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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个人习惯都成了徐副指导员批判李思明的证据，诸如“小资产阶级情调”、“违背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本色”罪状。不过李思明把这些全当耳边风，你的指责我全接受，你批判你的，我做我的。
李思明踏上七星桥，向连部进发。身后草丛中传来声响，像是大型动物发出的声音。李思明立在桥中央，连忙回头，一只狼立在桥头与他对视。自从上次狼群事件后，大兴岛附近百里再也看不见一只狼了，人人都说大兴岛成了狼的禁地，这让李思明很吃惊，因为这是大白天，狼见到人会有多远跑多远。这只狼明显胆大包天。
这只狼瞎了一只眼，李思明立刻认出，这是那天那狼群的首领，那只瞎了的右眼是自己晕倒前的最后作品。此时头狼身形消瘦，明显小了几号，曾经结实光泽的皮毛如今骨瘦如柴
，身上还有几处被抓伤的伤口。李思明猜想这只狼眼瞎后，首领的地位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以至于卫冕失败后选择了跑路。
“找我干嘛，我承认我对你的失败负有很大责任，难道你想报仇，别开玩笑了，你现在这副丧家之犬的模样我一只手就能解决你。”李思明心里想着。
一狼一人就这样互相看着。李思明向前走了几步，那狼猛得往后退了几步，李思明大吼一声，狼一溜烟往后跑了一大段。李思明索性不管，掉头往连部走。过了七星桥，就是大兴岛了，现在的七星岛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七星岛了，岛上人口众多，离老远就能看到团部成片的房子，红瓦房在中午阳光下正熠熠发光。李思明回头，那只狼还跟在身后，李思明就觉得奇怪了，这大白天的，这狼还敢往人多的地方去。李思明停下，那只狼就停下，李思明走，那只狼就走，总之是不紧不慢地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
离团部越来越近了，随着大兴岛的开发，人口越来越多，机关、学校、饭馆、书店、加工厂、理发店、照相馆应有尽有，团部所在地现在成了一个小镇的模样。那只头狼知道那里是自己的禁地，立在一处高岗上哀嚎了几声，便掉头一眨眼不见了。
“我说的对吧，阿明不到假期结束，是绝对不会到的。”刚一进宿舍们，张华便叫了起来。宿舍里的七个兄弟都到齐了，自己算是最晚的一个。
“你什么好吃的，全部掏出来。我们的政策是掏光、吃光。”猴子一把抢过李思明的行李。里面有几斤苹果，是姜所长送行时硬塞给他的。很快几斤苹果就被瓜分了，李思明也不在意。
“猴子，你答应给我带的烟，带来了吗？”李思明朝正在品尝战利品的猴子问道。
“早知道你会有此一问，我早有准备，看，这两条呢！”猴子将“中华”递给李思明。
“阿明，你一个月才32块大毛，还抽‘中华’？”徐大帅是从不抽烟的，坚决抵挡住诱惑。
“春节期间，连里有什么重大新闻啊？”李思明是冲着张华问的。这家伙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号称“包打听”，大到国家大事，小到连长家的母鸡今天下了几只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连里太平无事，不过团部到有一重大新闻，听说春节期间闹的沸沸扬扬的，都闹到了师部了。团长和政委春节都躲在外面，不敢在家过年。”
“什么事情啊？”李思明好奇地问道。张华却伸出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夹烟的动作。李思明会意的递上一支烟。
“团军务股的头柴建民，你听说过吧，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抓起来。”张华抽着“中华”优哉游哉地说。
“那个家伙，一看就不正派，听说有知青找他走后门，办‘病困’或者上学政审，他百般刁难。知青背后骂他‘刁德一’”猴子插嘴道。“刁德一”是著名样板戏《沙家浜》里的大反派。
“我听说，一连有一个女知青家里父母相继病倒，她想办‘困退’返城手续，那柴建民却乘机侮辱了她。”张华慢条斯理的说着，惹得旁人干着急。
“后来？虽然办好手续，却迟了，那女知青父母相继过世。那女知青一气之下将柴建民告了，她天天上访，团长和政委都过不好年。这不，我们回大兴之前，柴建民被抓走了。”
“哼，恶有恶报！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旁边有一知青骂道。实际上，自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的一位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上山下乡的问题后，一些鲜无人知的事实被通过各种渠道披露出来。其中云南的情况尤为严重，摧残迫害知青，猥亵、强奸女知青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也是“四人帮”倒台后，云南知青率先开展大规模游行请愿活动的原因这一。1974年中央还专门出台了一个“26号文件”，将保护女知青，上升到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泽东思想路线的高度，由此可见事情的严重性。
今天中午是全连一起吃“忆苦饭”，这“忆苦饭”取自忆苦思甜之意，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英勇新四军。正如贫下中农代表发言所说的那样，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饮水不忘挖井人，要艰苦奋斗扎根边疆，不忘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云云。那“忆苦饭”可以和猪食有得一比，用不知名的草根、糠和少量的苞米渣一锅熬成的，黑呼呼的，看一眼都嫌恶心。知青们硬着头皮吃下，表面上还都是装着无比香甜感激涕零之状。机灵一点的，会带一些同样黑乎乎的糖，混和在一起湊和着吃下，不过千万要小心，不要让人看见，否则上纲上线阴谋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还是小事，上升到是否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就完了。每次“忆苦饭”吃过之后，知青在厕所花的时间就明显长了许多。
李思明当然更是吃不下，不过徐副指导员时不时盯着自己，这家伙最近找自己麻烦少了，不过是躲在后面搜集证据，可不能让他抓到把柄。李思明嘴里吃着“忆苦饭”，心里却想着烤鸭，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不错的，至少自我感觉好多了，仿佛自己吃的就是烤鸭。
那猴子一边吃着，一边嘴里嘟哝着：“大米、白面、猪肉、牛肉、烤鸭……”
饭后自然是讨论会，各排代表出来发言，谈谈心得、表表心迹，总之无非是扎根边疆多打粮食为人民，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批林批孔保卫毛泽东思想等等。
“咱们在养猪场还有多少存货？”李思明小声问在身边的曾智。
“我看了一下，还一只孢子和几只野鸡。”曾智是昨天晚上到的。
“晚上，咱们去把它们消灭掉。”李思明恨恨道。
