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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兵看着家里人全都忙着收拾行装，没人理她，便吵闹着要张一达讲故事。林仪嫌她碍事，便把她轰到院子里玩儿去了。
屋里一下变得很安静，张一达佝着腰，把一家四口的衣物分别塞进几个人造革或帆布做的旅行包。他动作很慢，看上去显得有些迟疑。
肖红军从床底下扒拉出自己和红兵的塑料凉鞋，用湿布擦干净，递到张一达手里。这时，她才惊讶地发现，他在悄悄流泪。
林仪也看见了，“干吗呀？又不是妻离子散的，咱不是还在一块儿吗？”
“我是觉得……这全因为我，叫你们都跟着去受罪。”
林仪拽过毛巾塞给他。
张一达看看一旁的肖红军，似乎也觉得不妥，赶紧擦了把脸，笑笑，“也是，再怎么说，咱全家还在一块儿。”
肖红军弄不懂他哭的意思，但他的模样忽然让她觉得有几分可怜，不知该如何表示。
“红军，”林仪把她拽到身边，“到了那儿可不比在家，你得学着多照顾着红兵点儿。啊？”
肖红军点点头，转身走出门。
屋外的空气里，已经有了春天的味儿，那种说不清的、暧昧的、懒洋洋的味儿。红兵手里攥了根竹竿四下挥舞，尘土被她搅得飞起来，在耀眼的阳光下翻滚飘拂着。
肖红军沐浴在阳光里，嗓子眼发痒，忽然有种想叫喊的冲动。可她忍住了。
干校设在最著名的革命老区的深山里。这里风景如画，荒远僻静，方圆四五十里内罕有人烟。过去这儿没有地名，更没有过这么一大群识字的秀才蜂拥而至，所以尽管干校已经竖起“红光五七农场”的牌子，周围的当地人更愿意称它为“小城”，以示从身份上有所区别。
可小城毕竟不是城，只有几排土坯墙茅草顶的宿舍和示意范围用的铁丝网。学员分成四个排，男学员三个排，女学员一个排，外加一个炊事班。场长自任连长兼指导员，主管教员就是各排的排长。
男女学员的宿舍是分开的，家属也按男女分居，中间夹着场部办公室和教员的住房。平时除了集中学习，学员和家属基本上见不着面。按照干校的规定，凡有家属同来的，每月最后一天有两小时可以单独见面。可学员住的都是搭着通铺的草屋，在同一个两小时内，怎么都来不及轮流单独使用宿舍。多数人只好隐忍，低声细语地聊上几句了事。有些年轻性急的，便躲到宿舍背后的山林里，在松涛柏影间仓猝野合一番。学员中虽然多是文弱书生，对这种情急之举倒也会心多于耻笑。可农场请来的一个当地贫下中农辅导员听说此事后却大惊失色，郑重其事地劝场部领导赶紧下令严禁在山上野合，并详述了他的理由。
嘶叫无声 七（3）
原来农场这一带，本是绵延百余里的原始次生林，树木茂密，人迹罕至。后来县里忽然冒出无数炼铁的小高炉，实在找不到煤烧，就有人想到了这片森林。成千上万的伐木队伍浩浩荡荡涌上山来，半年的工夫，附近几座山就变成了癞痢头。第二年春末，新的一批伐木队伍刚刚进驻，忽然一天夜里发了山洪，“那水大的，把放倒的树，石头，伐木的伢子老表，一家伙冲出几十里。这山，脾气暴，惹着了麻烦。”苍老的贫下中农辅导员说得自己汗涔涔的。
农场场长本来对野合一事就心有芥蒂，听他这么一说，便立即下令禁止学员私自？span class=yqlink》仙剑澳堑愣Π褪露景揪凸チ耍芯⒍投喔苫疃哿松兑膊幌搿！？/p》
其实，场长虽然下令不许大家上山野合，但他对贫下中农辅导员的话却不敢苟同。人定胜天嘛，一片林子就把咱吓住了还成？再说这一带放眼全是山，本没有耕地，按农场的计划，干校学员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山坡上开垦出农田来。人家大寨在寸草不生的虎头山上都整出梯田来了，咱这儿山清水秀的，荒着岂不笑话？山还是要上，可劲儿得使在锄头上，不是老婆身上。由于意见相左，场部只好跟公社商量，换了个不信邪的年轻辅导员来。
对禁止野合一事，学员们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没家属的，或不适应山地作战的大都幸灾乐祸，拿此事说笑取乐。尝过野合甜头和耐不住性的则对此耿耿于怀，贼心未泯。
山上的活儿很累。
从场部到山腰上，要先在荆棘丛里走七八里山路，翻过两个陡峭的崖子。大部分学员刚爬到山腰就已经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锄头扁担都快捏不住了。场长最见不得这个，瞧你们这副德行，手不能拎肩不能扛，走几步就哼哼，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不改造还得了？他骂。
