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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和其他的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中共所领导的基
干红军。
朱德通知我，当天上午九时在老毛住所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商决军事问题。他说
我对西北情况知道最多，今后作战要靠四方面军卖力，而我又是他们爱戴的领导人，应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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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四两方面军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情势，向会议提出意见，他相信我的意见必会受到会
众尊重。他也谈到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虽然在红军中混了一个时候，对军事究竟懂得不多，
只要老毛恩来和我都同意某项军事计划，别人是不会有异议的。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
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我在这次与朱德
的谈话中极力安慰他，称许一方面军的英勇坚强，并说当年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西进到通
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今天一方面军所遭遇的敌军压力更大，长征达八个月之久，仍能保
持这副骨架，要算是惊人的成绩了。而且四方面军正缺乏干部，一方面军多余的干部，可以
抽调到四方面军来任职，四方面军也可以拨一些士兵和弹药补充一方面军。一、四方面军完
全是一体，这些事都是四方面军干部们所乐为的。
我也详细告诉朱德四方面军现在的实力。当时西方面军人数在四万五千左右，步枪两万
多枝，人数远超过枪枝的数量。这是因为川北的情况特殊，获枪颇感不易，而兵源的补充道
不是困难的。因此，四方面军直属机构人数很多，例如工程营、宣传队、妇女队等人数都不
少，各军师团的担架队运输队等所谓杂务人员也都很多。此外，我还详尽说明了四方面军的
各项优点和缺点，优点是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军事政治纪律严明，长于夜间行动等等；缺
点是枪弹百分之七十都是土制的，干部应作战伤亡过多，甚至缺乏，官兵文化水准很低等等。
总结这些优缺点，我坦率的指出四方面军因与川军作战太久，战斗力已不如鄂豫皖时代那样
强劲了。
我也曾向朱德吐露我的心境，我强调这多年来中共叠遭挫折，老同志已是不可多得，如
今，我们在懋功相会，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是拥护中共中央
的，并不因为这些同志很久没有跟中央同志一块工作而有所疏远。我又详细告诉他，四方面
军如何努力策应一方面军，但在一、四方面军能否会合尚成问题的时候，我们曾根据自身的
的处境，决定了一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计划。
我们这样谈着，不觉东方已白，朱德起而告辞，说彼此都要休息一会，九时还要参加会
议。临行我向他说到我们不妨多花一点时间，多开一两次会议，以便我们中间的意见沟通得
更好，而且初次会面的一、四两方面军的一般干部们，也能有机会互相了解。这样，以后一
切就易于进行了。朱德走后，我休息了不到三个钟头，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军事会议。
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
齐集在毛泽东的驻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
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
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
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笑谈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
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
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甚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
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鬼计，偏不和
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甚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
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
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他说到宁夏去必须
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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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
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籽，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
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
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
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
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以及徐海
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
自然，后来所发生的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变等，更是没有料想到。
我当时真是慎重的考虑他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计划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心情是忧喜参半
的。
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
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
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
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
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者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
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有薄弱，不
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
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
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
个地区暂时修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优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到西康，那里尽
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
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路。
接着我说明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五月间在江油地区时，因不能确知第一方面军你是否会
很快的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制定了一个建立川甘康边区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
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订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在军事上，我军不难从茂县北川，
向东面川军作战，打回江油富庶之区，向南可以在天全庐山一带活动，北面胡宗南部虽占据
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区，但敌军防线空隙甚多，我们不难进入甘南地区，那里也是人口较多
的地方。
关于第二个计划，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东部的事情。该部由鄂豫皖区西移到陕西地
区，其意向虽然是要到川北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从情报知道他沿秦岭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山岳
地带，后来为敌军所阻而渡过渭水折往北面，从此没有下落。四方面军在今年之初，曾进入
汉中的宁羌地区，除主要是为打击胡宗南部，为一、四两方面军向北发展做些准备工作外，
还想借此探听徐海东部的踪迹，当时曾准备派一个支队到陕北地区去与徐海东部取得联系，
后因不知徐海东的确实所在而没有实现。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
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
川陕甘边远一带的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
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
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接着我指出，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
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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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那末，
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
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②。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
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区，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
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
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我还说明要实现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
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
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
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
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我所提出这三个可能的计划，虽包括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在内，但也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
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
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
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
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
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
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
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
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
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
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
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
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
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