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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令，为他们所拒绝，就当场被枭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车站的电杆上。
我和杨德甫步行约十里，到达汉口大智门法租界的时候，天已黑了。我们原约定在一间
茶楼里会集的朋友们，都已先我们在茶楼门口徘徊着，我们交换消息的结果，知道萧耀南已
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搜捕罢工领袖。我们认为只有避到熊秉坤家里较为安全，我们中多数
人虽与熊君并无一面之识，但这位仗义好客的主人欣然一一接待。
原来这位主人就是辛亥革命时首先发难，向楚望台军火库开第一枪的工程营的熊连长。
他那时寄居于法租界一幢小房子里，这就是一般革命流亡者所熟识的长清里一○三号；因为
那常是他们的避难所。熊先生是革命元勋，租界当局也多少有点刮目相看。这位豪侠的革命
家，这时不特毫无畏惧牵连之色，并且还安慰鼓励我们。
我们就利用熊家这间小客厅，立即讨论今后应取的步骤。这客厅临着马路，只隔着一层
薄薄的木板，马路上警察巡逻的脚步声我们都能清晰听见。这一夜法租界的警察竟是来往不
息，老在熊家外面巡逻。
由于事关紧急，我们也管不了这些，只有一心一意的认真讨论，我们的讨论又发展成为
一个极大的争论。我首先提出应该立即下令复工，我的主要理由是：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
的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
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甚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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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我这提议遭到多数在场者的反对。
项英热情奔放，反对我的主张。他坚持继续罢工，直到胜利为止。他心目中的革命与罢工是
无所谓退却的，宁可遭受更大的压迫和屠杀，不可一遇挫折即行屈服。他指斥我领导不当，
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项英心中的愤慨是无法抑制的，但也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我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现在
消息隔绝，江岸既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其他各地是否也有同样情形？如不立即复工，吴
佩孚的屠杀是否仍会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各地工人是否担当得起？工人在遭到更重的
牺牲之后，是否会陷于溃败的状态，乃至被逼上工？
我们这种争论继续了很久的时间，不能得出结论。主人熊先生也热心旁听，有时他从旁
说些火上加油的话，认为革命只有硬拚，无所谓暂时退却，宁可溃败，不可屈服。他这位老
资格的革命家的发言，似更加强了项英等主张的力量。眼见已到夜深三时，我见不能用正常
讨论的方法获得结果，只好拿出最后手段来了。
我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
工，要求在场者一致遵行。我并说明下列各点：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
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
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
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要求在场者根据这个命令，不折不扣的去
执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
我这样的宣布，少数表示赞成，项英等多数至此也只好表示服从。于是，我们的讨论才
转到执行的方法方面去。我草拟了一个复工命令，其中主要的一段说：“我们的敌人，既用
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
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
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哲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
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⑤
但这个命令的下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我们与各工会、各工厂的联系已经隔
绝了；我们只知道湖北工团联合会已被军警封闭，会所在监视之中，其他各工会的详情就不
得而知。我们这些在场者只有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分别到各工会去查明情况，传达这一命令。
我自告奋勇，担任一项艰难的任务，前往汉阳去查明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的情况，并与那一带
的工会觅取联络。杨德甫、项英等担任向京汉铁路工会下达复工命令，陈天等则负责将这项
命令通知武汉各工会（当时武汉各工会原定八日或九日总罢工，而且有些工厂已在半罢工状
态中，因此，陈天等须去取消原有罢工的命令，要求工人们一律照常上工）。工团联合会秘
书林育南在我们的秘密办事处居中策应，并以迅速方法，将复工命令通知北方各地和各铁路
工会。我在晨光熹微中，急行至龙王渡，乘渡船，过汉水，约七点钟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
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厂的工会，同设在汉阳龟山下一所庙宇式的大房子里；那时，那里情
形安静，毫无异状。工会里住了约十几位工会职员，有些还高卧未起。我忙叫醒他们，问他
们是否知道江岸发生渗案的详情。他们说已经听说了一些，正准备遵照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一致罢工响应。前昨两日人们因参加示威游行，事实上已未上工。
我当即宣布：“军警可能立即来封闭工会，用屠杀江岸工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们。昨晚湖
北工团联合会已决定，为了减少牺牲，以图再举起见，命令你们今日照常上工。现在你们应
做几件事：一、立即分途通知在汉阳的工会和各厂工人，照常上工；二、立即将工会文件分
别收藏或焚毁，特别是会员名单和职员名单，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三、所有职员立即离开会
所；四、工会少数公开露面的负责人，暂时藏匿起来，到确知没有被浦危险的时候才可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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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复工；五、另行设立秘密联络地点，由工团联合会派人前来联系”我一面解释，一面