经过多年砍伐，山上粗壮的树木已经不多了，剩下些低矮的灌木和松柏，树丛里净是从更高处滚落的石块，清除起来既费力又危险。没两天，二排的一个学员就被石头砸瘫了，抬到县医院一查，说是腰椎断了，从此成了残废。经此一难，学员们干活时都格外小心，生怕步其后尘。
相比之下，当过兵的霍光德干活最麻利，刨树根撬石头扛树干，别人干不了的活儿他能干，嘴里从没怨言。逢到场长情绪好或喝了酒当众夸他两句，他还憨笑着摆摆手，改造嘛，不值一提。
有了他做参照，其他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场长认定他们都在偷懒，消极抗拒改造。活路越干越多，工时越来越长。没多久，有几个身子弱的就累趴下了。大伙儿敢怒不敢言，一肚子闷火全往霍光德一人身上撒。这孙子，在学校就害人，关到这儿了还不消停？
霍光德本来在一排的宿舍里就不招人待见，他的呼噜既响又变化多端，时而沉闷，时而高亢，偶尔还带着尖利的啸声。平时大伙儿尽量隐忍也就罢了，可此时他明显已成了祸害，便顾不了许多。有天深夜，不知谁撕了两片薄荷叶，抹上清凉油粘在他脚心上。天还没亮，只听“噗”的一声，霍光德随即跳下床，用手兜着裤子跑进厕所，一蹲下就再没起来，直到两腿酸麻发软，险些跌进茅坑。
一连两天，霍光德都没去上工，拉得他浑身没力，脚下无根，走路都飘忽着。他情知有人使坏，可宿舍里十几号人，难以确认罪魁，只好悻悻不语，自认倒霉。
场长仔细查阅过所有学员的政治审查材料，对霍光德的过去了如指掌，自然也就明白别人下狠手整他确有渊源，一番追查后没得着结果，也只得作罢。不过他担心日久天长的，万一闹出大事来也是麻烦，便派霍光德去了猪圈，借机将他和其他学员分开。
自从到了农场，林仪就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干吗非得吵着闹着要来。想的是能和张一达一起，彼此有个照顾，不料来了以后满不是那么回事。张一达在二排，林仪在四排，干活的时候经常是隔着一座山，连人影都望不见。吃晚饭的时候总算都聚在院子里了，可场长要求各排得分别排好队形，先唱歌后开饭，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许随意走动，也不准交头接耳。林仪自己饿得半死，还得照顾女儿，只能远远朝二排那边瞄上几眼。到了晚上，林仪满身汗臭地躺下，看着在一旁熟睡的女儿，凄凉酸楚溢满胸襟。她来不及哭，逼着自己放弃所有念头赶紧入睡，否则第二天根本撑不住。
嘶叫无声 七（4）
干校的作息很有特点，早晨起床没有固定时间，完全由场长一人按季节的变化灵活掌握。他平时手里总拎着根木棍，上面套着截儿胶皮管子，觉得时辰到了就挨着屋地敲门，嘴里喝一声：起！
每天东方渐亮的时候，各排肯定已经分别围坐在院子里，开始一天的早请示了。各排的排长手里捧着幅镶在镜框里的毛主席像，学员则依次针对灵魂深处、一言一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说清楚自己打算如何通过艰苦的劳动加以改造。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请示换来的是早饭、上山干活并吃上后面两顿饭的机会。如果早请示过不了关，就直接由政治教员领到灶房旁边的一间小教室里，进去就是整整一天，面前摆上毛选四卷和纸笔，闻着隔壁红米饭的香味儿，在饥肠辘辘中真切地审视自己的灵魂。有人说这是场长的发明，也有人说他是打别处学来的。可不管怎么说，这办法很有效，一般等不到日落西山，一份发自肺腑、触及灵魂的反省材料就会摆在政治教员面前。后来，为了防止有人借此逃避上山劳动，场长决定把这种隔离学习的时间延长到四十八小时。
有幸到了山上的学员当然也得学习。先是上工的时候一路上要喊口号，四个排各喊各的，比谁喊得响亮。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是炊事班送水的时间，政治教员跟着水桶一起来，他揣着本毛主席语录，趁大伙儿喝水休息的空随机抽查，点到谁谁就站起来，他念一句开头，学员接着往下背。抽查的成绩是记录在案的，累积三次抽查不合格者，享受一次隔离学习的待遇。
