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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们玩耍，小伙儿们都会绕着他转，他自然成了〃小孩王〃，上小学不久他就戴上了红领巾，当上了少先队的中队长。在上初中时，他凭着自己的哥儿们义气和能说会道，又能讨好老师，被老师和同学们推选为班长，在那时就显示出了他超强的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李真的父亲平时在家里不多说话，他对于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身体力行。他要求子女们干什么工作都要刻苦认真，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解决，不能退缩。她对孩子们的教育更多的是摆事实讲道理。有一年冬天家中做饭，他让李真去外面打开水，李真打开水回来的路上，不慎被冰滑倒了。李真提着摔碎的暖壶胆战心惊地回到家里，他一言不发，站在那里就哭。李甫不但不打他反而安慰说：暖壶摔坏了没有关系的，关键是不能把人摔坏了，暖壶摔坏了可以再买一个，可人摔伤了那就不好办了，东西废弃可以由人再制造，可是人死了却不能再生。这些事李真都牢牢记在心里。
从李真有记忆起，一直是穿着哥哥、姐姐的带着许多补丁的旧衣服，直到上了初中，妈妈第一次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上了中学才告别了带补丁的衣服，这已是1975年以后了。他从小就念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从未想过要靠父辈什么，他大胆地怀疑起过去来，不迷信古人是他的一贯风格。真正能影响人的是凝聚中华民族优良文化和传统美德，爱国、爱民、爱学问，是他们的家风，也正是一个我们需要把它留住的精神家园。在领先一步中，他们姐兄弟们在学习上你追我赶，争取冲出名利、物质的围城，他有一种精神目标，永不服输。
李真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的文化比较高，李真是父母中年得子，因此全家都对他寄予厚望。因为李真所处的年代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根本没有上大学凭考试的思想，人们只知道中学毕业后大都要上山下乡去，凭表现和关系被推荐再上大学。当一个工农兵学员，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最高奢望。因此许多家长让孩子上学的目的仅仅为了多识些字为日后所用。李真小时候的理想是参军，做一名侦察兵，去抓特务。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到了初二的时候李真的理想是想做一个飞行员，翱翔在祖国的蓝天。李真读高一的时候国家正好改革了高校招生制度，实行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他的理想又变成了要考大学，上一所理想的名牌大学，到大学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在高中阶段开始发奋努力学习，一改过去贪玩不学的旧习惯，专心学习功课，因此他的成绩迅速提高，成绩在班级和学校中都名列前茅，令同学和老师们刮目相看：李真就像换了一个人，他变得既懂事又爱学习了。
第二章
为爱停留（1）
李真神乎其神地说，他的祖上是唐高祖李渊的后人。公元626年为了争夺皇位，唐太宗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唐高祖的大儿子李建成，又追杀他的诸子，李建成的一个小儿子在混战中落网，逃到了河间府，这就是李真的祖上。他与李莲英的家谱相同。此外还有传说，河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就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一处大宅院。李真每到北京，即便再高级的宾馆饭店他也不住，而是非住在河北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不可，还必须住在李莲英当年所住的正房里。有时他就和省里主要负责人同住一室，若是副省级领导到京与李真住宿发生冲突的话，都必须给李真让路。到了李真父亲这一代，家庭已经变得十分贫寒，因此他去延安投奔了革命。
·家父的红色档案李真的父亲李甫为了生存，十六岁那年小学还没读完，他就背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据介绍，李甫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是延安的抗日军政干部。对于从内地来到延安的热血青年，中央都是先送他们到延安抗大或者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因此李甫进入了鲁迅艺术学院主修文艺专业。在学校他是文艺骨干，颇得同班女同学兰婷的欣赏，二人很快坠入爱河。一次学校向中央机关汇报演出了《兄妹开荒》等节目，他表演哥哥，兰婷饰演妹妹，兰婷出色的表演，受到了首长的好评。兰婷从此成了公众人物，同时她也被一位首长看中，欲娶兰婷为妻，迫于各种压力，李甫只能忍痛割爱，含泪送别情人。1942年7月，李甫在鲁迅艺术学院毕业，被下放到离延安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连队去锻炼。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央调用大批干部赶赴东北，和国民党抢夺东北地盘，李甫被抽调作为赴东北干部小分队的一员，与中央新闻单位一起赶往东北解放区。我采访了和他一起被派往东北的一位老干部。老人拿出一份2001年《中国记者》杂志并向我讲述了他们从延安到东北一路上发生的许多故事：从延安去东北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中共中央果断做出战略部署，一方面调遣各部队星夜出关，一方面组织大批干部赶赴东北，以便赶在国民党之前抢占东北地盘，迅速掌握党在东北大地上的主动权。9月中旬，按照中央的要求，抽调了各部门共19名同志，组成了挺进东北的青年干部先遣小分队。李甫等人都是其中的一员。
10月5日，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我们青年干部小分队跟随着一支新闻干部大队，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延安。由于抗战胜利的喜悦和兴奋，开始上路的几天，大家还精神饱满，歌声不断，可是等过了黄河来到贫瘠战乱的山西，长途跋涉的艰辛便显露了出来。再加上沿途要道仍为敌伪和阎军盘踞，有时我们还不得不绕道而行。这一带原本就是古战场，如今更是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大军过境时，有时连军粮也供应不上，我们不得不饥一顿饱一顿，每天以五六十华里的速度艰难前行。有的同志腿都走肿了，有的双腿打起了水泡，掉队的情况时有发生。队伍只好走走停停，等候掉队的人。