催促他们赶快执行，他们也忙着照办。
等到这些事大致办妥，工会职员已大多离开会所，把风的工人跑来告诉我们，军队从武
昌渡过了江，正向工会包围前进，快要围拢。我和工会的会长从工会的后门出去，转入一条
窄巷，走到一片高地上观望，只见一连的武装部队，由一个捧着戒严令牌的士兵前导，士兵
们拿着绳索和大刀，正包围着会所，摘下工会的招牌，占领了工会，幸好此时工会只剩下一
所空房子，让他们扑了一个空。站在我身边的工会会长催我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区域，他紧紧
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对我赶来通知的谢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的一个秘密处所的时候，林育南正在草拟有关这次罢工的文件，其他负责传
达复工命令的朋友们也先后回来报告消息。他们所到过的工会都遭受了军警的摧残，情况和
汉阳工会所遭遇类似。由于我们的行动都比军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这使我
们觉得昨晚所作的决定是有必要的。项英也改变了他那执拗的态度向我说：幸好我们的复工
命令下达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场和昨天一样的灾难。原来当时复工的消息很快的传到
了江岸，到七时上工的时候，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向厂里，遵令上工。其时，驻扎在
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用捉拿工人的办法，强迫复工，声言：“如有违抗或
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后来经路局高级职员说明工会已下复工命令，并劝阻军队不处横加
干涉，因而军队的野蛮行动，才告停止。由于路局职员的协助，复工命令也沿着京汉铁路向
北挨站传达过去了。
工会方面虽作了这样急促的退却，但萧耀南的压迫仍是继续不已。他派军队占领了武汉
所有的工会，封闭了素来同情工人罢工、国民党人士所主办的汉口真报，下令通缉其职员。
他不理会工会正在协同恢复工厂秩序，照旧通缉和捉拿工人领袖以及和工会有关的人物。当
时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师为最著名。施洋原系国民党员，在中共成立后，又加入中共为
党员。他从未参予党的秘密工作，专以律师的身份为穷苦人民作辩护，乐此不倦。一九二二
年间，他又任各工会的义务法律顾问。他活跃而能干，武汉法庭中常能听见他那义正词严的
雄辩。他在社会上的声誉日隆，也更成为官厅的眼中钉。就在军队向江岸工人开刀的七日下
午，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被捕，并于二月十五日未经审判，即遭枪决。他的死使我十分悲
痛，使我忆起了从一九二○年以来我们间许多次交往的旧事。在萧耀南压迫的紧急状态中，
武汉的中共组织开会也是十分危险的。我无法与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会晤，只
能约集项英、林育南和汉阳铁厂工会秘书许白昊等中共党员商讨今后所应取的步骤。我们商
讨的结果，认为罢工虽已停止，但反对吴佩孚的斗争却正在开始。目前我们应广泛揭发吴佩
孚等军阀的罪恶，以引起国人的共鸣。我们详细计划加强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厂中组织
秘密的工会和工厂小组。我们估计多数工会领袖大致没有被捕的危险，但工会负责人被工厂
开除，因而失业的将为数甚多，急须设法妥为救助。经过这样一些的安排，我决定赶回北京
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切。
我不能搭京汉车北上，这似是太危险了。八日晚我搭上了开往下游的长江轮船去南京，
由那里再乘津浦车转北京。我利用在浦口停留的机会，与津浦路工会浦口分会会长王荷波等
策划工会秘密存在的办法。浦口分会是当时铁路工会中没有受到摧残的唯一单位，这也许因
为浦口不是吴佩孚的势力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我旋即循津浦线北上，于十二日到达北京。
是时，北京和它四周的地区，也同样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下。长辛店铁路工会于六日深夜
为军警所封闭，捕去职员十已名，七日晨又有大队军警向工人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
居民数人，重伤三十余人。其余各地工会均遭查封，职员被拘捕。信阳分工会执行委员胡传
道因拒绝军警强迫开车的命令，竟被断去一臂。此外，各站的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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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人俱乐部等亦遭封闭。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办的《劳动》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发行。
北京城内并有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
中共中央面临着这一严重打击，虽曾发动一个反吴佩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宣传运动，
甚至有些国会议员也曾向国会提出查办这一压迫工会的案件。但这种反抗的力量究竟太小
了，并不能抑制吴佩孚等军阀的为所欲为。由此，我们中共的领袖们更认识到工人罢工并不
能抵抗军阀的武力，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军阀的武力。对于国民党在广州扩大革命的地
盘与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当时职工运动是中共的主要本钱。在我们研讨二七罢工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实况时，我们
觉得这股本钱已经是十去其九，仅仅湖南方面因地处南北之冲，提倡联省自治的赵恒惕依违
于南北之间，而且在他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之后，因遭到物议而有所顾忌；他或
许不愿也不敢对工会作过分的压迫。因此，湖南的工会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时也不能有大的
作为。我们指示湖南的同志们应严加戒备，尽量使那里的工会不遭受到同样的摧残。除此以
外，其他各地都只有从事于秘密工会的组织。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如
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于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