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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认为这是北方军阀（包括吴佩孚在内），镇压工人的第一声。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政治内
幕消息，认为这是英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直系中的津保系受着外力的播弄在那里作祟；可以
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看待，还不能判定吴佩孚会根本改变他那高唱的保护劳工的政策。劳动
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邓中夏等则多认为开滦罢工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工会组织不够健全，罢
工准备不够，和书记部领导不够得力，否则可能冲破压力取得胜利。结果我们决定：不管外
力和军阀用甚么严厉的手段对付罢工，我们只有领导工人，再接再厉的来争取组织和罢工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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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职工运动除在天津、唐山两地受到当局的干涉而外，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自由
进行。吴佩孚并无干涉工会活动的任何表示。我们仍按原定计划，积极推进铁路总工会和各
地区的工团联合会的工作。各地工会之中以京汉铁路工会组织最为健全，这个工会的主持人
得到书记部的支持，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线全路工会的代表大会，正式
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中共中央是很重视这次会议的。我们计划着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其他各铁路总
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均须次第成立。中共中央认为我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在铁路工人中早
有信誉，因而派我去指导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同时，陈独秀先生已于一月间由莫斯科回到
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郑州。
这次大会的举行，是筹备得较充分的；也有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会方面曾在京津
沪汉等地各报刊登开会启事；并函知铁路当局和当地军警各机关。一月二十八日，吴佩孚曾
令郑州驻军司令靳云鹤禁止开会。工会获得消息后，即派代表五人前往洛阳，会晤吴佩孚。
商谈结果，吴表示总工会虽可成立，但郑州是军事区域，不能任意开会。因此，代表们均相
信举行一个总工会成立的仪式，大致是不会受到干涉的。我于二月一日的前夕，赶到了郑州。
那时京汉铁路十六个分工会，按人数比例所选出来约六十五个代表，和其他各铁路以及武汉
和各地工会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达一百三十余人，总共二百余人均先后到达了。由于到会代
表人数之多和代表单位广泛，使这次大会在性质上无异是北方各地工会共同举行的小型劳动
大会。其议程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讨论京汉铁路工会的事项。
二月一日，大会假郑州一间大戏院—普乐园—开幕，各代表均按时前往参加。郑州站的
铁路工人并列队游行，庆祝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当一部分代表进入会场的时候，郑州警察
局长黄殿宸率领一队武装警察占据大会主席台；同时会场外也有大批军替密布，禁止工人游
行，并包围会场和总工会会址。黄殿宸当众宜布奉命严禁开会。我和一些工会领袖们即走上
主席台与之理论。这位黄局长平日与一些工人领袖是有来往的，但那时他扳起一副充满杀气
的面孔，严厉执行他所奉到的禁令，毫无商量余地。工会代表又对黄局长说：吴佩孚曾面允
总工会可以成立，但不得举行全体大会，要求他让工人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并不正
式举行全体大会，以求两全。他仍不许可，并用威胁的口吻宣称，限五分钟内解散，否则将
有流血事件发生。
我目击情势紧急，即向各工会领袖建议，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
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他们接纳了我的建议，向当时围集在会场里的众多的
代表大声解释暂时解散的主张，但会众们叫嚣不服，不肯解散。总工会秘书李震该是一个极
富热情的共产党青年，愤慨之下，起而高声喊叫：“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黄殿宸跑上
前去掩住李的嘴吧，阻止他再叫。会众大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以示威的姿
态，离开了这个会场。
这一幕，实际上是工会方面让了步。但黄殿宸似乎深恐工会方面会宣告总工会业已成立，
他将无法交差；因面指挥军警，进而解散工人的游行队伍，夺去工人们抬着的一面“京汉铁
路总工会”的大招牌，捣毁了许多各方面送来的庆贺礼物，并派军警占领总工会会址，禁止
出入，这就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
我们离开大会场以后，愤怒的工会领袖们，分别举行会议，所有代表一致主张应立即罢
工，力争工会的组织自由。各地代表以来自武汉的为最多，主张亦最激烈。他们一致议决，
要求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总机构移往汉口，并立即罢工；并保证武汉各工会将罢工响应。武
汉代表们的这种态度曾大大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当时，在中国中部，武汉的工会团体算是最有力量的。那里已经有二十八个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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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数是健全的。在这些单位之上，还有一个全省工团联合会，更是极著声望。国共两党人
士对于武汉工运的领导都很积极，彼此合作得很融治；因此，武汉的工会运动相当蓬勃，并
博得一些学生团体、文化团体以及一些记者和律师们钓支持。那时，任湖北工团联合会执行
委员会委员长的陈天是国民党党员，也是广东机器工会的老会员，他身材矮小，伶俐而能干；
