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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3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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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甚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们虽各持己见,但仍互相要求谅解。那次会议的重大缺点是:没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 
法,连我这个反对中央政治路线的人,也没有从积极方面提出主张。我们曾谈到抗日问题, 
但没有人说道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 
抗日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会议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 
全国各军队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但我们都相信蒋介石不会因为这个“一致抗日”的口 
号,就停止对我们的进攻。  

    不料正当我们为苏维埃运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斯大林在莫斯 
科已经悄悄放弃了这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法宝,使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 
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 
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 
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②,主张组织全中 
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毛泽东等死守着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到军事问题。 
我曾声言,只要党内政治问题获得适当解决,军事计划上的歧见也就不难冰释。但我的话未 
为到会者所重视。会上没有人再提起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显然对少数民族政策无人感觉兴趣。 
看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专是处理内部争端问题,但内部争端也未因这次会议而获得解决。不过 
毛所提出的解决草案也未付诸表决。大概是因为不愿会场空气过份紧张罢。    深夜三时左 
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 
动的问我:“为甚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 
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让 
步?”  

    陈昌浩这些问题,更加引起了我的许多感触。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内争 
的往事,总觉得中共不应重蹈他们的覆辙。我慨叹中共中央在挫败中酿成了颇深的自卑感, 
竟固步自封,不敢与一般同志交换意见。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态度,因为大敌 
当前,如果内争激化,无异自取灭亡。就由于这些心理因素,我和陈昌浩仍然主张继续采取 
寻求谅解的态度。  

    翌日,陈昌浩便约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在座适有 
一位四方面军的军长,他听了这些纠缠不清的谈话,颇感不耐,因向张闻天坦率表示:中央 
领导错误,他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张闻天立时面红耳赤,出声不得。陈昌浩随即加 
以解释,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请张闻天不要介意,但后来张闻天即据以指斥四方 
面军是军阀集团。  

    我也曾访问在疗养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发挥若干翰旋作用。他在江西苏区时,为敌机 
炸弹所伤,洞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从江西直到这里,都在担 
架上过生活,一直靠鸦片来减轻他的痛苦,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大瘾客。朱德当时 
正为自己无力调解而懊丧,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王虽系留俄学生,但教条主义的 
气味并不浓厚,而且在疗养中也较能冷静的考虑问题。  

    王稼祥向我表示愿尽全力,调解党内歧见,认为没有甚么不可以谅解的。他指出我和四 
方面军同志先后向中央所提出的要去,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 
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现在先设法举行一次比较扩大的干部会议,吸收四方面 
军少数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以期党内意志渐趋一致,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我鼓励他的这 
种努力,但后来也没有甚么结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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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情况更是严重。由于我们放弃了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敌军虽无继续进逼迹象, 
但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较少, 
粮食不足。如果我军在这一带停留久了,就会发生供应短缺的问题。我们从抚边往卓克基到 
毛儿盖,已费了三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当时已是七月间了。我们如果再停留下去,敌方更会 
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同志们对于这种军事行动的停滞不前, 
更为耽心。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见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 
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 
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 
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 
路,掩护中央各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所有各军均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听候总 
司令部命令行动。  

    我所提出的军事计划,显然合乎当时情况的需要,且自认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想法。 
我军在这一带,万万不能集中在一块狭小地区,为地形、房屋和粮食供应的限制所束缚。总 
司令部直接指挥的左翼军要通过一片草地,行军的障碍自然很多。徐向前陈昌浩的右翼军担 
负着对敌作战的任务,只有原一方面军所负担的任务,比较轻而易举。中央机关的安全,也 
在这个计划中完全照顾到了。  

    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我的计划,一般同志也引为欣慰。大家似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 
并未因党内歧见停滞下来,也有人觉得中央各巨头聚集在毛儿盖,貌合神离,相持不下,究 
竟不是一个了局,现在分开行动,无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少 
数参谋人员立即西行。从此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毛儿盖会议所没有解决的 
党内争执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① 刘邦破秦,如咸阳,自知实力远不及当时的项羽,乃还军坝上,以待项羽。项羽听到刘邦定关中的 

消息,果率大军至新丰,召刘邦宴于鸿门,由部将项庄在席前舞剑,拟乘势杀害刘邦,这是一个紧张惊险的 

场面。不过刘邦终于乘机逃去了,这就是所谓《鸿门宴》的故事。  

   ② 《八一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六三页至二六九页——上 

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第四章 分裂  

    毛泽东等迫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 
中共和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 
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我们总司令部由毛儿盖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费取约五 
天的时间,到达刷金寺。这一带山峦起伏错综叠杂,山谷中溪流很多,北流者如黄河,南流 
者如长江。刷金寺便位于黄河水系的支流上。我们在这次旅程的最后三天,通过一望无际的 
草地。在我们行军的经历中,这还是初次尝试。这一带还只是西草地的边缘,漫山遍野都是 
青草,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确也壮观。所经道路都是由畜群践踏而成的小道,往往是 
几十条小道平行者。河流没有经过人工修理,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到处泛滥;每遇天雨,较低 
洼的地方便成了泥沼。我军通过那些地带,人马稍一不慎,便可能直陷下去。  

    这个草原上每隔三百里左右,总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庙,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的喇嘛住宅, 
间或也有少数民房和商店,形成一个村镇。喇嘛庙似乎是社会的中枢,它是藏民拜佛的圣地, 
也是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中心。藏汉人民的羊毛粮食等货物都在这个村镇里交易。草原上丛 
林山洼地带,常有一些牧民用木材搭成的牛羊棚,供人畜休息和过冬之用,平时,牧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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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水草置帐篷而居。  

    我军通过草地,主要是与大自然困难做斗争。我军战士虽有携带三天以上干粮行军的成 
规(一方面军原无带干粮的习惯,会合后也跟我们学会了),没有遭受饥饿的威胁,但沿途宿 
营,却是一个莫大的困难。喇嘛庙固可借用,但每隔三四天的路程才有一座,而我们露宿的 
工具,又极不完备。病兵掉队者为数颇多,不宜救助,往往不得已而遗弃他们。一般战士对 
于这些遭遇,颇感不快。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 
原有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从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气力,广询当地人民 
和喇嘛,才拟订了一个北进略图。  

    我和朱德于是根据刘伯承所提供的资料,下令全军北移,以甘南的岷县临潭一带地区为 
目的,各单位所担任的任务和行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徐向前陈昌浩所 
率两军应先行进袭松潘北面之敌——胡宗南部,打开右面的北进通路,并保障全军的右翼。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 
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 
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 
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 
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 
师刷金寺。  

    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 
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显 
极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 
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 
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 
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 
 “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实现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 
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 
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 
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们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这是毛泽东 
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 
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 
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 
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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