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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
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
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
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
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
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
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睬杠
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
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
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
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
对我说：“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
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
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
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
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
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
犯法的。他们对于我的抗议，避开正面答复。到此时，他们有点无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结案。
后来听说这是由于顾维钧受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员的警告，撤销了十万元的赏格，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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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松劲了。
第四天，侦缉处的审问结束，由张老头儿办理移送到警察厅中去的手续。高某已经看不
见了，完全由张老头儿来处理，他对我的问话只是关于他在公文手续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
一切情况都显得缓和多了、而且张老头儿还有同情我的表示，颇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们这件案子的情形很严重，现在要移送到别的机关去办理；我假若能像这
几天一样稳妥的应付，也许不会恶化。高处长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过苦刑的折磨，
实在幸运。他慨叹他自己年纪老了，一向信佛；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慈悲为怀。他说到他
有四个儿子在各大学念书，其中两个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曾向他称赞过我是一个好学生，
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表示现在时代的确变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样了，他的
儿子们也是如此。最后他向我暗示，炸弹案大概没事了，其他的罪名总较轻些。要我好好去
为自己辩护。
我常看见张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诚恳
的话，因而向他表示谢意；并指出这几天来，他是很爱护我的，屡屡苦心的为我解围。他叹
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
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
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
他们平日向他所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也颇为感动，我们之间似乎已没有审讯官与阶下囚的分别了。我反而安慰他，
称赞他的仁慈和见识。他最后表示，他不仅对我如此，即对与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样宽大。
除了我的那位厨子李斌—李这时只承认是一个厨子—受过刑讯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苦
头。他还进而告诉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没有牵连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晚
间就要被送走了，总算渡过了这一道难关。
在张老头儿宣布侦查已告结束以后，这一班看守我的侦探们，便奉命为我除卸脚上的铁
镣。我当时颇不愿意，想带着这根铁镣上法庭去，当作侦缉处虐待人犯的证据。经过那些侦
探们说好说歹，而我在当时情形下也不能够坚持，便只好让他们卸了。那些侦探们最初将我
看作是扔炸弹的乱党，类似江湖大盗；并不知道甚么叫“革命”。经过我和他们几天的攀谈，
不仅我从他们口里获得一些对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机给他们上了一次政治课。这一课的
题目可以叫作：“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
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
第二章 受军法审判
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我们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别押解到警察厅。警察们又将我带到一九
一九年六月二日我曾住过的那间监房。我心里正在想：“这是我旧游之地，”果然有一个看守