在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作多年，从事工会活动较早，颇为武汉工人们所信赖。他出席这次郑州
的会议，主张比到会的共产党员还要激进些。
我当时也认为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或可争回一些自由；即使失败，也不过是工会不能合法
存在。我支持罢工的主张，我当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可以使罢工获得胜利。
因而我们决定：第一、京汉铁路于二月四日开始罢工，其他各铁路和各地工会则于京汉
路罢工后，再行罢工响应，其罢工日期由京汉路工会看情况演变而决定。第二、京汉铁路总
工会即迁移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此次罢工的总枢纽。第三、京汉
铁路罢工的条件是：甲、要求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并查办黄殿宸；乙、
要求路局赔偿损失六千元；丙、撤退郑州分工会内的驻军，送回总工会匾额并道歉；丁、星
期日休息，工资照发；戊、阴历年休假一星期，工资照发。二月二日，我随同工会的代表坐
着路局特挂的两节专车南下，路经信阳、广水等大站的时候，各分工会的负责人，一致表示
赞成罢工。到汉口后，在一次中共党员和各工会负责人的集会中，大家认为罢工是可以获得
胜利的。同时，北京中共方面和其他各路赞成罢工的消息，也先后传达到了汉口。
二月四日正午，京汉路全线都同时进入了罢工状态，我成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办事处在汉口江岸车站秘密成立了。江岸车站是京汉路南段车辆修理
厂的所在地；成千铁路工人都集居在这工厂附近，成为一个工人村。京汉路江岸分会就设在
这个村庄的中间。会所前有一片洼地的大广场，广场中搭了一个大讲台，为工人们举行大会
的地点。这里也就是指导这次罢工的场所。
罢工后，湖北督办萧耀南即派遣军队占据了江岸车站，实行破坏罢工。他的参谋长张厚
生曾派军警捉去四名火车司机；强迫他们开车。工会的代表向他们交涉，告以开车须有总工
会的决定，请其通知北京交通当局或湖北萧督办会同铁路当局派出代表，与总工会谈判，才
是正当的解决途径。由于工人方面这种反抗，他就释放了被捉去的四名司机，也停止了由军
警强迫开车的举动，并声言将向上级请示，再行处理。
六日，湖北工团联合会曾在汉口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行列并到江岸来慰问京汉铁路罢工
工人。一万多工人群众聚集在江岸分会的大广场上，大家高呼“力争工会组织自由”，湖北
工团联合会的发言人当众宣布要求政府立即接纳京汉路工人的要求，否则武汉工人将一致罢
工。工人们这种浩大的声势，使军人们觉得破坏罢工的办法是不易收效的。也许吴佩孚那顽
固守旧的军人脑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与工人和解这一点。他所想到的只是他命令的尊严，
他那里能屈尊派出代表与工人平等谈判呢？现在工人们既然违抗他的命令，那就只有用枪杆
子来对付。我们当时并未深切的明了这一点，还幻想着吴佩孚多少会顾及到他那保护劳工的
主张。
六日傍晚，张厚生派了一个部属来到江岸分会，那人自称是省长公署的参议，向驻在会
所里面的工人代表表示，政府方面决与工会代表谈判，来解决这次罢工的事件，谈判时间为
明日下午五时，地点即在江岸分会；希望工会方面现在提出代表名单，明日即齐集在这里；
湖北省长公署将以调人的地位，偕同交通当局的代表，到这里来正式举行谈判。驻在会所的
工人代表即向他表示欢迎谈判。希望能因此早日结束罢工；至于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名单，
须由总工会决定，明日开会时当可交出。那位参议的谈话，外表是正常而友好的，并未露出
任何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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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这个好消息，立即举行会议讨论。会场中有人作乐观的估计，认为
这是由于这次罢工组织得很健全，对方无法破坏，而且武汉市各业工人都骚动起来了，不日
将形成总罢工。北方的消息虽然不知，但可能其他各路工人，都在候令行动；政府面临这种
威胁，不得不让步，因而愿意举行谈判。但我感到一些怀疑。我指出，谈判地点为何竟在江
岸分会，其中可能有诈。我提议先行选定谈判代表，但这些代表和其他工会负责人都应暗藏
村里，等政府方面的代表果真到达工会，看情形确无其他诡计，我们才能提出名单，我们的
代表才能前往出席。我的建议为会议所接纳了，并即按此布署一切。
七日下午五时，我们的谈判代表都齐集在秘密地点，其他的工会负责人则分别隐藏在工
人住宅中，江岸分会的会所里，会场布署整齐，由江岸分会秘书项英率领一些工人在那里招
待。但到了约五点半钟的时候，枪声稀稀疏疏的响起来了。
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
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
户搜查。我立即下令琉散，显然，所谓谈判是吴佩孚、萧耀南的诱骗诡计，企图将我们一网
打尽。我下令：为避免牺牲，所有负责人迅即离村，主要负责人可即前往汉口法租界某茶楼
集合。
在枪声愈渐紧密中，工会各负责人分途循小路离村，我在必要事务处理完毕之后，随着
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杨德甫最后离开那个秘密会所。杨德甫对于这一带的道路是很熟识的，
他在前面带路，我则手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为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和他保持一个相当的距
离跟着走。我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的地点，有几个武装士兵在那里把守着。杨德甫经过盘
问便通过了。我走过去时，两个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
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
我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庄，急步向汉口进发。我心中百感交集，一面愤恨吴佩孚的残暴，
挂念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同志被枪杀了；一面又觉得幸好多数工人领袖未遭暗算，可能大半均
已安全脱险。事后调查，这天共有三十七个工人被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岸分会会长林祥
谦。当时共有八十余名工人被捕，其中林祥谦等四人系工会负责人。张厚生勒令他们下复工
的命令，为他们所拒绝，就当场被枭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车站的电杆上。
我和杨德甫步行约十里，到达汉口大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