穿越雁门关雁门关地势险要，号称天下雄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早已久闻其名。现在这座雄关就在前面，当然不可不看。稍事休整后，当天下午，我和李甫便来到了关前。当时，雁门关的城楼已坍塌了不少，但城墙和瓮城还比较完整，并保存有一座纪念李牧将军的破庙和一块碑刻。我们爬上城墙，关内外白雪覆盖的群山一览无余。但见这里万山对峙，唯有一条道路贯穿关内关外，四周全是悬崖绝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望着这片山河，我们不禁联想，就在这块土地上，从古至今，曾发生过多少慷概悲歌、激动人心的故事，多少民族英雄曾在这里血染沙场，而如今，山河破碎，国难未已……实令人感慨万千。我们走进瓮城。由于这里避风，所以集中了不少做小买卖的人。其中有一个烧饼炉，新出炉的烧饼黄焦油亮，香味四溢。老实说，当时我们正饥肠辘辘，望着这诱人的烧饼，真想买几个充饥。遗憾的是，我和李甫把浑身上上下下的口袋摸了个遍，也没摸出一分钱来，甚至连一件可以换个烧饼的东西都没有。一时间，我们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咽着口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走进张家口出雁门关不久，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此地不但有北岳恒山耸立，而且盛产美酒。队里为了抵御这塞北的严寒，特地买来些酒让大家分灌在水壶里，路上实在冷得受不了时，就喝上一口御寒。好在下一站的目的地就是张家口，到了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休整和补给了。此时已是数九寒天，塞北更是奇寒，气温通常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没有皮帽和皮衣，根本挡不住这种严寒。地方部队的同志看到我们的艰苦，便给每人发了一顶皮帽子，一件皮领大衣，还有一双靴子。这样我们总算有了充足的御寒装备，得以继续前进。就这样，踏着一路的风雪，经过50多天的跋山涉水，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张家口。
山城张家口于1945年8月23日光复，在历史上被称为首次解放。首次解放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张家口的治理与建设极为重视，并从延安派来大批干部到张家口工作。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以及边区其他党政机关都于1945年9月上、中旬先后迁入张家口市。晋察区党政军机关迁至宣化城。在张家口市第一次解放期间，即从1945年8月23日至1946年10月10日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家口市被定为晋察冀解放区首府、直辖市，当时的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边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此期间，张家口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政府的管理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取得显著成绩，并因此而享有〃第二延安〃、〃文化城〃、〃东方模范城市〃等多种美誉。
为爱停留（2）
我们抵达时，当时张家口已为我军解放了，原晋察冀边区的首脑机关搬迁到此，以杨领导为首的张家口市政府刚开始运转。我们一行到达后，就是由市政府接待的。他们对来自延安的同志非常热情，不仅安排我们住在日本人逃离后空下的洋房里，还给每人发了一些零用钱，让我们买些需要的东西。这些都使我们出门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路上行军的辛劳似乎一下子都忘掉了。
张家口这地方并不算大，但在我们这帮从山旮旯出来的人眼里，无疑是个大城市。最使我们高兴的是这里有了电灯，我和李甫住的那个日式房间里，电灯的开关就是一根灯绳，一拉就亮，再拉一下就灭，这可引起了我们的好奇。那一夜，我俩拽住灯绳，反复拉了好久，充分享受了电灯带给我们的乐趣。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街上，这里虽谈不上多么繁华，但做各种买卖的都有。我们先美美地吃了几根油条，喝了一碗豆浆，买了一些必需的日用品，随后就是找地方洗澡和理发。长途行军这么久，我们早已胡子拉碴，头发也变得跟鸡窝似的，于是便走进一家看上去不错的理发店。理发师先用电推子在我头上嗡嗡地推起来，我直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生怕它把我电着。谁知理完后，他又拿起一个类似手枪似的玩意，呼呼地响着，冲着我的头就伸了过来。这下子我可紧张了，忙问他：〃这是啥家伙？〃理发师笑着说：〃这是电吹风，一吹，头发就顺啦。〃
但我终究还是谢绝了，没敢尝这个滋味。
几天的城市生活，不仅使我们恢复了体力，更使我们大开眼界。记得在同志们的鼓动下，我还写了篇张家口见闻之类的东西。后来也未见报纸刊载，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但〃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更重要的任务还在等着我们。
·为爱停留
在张家口休息了三天，我们又要匆匆出发了。临行前，军区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绸面棉被和一套新棉衣，并把日本人仓库囤积的白糖，给我们每人分了几斤。随后才依依不舍地送我们继续踏上了征程。这时情况却发生了转折。当时，大队正准备出发，军区的负责人见到我们就说，现在东北形势有变化，我军已经退出沈阳，中共东北局也由沈阳转至吉林省的梅河口。他要我们不如先留在这里，看看情况再说，同时帮他们开展工作。当时，李甫同我商量，觉得暂时也只好如此。于是便把他和我派到张家口政府工作。处在初创时期的市政府机关人手奇缺，只有几十个人。这时，我们第一次认识杨姝，由于经常在一起工作关系，不久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