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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区委工作略作紧急安排以外，在郑州已无事可做了，因而我没有等到郑州会议闭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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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一日晚，便匆匆赶回武汉。我在归途中，回味着我与孙中山先生的接触和这几年国共合作所
遭遇的悲喜经历；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已为号称孙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人们所
唾弃。
我回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席上根据我在郑州所知道的情况，指出现在是退
出国民党的时候了。所应考虑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决裂式的退出。我觉得对于左派的
上层分子，我们再不能存有幻想；对于众多的左派中下层分子，仍应设法联络，以赢得他们
的支持。鲍罗庭和其他委员们，对于我的这种主张，虽未表示反对，但认为应侯郑州会议结
果完全判明和征得莫斯科同意以后，再作决定。
汪精卫等一行约于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汉。他们散布乐观的空气，说郑州会议的结果很好，
冯玉样支持武汉政府等等。所公布出来的是唐生智张发奎部回师武汉，河南由冯玉祥部接防，
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省政府组织和人选，经武汉政府明令发表，统由冯玉祥以豫陕甘北方政治
分会主席名义节制。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内情，则秘而不宣，我们也无法洞悉全貌。但事实
上汪精卫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积极进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除鲍罗庭顾问职务的消
息传出来了⑤。自该年三月间蒋氏明白表示要驱逐鲍罗庭以后，鲍罗庭将被解雇或者他将辞
职等等传说，至此见诸事实。鲍罗庭对这件事倒也处之泰然，他对外以营救其尚被扣押在北
京的夫人为理由，声明不能立即离开中国；实则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后
的安排并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将于六月十九日在徐州举行会议，就觉得这也许是郑州会议
所秘密谅解的项目之一；很可能汪精卫等是经由冯玉祥这个仲裁人与蒋谋妥协，至少汪精卫
等事先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是汪精卫等却讳莫如深，甚至说到冯玉祥竟与蒋介石会议，是想
不到的事。
不到几天，徐州会议的实情传到了武汉，冯玉祥给武汉政府的电报，也隐约为外间所知
悉；后来证实冯在二十一日有一个电报致武汉政府的要人们⑥，其内容大致是：综合郑州会
议时之意见，极不满意于武汉共产派之行动，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庭归国，在武汉之国民
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面诸人，一致赞同，请汪
谭诸人速决大计。并请唐生智将所部调郑州，协力北伐等语。这是蒋氏的胜利，武汉的投降，
也是冯的反共态度的明显表示。
莫斯科获悉了郑州会议的经过以后，曾电令鲍罗庭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来挽救武汉的
分共危机。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发表一个包括十一点的政治声明⑦。其中要点是：承认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参加各级政府工作者，都是本着国民党员的身份；
为了减轻政局的困难，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工
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之外，但国民党仍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根据
国民党的原则，民众得有武装，但工农武装应由政府训练和管理；武汉纠察队可以减少或编
入军队；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审判与处罚游街等等。
这个声明就是由鲍罗庭根据莫斯科的电令所草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是莫斯
科纠正六月一日电令的表示，似也是退让政策的最后限度。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切实执行这个
声明，并劝告工农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但这些努力并不能扭转国共破裂的命运。
汪精卫忙着召集军政要人们会议商讨分共的具体步骤。孙科等人发表言论，径行攻击工
农运动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为，似乎工农群众任何一个改良要求都是不应当的。
武汉政府对于湖南工农被摧残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外，采不闻不问的态度，并严禁
工农的不法行为。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师武汉以后，军队将径行制裁中共和武汉工农团体的声
浪，也愈唱愈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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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六月二十八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
庭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
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
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
其他委员也觉得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因而成为定案。
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李
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
耻的机会主义”。其实这是莫斯科代理人鲍罗庭的提议，而他又是根据莫斯科要他尽量应付这
个指示原则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当时对此举的不满，虽不若蔡和森那样愤慨，但
为势所逼，内心的沉痛则很显然。
七月初，鲍罗庭又转告中共中央，谓共产国际要苏兆征谭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
国民政府。这似是莫斯科觉得，在武汉政府摧残工农运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再留
在这样的政府里，和摧残者负联带的责任，未免太不成话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这
个指示；我们大多觉得这样做，才是差强人意的表现。
至于这两个人退出政府所应采取的方式，中共中央并未详加讨论；以为退出行为的本身
即足以对国民党表示抗议。不料谭苏二人的辞呈在措词上竟发生了参差。谭是称病辞职的，
在辞呈并提到“未能纳农运于正轨”的话；而苏兆征则坦率表示是未能为工人谋福利，因而
不愿再干。我们当时即觉得谭的措词未免过于软弱；后来共产国际也指摘谭没有完全遵照指
示去做，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⑧，指斥武汉当局。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
转而奋起反抗的信号。这个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
了！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
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根本主义和政策。”因而郑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
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中共发表这个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于共产国际曾责备过谭平山的辞呈未能表达中共
的真正意向；所以发表这一宣言，以资补救。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
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同时通过制裁中共党员
违反国民党主义之言论和行动。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⑨。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
的电令“不含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并谓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
日发表的宣言是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
认为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声明不负联带责任；宋的这种表示，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
展，也许不无作用，但当时却未发生缓和分共的效果。
接着，国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卫揭开了。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决
议案：（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
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
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
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二十四日，汪精卫复电冯玉祥，大意是“中共与鲍罗庭已
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
这一连串的事实，是以郑州会议为发展的关键，国共关系趋于全面破裂的主要经过，也
是汪精卫投靠蒋介石，武汉左派政权丧失其存在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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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在武汉国民党分共的剧变中，中共内部受了沉重打击，顿呈分崩离析之状，几频瓦解。
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被鲁易向汪精卫公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事态严重，不愿内
部稍有参差，无论事之大小，概遵共产国际之指示进行。但我们又都是各有所见的人物，在
国际的约束之下，殊不无郁抑难伸的痛苦；于是，有人消极失望，有人积极挣扎，有人另找
出路等等，都表现出来了。
在国共关系频于破裂的关头，共产国际却一直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六月二十日，中共
中央所发表的声明，只说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并未提到退出国民党的事。七月初，
中共党员实行退出国民政府时，共产国际还是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对于万一国民党径
行分共，中共应如何应付，则并未有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为甚么要如此？是要中共伙同一些
剩余的左派打着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旗帜，反对汪精卫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让步
代价，以阻止汪精卫的分共行动？亦从未加以说明。
我们觉得共产国际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计成败留在国民党内，使汪精卫等不便
立即分共。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单相思，汪精卫决不会因此而罢手。我们中有人觉得共产国际
要中共这样做，是为了使苏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国，避免苏俄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此一目
的即使办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顾问不能够安全回国。由这种推测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主
要是在为苏俄的处境着想，而不是单纯为着中共前途的利益着想。
当中共中央不得已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的时候，我们都预感到暴风雨即将降临。汪精
卫那时虽已放任那些反动军官，到处摧残中共和工农团体，但他口头上的调子，还是“和平
分共”。中共现在发表这个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采公开的压迫手段。因此，我们采取
紧急步骤，使中共中央组织能安全的转到地下去。至于此后应当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在中
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
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
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
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
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
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
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
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
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