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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多次催促蒋校长率队迅速增援,而蒋氏却按兵未动。蒋氏当时兼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
谋长,似是希冀许部粤军去应援,以避免教导第二团的牺牲。加仑将军则认为蒋氏不亲往策
应,无异使教导第一团陷于被消灭的险境。
聂荣臻还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次战役的英勇过程:教导第一团打了一个整天,连加仑将军
等俄国顾问和他自己所率领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前线作战,终于一个接一个的冲破了林
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于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已打得筋疲力竭,伤亡达三
百余人,连排级的干部都多数牺牲了;剩下来的也是弱卒残兵,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这
时加仑将军却振臂高呼,用宏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号召他们鼓起余勇,乘胜追击,并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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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教导第一团万岁!”“何应钦团长万岁!’ ‘正在加仑讲话的时候,蒋校长才带着第二团匆匆
来到,颇有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仑将军不仅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并且面露不豫之色,接着队
伍就乘夜出发追击去了。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仑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
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们的想法,不仅在于打倒杨刘,尤其是要在打倒杨刘以后,防止再有拥兵自重的
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
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
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
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
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
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
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
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
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
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
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
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
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
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
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
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
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
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
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
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
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
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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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
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
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
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们谈到胡汉民的时
候,他曾耸耸肩向我笑着说:“胡汉民吗?他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
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这几句评语,表示他
对胡并不信任,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
我们谈到汪精卫的时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他说汪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的谦
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我们谈到廖仲恺,他叹息着说:
“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庭这些有关人事的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
我们还进而谈论到国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鲍罗庭表现得有些
茫然,也许他那时是采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他肯定的赞成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但他也指出委员制是有利有弊的。委员会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一事无成。这些话预示他不相信委员会所包含的民主和联合战
线等想法,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据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是要以党治国的;而根据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遗嘱,又是要召集国民会议的。这两者比较起来,中共中央自会赞成将未来的国民政府,建
立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之上。我还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争取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并视胡汉
民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至于他
是否完全赞成联俄容共的政策,则不愿苛求。
鲍罗庭也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应俟解决杨刘之后,再作决定;并要求我在广州多
留一些时候,以便随时商讨,我也答应了。后来因为顾正红被杀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赶回上
海,因此,鲍罗庭关于建立国民政府的杰作,我虽已预知其梗概,但究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于指导五卅运动,对建立国民政府这个首要问题,也从未表示意见,一切
都听由鲍罗庭去处理了。
①该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以黄埔海军
学校旧址为校址,故通称为黄埔军官学校。初设筹备委员七人,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
十四日令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年五月正式成立,规定校本部设总理、校长、党代表各一人,由
孙兼任总理,蒋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②蒋这次辞职的内幕,据陈独秀面告我,蒋赴俄考察军事,印象不佳;回国后并不同意孙先生的联俄容
共政策,因而不愿任黄埔校长;后经戴季陶劝说,以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俟羽毛丰满后再说;
蒋始恍然大悟,欣然返粤就职。
③黄埔第一期正取生为三百五十名,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入学,编为第一二三各队,备取生为一百二
十名,继于五月十日入学,编为第四队,合计为四百七十名,实际到校的只四百六十余人。
④这就是第一次东征中有名的棉湖之役,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章 革命阵容的分化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反抗广州政府领导的西山会议派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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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
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这种政策又与鲍罗庭的所谓“革命专政”发生抵触。
我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曾将在广东所知道的情形及我与鲍罗庭商谈的经过报告中共中央。
我也说到在我离开广州以前,鲍罗庭曾表示中共中央一时既不能迁来广州,我又马上要回上
海去,那就只有信托他会同广东区委会相机处理一切。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全力应付五卅运动,
对我的报告未详加讨论,就搁置下来了。
但深知国民党内情的陈独秀先生表示忧虑。他认为胡汉民是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
的正统,在党内的势力颇具根基;汪精卫不免软弱,虽有清誉,究无实力;如果硬将胡汉民
从代帅的地位拉下来,是会出乱子的。他的看法虽然如此,不过当时鲍罗庭尚未明白表示,
他的议论也没有进一步说下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所率的黄埔党军回师广州,于六月十三
日解决了杨希闵、刘震寰这个心腹之患。据说这次战争进行很顺利,没有多少伤亡,也没有
甚么重大的破坏,甚至有人说是由于俄顾问亲手向杨刘总部发射了几炮,敌军就溃散了。
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五卅事件开始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发生著名
的沙基惨案。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更为左倾,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更在那里亟谋发动全国
的反帝力量,以支援广东。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反帝浪潮弥蔓全国时悄悄的宣告成立了。中共中央仅
于报纸上获知这个重要消息。国民政府委员会①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成的;汪精
卫任主席,胡汉民由代帅降为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我们—中共中央首脑们—中曾有人认为
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算是临时性质的,正式的国民政府应由国民会议产生;这似是无可奈何
的说法,借以减轻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压力。
上海的国民党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改组,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赞同的态度。最初他们都表
示不尽明白广东的内情。不久,国民政府委员的人选径在政治会议自行决定,而未提交中央
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持反对态度,于是,消息一传到了上海,他们就
议论纷纭了。如戴季陶就认为贬撤胡汉民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
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缺乏效率。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没有适当的报导。加之省
港罢工后,广州与香港间的交通受到阻隔,直接来往广州上海间的船只极少;因此,广州的
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经由外国通讯社传发出来,其内容自多对广州当局不利。中共中央这时也
以不能获得广东的正确消息为苦。
我们获知广东方面第一个不利消息,是加仑将军被调离广东。加仑将军是广东军事的支
柱;而且是有过赫赫之功的。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