说起背语录，全干校谁也比不上张一达。一是他曾经作为理论尖子被选进过学习班，接受过强化培训。二来他是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对领袖人物的思想观点自然比较熟悉，对死记硬背的事儿也不犯怵。三是他实在不想享受隔离学习的待遇，背得特别努力。政治教员对他惊人的记忆力极感兴趣，便让他单独脱产进行训练。没过多久，张一达已经成了个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奇才。随便拿出一段，准保是一字不错，流利清晰。其中最绝的是，随便你念出一句来，他就能告诉你这句话出自第多少页的第几自然段。场长开始听着不信，专门把张一达叫来，结果确实屡试不爽。
林仪见他因此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活，心里很为他高兴。那阵子，张一达看上去也比刚来时显得振作了些，脸上渐渐有了光泽。吃晚饭的时候，林仪总是悄悄让红兵跑到二排那边，捎两句叮嘱的话给他。
后来，政治教员把张一达当成自己的教育成果，经常找机会让他表演，还准备派他去参加县里组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成果汇报会。可随即发现，各地的印刷厂都在印《毛主席语录》，排版格式不同，页码也不一样，张一达的表演就使不上劲儿了。与此同时，有些记忆力差、背书功夫浅的人也提出来，林副统帅说过，毛泽东思想关键在活学活用，只比谁背得好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从那以后，张一达不能再靠记性吃饭，只好又回到排里参加劳动。
对于学员来说，还有一项安排几乎和上山干活一样难熬，那就是每天晚饭后的“晚汇报”。
干活的时候一般是教员一双眼睛盯十来个学员，难免有疏漏，喘口气偷偷懒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可晚汇报是十几双眼盯在一人身上，没有任何侥幸的机会。不光教员盯着，其他尚未轮到的学员为了减少留给自己的时间，也跟着找茬儿挑刺儿。这么一来，几乎没人能一次过关，不是认识不够深刻，就是避重就轻，没有革自己灵魂深处的命。
一排的晚汇报最惊心动魄，听每个人的发言，都觉得他那罪过足够五马分尸下油锅了。可就是这样耸人听闻的发言，还是得天天重复，直到确信自己诚如自己所描述的那么可恶。
实际上干校学员的成分也是有区别的，被分在一排的，大都是些戴了帽子的牛鬼蛇神。有反动学术权威，反党集团骨干，历史或现行反革命，还有像霍光德这样的“五一六”分子。当然，被分在其他排的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上调”到一排去。
嘶叫无声 七（5）
和其他几个排相比，干活的时候倒也没太大区别，最多就是身边多几个干部看着。可涉及其他待遇，就明显不一样了。在炊事班干过的林仪很清楚，供应给一排的伙食与挑到猪圈去的饲料十分相似，甚至更差些也不一定。有一次霍光德经过仔细比较，把猪食换到自己碗里，被人发现了。批斗会上场长直拍桌子，怪不得咱这儿的猪瘦得跟耗子似的，原来是你监守自盗。霍光德因此被隔离学习了两次，从此再也不敢占猪的便宜了。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排的出勤率越来越低，不断有人被送到附近的公社卫生院去。后来接诊的病人多了，卫生院的几个赤脚医生熟能生巧，只要见干校送人过来，看都不用看就开处方，二斤乩米，两个鸡蛋，休息一周。
后来有个中文系的老教授也被送去了，给他看病的那位赤脚医生上学时曾读过他的散文，也许出于崇敬，便悄悄把他接回自己家。老母亲为人热情，像当年款待红军似的，把偷偷藏着的一小块陈年腊肉也拿出来，还宰了家里一只三个月大的小公鸡。老教授受了如此款待，回到干校以后竟再也无法忍受，一天深夜，他用行李绳把自己吊在了茅房里。
此事一出，场长下令禁止再往卫生院送人。三排有个学员是学院医务室的大夫，场长叫人在炊事班旁边给他盖了间小屋，挂上了医务室的牌子。
从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