那些从山林中逃回来的人民，因饥饿难抵，竟强食那些浇了火油的米粮，因此又增加了
一些疾病。战争一告结束，我们即动员当地人民，抢救和补种晚秋农作物，调配粮食，我们
甚至将老盐店地下的泥土挖起来煮，以期能够得着一点盐。我们到处做预防疾病的宣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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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员全力扑灭痢疾，红军战士们从各方面协助人民；军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照顾生病人民。
我们各项抢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红军脱离瑞金根
据地向西行动，不到几天我们就知悉了。这是使我们十分震动的事。七八月间，当唐式遵向
万源进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瑞金叠次来电，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忧虑，却没有一字提到江西
苏区的情况。到了八九月间，我们将敌军先后击溃，中央来电表示十分欣慰。从这些电报的
字里行间，我们就感觉到了中央苏区处境不佳。
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推出江西苏区所引起的问题。
他们这次行动，我们事先毫无所知，根据我们直接获得的资料，认为中央红军这次行动是在
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却行为。我们不敢断定他们是否能阻止敌人的追击，是否能在
西南地区立足，但确认中央红军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个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的表现。
根据这些估计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我们都主张今后应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
求向外发展，不必死死守住这个川北苏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
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强制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
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
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
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
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
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这次会议并未形成具体决议，只是由会议授权首脑部相机处理一切。我们为未来的行动
开始做些准备。四川军阀受着江西红军被逼离开老根据地一事的鼓励，又蠢蠢欲动，到处发
动规模不大的进攻。我军主力则集结在离前线较远的战略要点上，仅用少数兵力在前线与敌
周旋。我们抽调中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军事高级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军事
情况，特别是较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一般情况。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的，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
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原第
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
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
三一年他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
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是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查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
间用在侦查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查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
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查电台
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
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
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
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查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
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
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当中央红军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于我们了。追击的国民党军队
所发出的电讯，夸耀他们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面移动，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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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一面表示恐惧，他们估量到达贵州的江西中央红军，
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会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部队也已大批的涌进到四川来，因此
四川军阀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军，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
应。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
方面军在川北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我们设想未来的跟均地以川陕甘边
区地带最为适宜，但驻守天水广元线的敌军胡宗南部，却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十二月间，我军主力进至汉中的宁羌地区，这是我们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军事行动。
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质问我们，为何违反原已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
我们告以违反协议的不是我方，而是杨虎城自己，因我军与刘湘部在万源相持的时候，陕军
曾越过巴山，骚扰我北面的后方，近来陕军又积极布置，有响应蒋介石剿共的迹象。但我们
也安慰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说明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占领汉中，而是别有所指。
的确，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找寻胡宗南部对，相机予以打击。可是胡宗南的主力，远
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
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
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
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查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
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要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查的结果是失败了，
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
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
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
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
增选毛泽东为委员。
我们举行会议研讨这个电报，从最迫切的军事眼光来看问题，觉得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
区和此次西行，大致都遭受重大的损失，因而严重的批评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我们旋又得到
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我们判断他们正在设法偷
渡长江，到川北来和我们会合。于是我们放弃了在川陕甘三角地带与胡宗南部角逐的计划，
仍回到川北苏区。是时四川军对已重占绥定万源一带地区，主力则由南面向仪陇巴中地区挺
进。为了保卫这个苏区，我军也不得不迅速南撤。我们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有苍溪地区渡
过嘉陵江西进，实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徐向前率大部对付我们南面的敌人，陈昌
浩驰返通江对付东面之敌。在我军渡嘉陵江后，通江自不易守，应先行部属当地游击战争的
工作，我则驰往苍溪地区为渡江作战准备。
这是影响川北苏区存在的一个决定。我们曾向一般干部和苏区内人民预先解释，红四方
面军主力必须执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这个苏区因此可能暂时要忍受敌人的骚扰。
我们不敢宣布红一方面军处境艰难的消息，只强调红一方面军是较四方面军为强大的部队，
它将与四方面军会同夺取成都。这个军事计划的实施，为我们与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提
供了可能的条件，也是川北以通江为中心的苏区事实上归于结束的标志。
① “上门汉”即是男子入赘女家。
② 柬林河系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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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这道防线距绥定河约有三十华里。
④ 这个数字系唐式遵部当时的公报所载，可能有些夸大，但即使以半数计，也是骇人听闻的。
第十八篇 会师与内争
第一章 渡过嘉陵江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
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
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
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不料我们这
种驰援行动所招致的，竟是一些不应有的责难，随之而来的，更是争执和分裂。
渡江计划是由我亲自部署的，我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一面作渡江的准备。当时
一方面军正在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兜圈子，行踪飘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