走过来向我说：“你又来了！”我也回答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怎么这多年你还没有升官？”
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有些难为情，没说甚么就走开了。到了十点钟的光景，看守又把我带到
替察厅的大堂内，问官只点了我的名字，没发一言，就由大批武装警察将我押上一辆卡车，
直并出警察厅。
这时，我心里有点恐慌起来。我想：“这不是验明正身，乘黑夜将我送去枪毙吧？”我
不由自主的问我旁边的一个警察：“将我送到甚么地方去？”他回答说：“警备司令部，一会
儿就到了。”
将信将疑之间，车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统领衡门的旁门口了。这里原是满清时九门
提督衙门，民国后改为步军统领衙门，警备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直系巨头之一、以嗜杀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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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党人著称的王怀庆那时做警备总司令兼步军统领，所有侦缉处和警察厅承办捉拿革命党人
的重大案件都由他指挥。我此时知道此行确不是即时秘密枪毙；但想到：四天来走遍了北京
城内三个可怕的机关，不知他们将要如何摆布我？接着，我被押进了步兵统领衙门的老监狱
中。
这是一座老监狱，还遵行着满清的遗规。在一盏高挂着的昏暗油灯之下，监狱的看守长
和狱卒们特别认真的搜查我，我的裤带和衣服上的骨钮扣都被拿走了，手帕被分作四块才留
给我用。他们这样做，虽然使我非常不方便，但也使我估计到他们是想长期拘禁我。这里看
守的人，比侦缉处的侦探们态度上要和善些。狱卒们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关在这
里，算是优待我了，要我安心睡觉。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发觉我果然在受优待。我可以在四周围着高墙的院子里自由走动，
其他的犯人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才有这种享受。我知道了这里是这座大监狱的一个小部分，名
为“看守所”。这座建筑知的正屋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其余有大牢，有隔离监，
有女监等部分。在看守所部分，我住的这间房子里有一个可以容二十人睡眠的大炕，占了这
房间全面积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摆着一张桌子，两张长凳，和两张木板床，有四个狱卒和一
个卫兵住在里面。他们都是旗人，多数是从满清时代便在这里当差的，其中有两人大约已经
超过五十岁了，其余三人也在四十岁以上。在这所房间的左面，便是看守所的监房，约可容
纳四十人，囚禁的都是一些罪名较轻的犯人。监房的对面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听说原先驻
扎过一班卫兵，这时只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兵。看守所的中央是一块院子空地，，四十个
犯人在里面散步和吃饭，可不觉得拥挤。看守所的四周，都是坚实的高墙，经常关锁着的小
门，其宽度仅能容一个人出入，门外站着武装的士兵。在我的住房内，还有一个四方的小洞，
通到监狱里面，这是看守所内狱卒与内面监狱办事人员联络用的。
我除了看见李斌被关在看守所的监房里外，从狱卒们透露的消息，又知道其余的同难者
也都分途移送到这个衙门来了。我的太太被关在女监中，范体仁和彭永和似是被关在后面监
狱的隔离监里。在上午七时以后下午九时以前，我都能在院子里自由走动，也可以和狱卒看
守们任意攀谈。我很想利用这种自由与我的同难者取得联系。
我找着机会和那位刚直而朴实的工人领袖李斌交谈。我首先慰问他在侦缉处受形的痛
苦，抚摸他背上所遗留的伤痕。他告诉我，他一口咬定他只是被雇用的厨子，甚么都不知道，
再受刑也不会改口的。在侦缉处时，他和彭永和对过质，彭永和是一个甚么也不知道的学生，
并证实他确是一个厨子。我则告诉他，我除了有而实证据的以外，甚么都不承认，要他坚持
原有的态度，可将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牢头看见我们说久了使起而干涉，李斌亲切的嘱
我珍重，我则伸出大姆指，称他是条好汉，彼此就含笑分别了。
这个机关虽名为警备总司令部，实际还是九门提督衙门的底子，犹有深厚的满清遗风。
衙门里的人们似多具有没落和消极的心情。那个高大个子的看守所长，看来活像一个王公大
臣；他手里老拿着两个核桃珠子，不断的玩弄；胸前配戴着一个漂亮的鼻烟壶，不时的给鼻
子擦上一点。他踱着上朝的步法，倒也十分有气概。但在办事上，除了捞几文之外，甚么也
懒得过问。那些狱卒们谈起吃喝穿戴就很起劲；可是穷得要命，每人所穿着的百袖军服，还
是由棉军服将棉花抽出而改制的，他似满脑子想法不外“有了皇帝，天下才会太平”。甚么
“民国”，“国民党”，“共产党”、“军阀”、“总统”，“曹锟”等类名词，他们一概不感兴趣。
我和他们交谈起来；有点格格不入；我最初还以为他们一因受过训练，守口如瓶，后来，在
知道他们根本甚么也不懂，实在无从谈起。
这个看守所内，经常关着三十名以上的犯人，其中大多数是小偷，其次是吗啡客。这里，
实行用犯人管理犯人的制度；看守所内有三个带脚镣的重犯，他们就是犯人中一正两副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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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负着管理犯人的责任。其中正头目比较自由些，有时他可藉口处理事务到院子来溜达一
下并和我交谈。他是被处三年徒刑的，他觉得我比他大得多；因为我是一个“造反的钦犯”，
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犯人；其实，他也并不知道甚么是“造反”。要向他宣传一些革命的道理
很是困难。不过我嘱他不要苛待李斌，倒确收了实效。
我在这“优待室”里住了五天后的晚上，才被提去审问。在一间摆着许多堆满案卷的公
文架子的办公室里，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瘦长个子、三十多岁的军法处长，看来
是一个无精打彩的“纨绔子弟”（后来我知道他是满清的贵族，也抽鸦片烟）。台子上放着一
大堆有关我的案脊，他在那里一面翻阅，一面用笔圈注，再慢吞吞的向我发问，态度倒也不
很凶恶。我站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