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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
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
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
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
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
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
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
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
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
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
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
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
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
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
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
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
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
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老干部就在这类冒险行动中牺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同志,
则因滥竿充数的流弊,发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牺牲等的现象,甚至出卖党的事件也发生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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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白昊同志就是因执行这类冒险行动,而丧失了生命的显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
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
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十月间由汉口来到上
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
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顶顶大名
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许白昊被捕以后,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许白昊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
要我们赶速迁避。我听了这些话,十分痛心。许的太太更是悲伤得不得了。我愤恨瞿秋白的
盲动和他对许白昊的歧视;我也觉得也许就因为许与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对他的怀疑,
以致有此悲惨的结果。我向来人悲愤的说:回去告诉瞿秋白吧!他无异是杀害许白昊的刽子
手,不必要的将一个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牺牲了,还要诬蔑他是机会主义者,真是岂有此理。
我信任他决不会牵连同志们,我愿意仍住在这里,用不着他耽心!后来事实证明,许同志虽
受到严刑拷问,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贵品格,没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壮烈的与世长辞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发动的广州暴动,使苏维埃旗帜在一个大城市中第一
次出现;也是瞿秋白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瞿秋白等兴高采
烈,幻想着胜利就要来临了。我则向他们建议,这支暴动队伍很难在广州立足,应迅速开往
海陆丰一带农运有过优良基础的区域去。我这种实事求是的建议,竟被视为故意浇冷水,是
十足的“逃跑主义者”。李立三同样抱较乐观的见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广州暴动的紧急关头,
他愿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担负一项实际工作。三天之后,广州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区委书
记张太雷阵亡的噩耗接踵传来,李立三便奉派赶往主持广东区的工作。从此,这位小弟弟,
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风,而青出于蓝的酿成后来有名的“立三路线”。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
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过的房间内。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些同住者,触目
伤感。她本是活泼美丽的少妇,那时一变而成为蓬首垢面的泪人儿了。她在旅途中,强抑哀
思,谈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们这里,满腔的悲痛,便尽情的倾泄出来。我曾劝
慰她:悲伤是无补于事的。张太雷还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广州暴动的英雄。也许我们不久也
要死,死的情形或许还不如他。
王一知同志亲身参加这次暴动,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详细向我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现在
我概括的追记于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广州市内的枪声响了。暴动的基干队伍,是原第四军的教
导团,团长叶剑英同志。这一团里面,暗藏着的中共党员很多。他们首先制服了这一团里面
的反动军官;再开始袭击第四军的炮兵团、警卫团和城内各机关;分别予以缴械和占领。但
工人赤卫队参加暴动的并不多。因此,这支约立千人的暴动队伍,摆在诺大的广州市内,实
在感觉到力量薄弱。广州的河南,依然为李福林部据守,连第四军在广州的一个留守处,都
没有攻下。四郊的农民,也没有响应。
十一日中午,在广州市内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实在不见得热闹,到会
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产党员和少数同情中共的工人,暴动对于广州市民说来,是突如其来
的。一般人都不认为暴动会成功,因此,站得远远的。连各工会的工人都在那里观望,并没
有什么总同盟罢工。机器工会,不待说是持反对的态度。这个大会,在那里冷冷落落的提出
许多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一切政权
归工农兵苏维埃!等等之后;旋即提出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由苏兆征任主席,张太雷
任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兼海陆军人民委员,周文雍为劳动人民委员,彭湃为土地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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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为肃反人民委员,何来为经济人民委员,陈郁司法人民委员,恽代英任秘书长,叶挺任
总司令,张太雷任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这一幕之后,苏维埃政府算是成立了。张太雷
一直在那里东奔西跑,忙着指挥军事行动,那里有工夫去安排政府的事情?苏兆征、叶挺等
多数人,那时都不在广州。事实上,一切事都堆在张太雷身上。
张太雷从十一月中旬在上海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之后,就在那里计划暴动。有一
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罗易门(Roemann )⑥经常和他密商。据张太雷告诉王一知,罗易
门虽只是罗明那滋的助手,但比罗还要凶狠。张太雷认为他们两个都是荒唐鬼,远不及鲍罗
庭那么老练。太雷也曾向王一知说起扩大会议对我处罚的事。太雷告诉她:处罚我的决议,
虽然是以他的报告做根据,但实际是那两个荒唐鬼坚持要如此做的。太雷曾以慨叹的口吻向
她表示,做领导工作,真不容易,稍一不慎,就要如张国焘一样受到处罚。她觉得太雷现在
已经死了,她应代他向我表示,他对我并无成见。
南昌暴动的时候,张发奎率部返粤,因与驻守广州的李济琛部争夺地盘。南昌暴动失败
以后,他们间的争执,日见激烈。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以护党名义,驱逐了李济琛、黄绍
雄,随即发生战争⑦。张的军队都陆续调往东江西江北江一带前线去了,广州的防务,非常
空虚,而且留下驻防广州的部队,恰恰是教导团。因此,罗易门认为是绝好的暴动时机。十
一月下旬,太雷和他们便忙着准备暴动,每天都在谈论如何准备暴动力量,规定暴动政纲与
建立苏维埃政权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张发奎李济琛两方军队在各个战线上打得激烈的时候,太雷他们就决
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志,因工农势力曾遭受摧残,对暴动前途,不抱乐观;但也只得遵
照命令行事。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死守广州;惟罗易门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苏维埃政权,
如能在广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国际意义。王一知觉得牺牲几千个同志的生命,将广东几
年来的工作基础,断送得干干净净,即使苏维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罗易门
要将张太雷等中国同志的血肉去向共产国际邀功外,她简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十二月十一日暴动以后,不到三天工夫,张发奎的军队便调回广州外围,向暴动军进攻
了。外国军舰也在珠江,掩护李福林部队过江攻打长堤一带⑧,机器工会领导一般反动工人,
到处向我们袭击。我们陷于四面作战之中,不少同志主张向东江方面撤退,罗易门却命令在
街头构建工事,进行巷战。张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间,在敌人前后夹攻中,中弹阵亡。这次暴
动也就随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败了。只有少数同志,带了一些零星部队,向郊外退却。广
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关一带,一片大火,到处都是枪声,街道上堆积着死尸。人
民被误杀的也不知有多少;当她于十五日晚间偷搭省港夜渡离开广州的时候,广州的秩序还
是乱得很。在戒严状态下,到处搜捕共产党。
王一知叙述这些经过之后,表示她自己遭受这次的惨痛打击,业已万念俱灰。她痛惜张
太雷不该只是愚诚的顺从命令;如果不完全听从罗易门的指示,按实际情形的需要,不在广
州市内硬拚,何至失败如此之惨;她更愤恨瞿秋白的儿戏暴动,毫不珍视干部的安全。如今,
他虽然恭维她是“女英雄”,这究不足以抚慰寡妇孤儿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脱离了中共,隐
居去了。
广州暴动失败得如此悲惨,曾使中共内部为之震动。虽然瞿秋白中央极力夸张广州暴动
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不少同志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葬送了中共在广州工作多
年的基础。后来斯大林也不得不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当时我除痛恨盲动主义的作
祟外,还对广州暴动政纲中所列“杀尽一切地主豪绅”的口号,表示抗议。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动。他们低估中共在暴动政策下所受到的打击
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一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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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