第四十一章 烧烤与天下大事
更新时间2007…9…20 13：50：00 字数：0
傍晚时，跟李思明原是一个宿舍的7个兄弟徐大帅、张华、猴子、钟爱国、万明、叶耀剑和姜大伟加上曾智，9个人勾肩搭背地往养猪场赶。中午这一顿“忆苦饭”可把他们胃口给吊起来了，张华嚷嚷今晚要将李思明的存货全部消灭。
春节时连里安排其他两位留守人员暂时替代李思明和曾智，在猪场远离连部，平时也见不到人说说话，不像李思明和曾智喜欢安静，今天见他们回来，连忙搬回连部。哑巴也挺有心计，春节期间硬是没有把偷藏的野味事说出来，否则现在就是轰也轰不走。
曾智做烘烤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孢子在他的手里烤得一片金黄，滴着油脂，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旁人不由自主的咽了咽口水，与中午那令人作呕的一顿相比，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一边吃着美味，一边喝着白酒，这酒也是春节从家里拿过来，是谁带来的没人关心。这年头知青的胃处于饥饿状态，不多的工资差不多都在星期天贡献给团部的饭馆了，在寒冷的季节，大多数人都养成了好酒量。二锅头最受欢迎，甭管是北京产的，还是本地产的北大荒牌白酒，都够劲，喝一口全身热，喝两口胆气壮。
吃得半饱，大家便自动放慢速度，边吃边聊，海阔天空地胡吹，上至国家大事，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涉及，就图个高兴。
“这国家大事，真是风云变幻，以前还是不共戴天之敌，转眼就成朋友。真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不合啊。”曾智边指着报纸，边啃着一块肉口齿不清地说道。
“酸什么酸，一付老学究的样子。”钟爱国家庭出身“革干”，与曾智这样出身“资本家”的人总有隔阂，但人不坏。
“你看这上面不是写着：日本在华战争遗孤寻访团访问北京，受到热烈欢迎。”曾智指着报纸上一则新闻说道。
“这有啥，小日本72年9月不就和我国建交了嘛，这美帝的总统尼克松不也来过嘛。”邢满不以为然道。邢满这个名字不好，每一位乍一听这名字的人，会很自然的产生联想，他向老爸上诉了多次，均以无效告终，他老爸是孝子，说是死去的老爷子亲自取的名，也只有老爷子才能改，邢满只能作罢。
“想当年日本鬼子占我河山，杀我同胞，光南京就30万人，可谓血债累累，我想不通，为什么还要欢迎日本人，怎么能与不共戴天之敌为伍？”曾智虽是小知青，国家军政大事还是很关心，这是整个时代的特点。不同阶层关心的目的当然不同，出身好政治上进步的人，热衷政治是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找到批判的理论依据，戴帽子的人根据报纸头版社论审视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脱帽，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而逍遥派的人则关心是否有什么新的风吹草动，别站错了队。
“‘苏修’不是和我国处于敌对的位置嘛。在国际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徐大帅的国际政治视野显然更开阔一些。
“可咱们的政治立场不同，那可是帝国主义国家啊！阿明，你说说看，这中央政策是不是要变了？”在钟爱国看来立场不一致的怎么可以站在一边。
“要我看呐，刚才徐大帅说得很多，在国际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思明撕了块野鸡肉，继续说道，“当年我们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让朝鲜南北分家，赢得了与美帝的缓冲地带。当时我们是敌人，但苏联搞修正主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政治上处处于我们为敌，所以‘苏修’成了我们的敌人，而美国对现在的中国来讲具有战略意义，当前与我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与美日互相接近。”
“我们只是小知青，关心这个干个球啊，来喝酒！”张华对所谓的国家大事一点也不关心。是啊，我们只是小人物而已，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你来我往并不影响小人物的生活。
“我听说日本经济挺发达的，家家有小汽车！我攒的工资还不够一辆‘永久’呢。”姜大伟感叹到。这年头中国的老百姓还在与温饱作斗争，一般城市家庭能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就很不错了，何况有小汽车。
“报纸上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话我觉得不太正确。凭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住洋房？凭什么要我们吃苞米碴子！”张华发牢骚道。这话他也只敢在这里说，不担心有人传出去。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科技不发达，学校都搞运动，去年“白卷英雄”张铁生和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事件，让广大知青寒心，不练书不上学怎么能提高科学水平，怎么能造出精良的机器和商品。宁卫东就是个证明。”徐大帅虽然也是典型的政治积极份子，属于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但并不妨碍他对一些政治事件的怀疑态度。
他刚才说的是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8月1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有人吹捧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在与班主任老师发生矛盾后根据家长的意思写的信，和《北京日报》按照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日记。12月28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由此，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掀起了一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使原有点恢复的教育秩序雪上加霜。
徐大帅的话让众人想起了宁卫东，一片沉默。
李思明站在未来的角度，当然很是赞成徐大帅的分析，在这个时代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大环境之下，反对的声音起不了一点作用，甚至招来祸害。
“大帅的话我爱听，就拿日本来说对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有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