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混得不如意的无话可说借酒交愁，或者干脆托故不来。
我们喝了一通酒。当胡东知道我成为了一名“作家”、而且正在受托写一些感情纠葛之类的题材后，就在我们聚会结束后拉着我在一个酒吧接着喝接着聊……
你不是要写这方面的书么，我这儿就有现成的材料，你让我说行，让我写我可写不了。反正我的事你也知道个大概了，我不说你也会编，还不如由我来亲口告诉你。这可比编的强啊，全是真的。你本事再大也编不出真事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高个屁，生活比任何艺术作品都艺术。
唉，我这心里话也是无人可聊，无处可聊啊。
咱们有快二十年没见面了吧？一晃人都老了。刚才在饭桌上我就注意到了，你还没挣着钱。这年头靠写字哪能发大财？得像老金那样开饭馆做生意才行，创出一个品牌然后搞连锁，一个分店就是一台点钞机，天天晚上开着车挨家收钱，那真是点钱点到手抽筋。不过我也知道你喜欢这一行，那就单说了。
我和老金没法比，我搞的是面包房连锁，要是在国内生意肯定也不错，可惜我的店都开在加拿大。你知道在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太有限了，哪有国内生意那么红火？也就是不死不活凑合着过个小康日子吧。
咱们聊正题。再过三天，就是我40岁生日了。真快啊，一晃20年过去了。20年前，咱们住在同一个寝室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你们给我过20岁生日时的情景。（哎，小姐，有酒吗？来10个啤酒！刚才没喝够。）像咱们这种推心置腹的聊天，没酒哪成啊。
（来啊，咱们喝着。）接着说啊，我记得20岁生日那天，我喝多了。喝了一茶缸白酒，还有啤酒，喝混了，当然也是赶上心里有事。我记得当时我晃晃悠悠地去撒尿，在厕所里遇到老金，他看我脸色不对了，想过来扶我，我就跟不认识他似的，把牙缝里的一根菜屑吐到他脸上。老金不但不躲，反而抱住我，扶我回屋。我觉得走廊里的墙好像有磁力，不由自主想往上撞。我心里明白确实是醉了，这都是为了朱静。当时你们都不知道吧，我和朱静悄悄谈上恋爱了。
朱静那时候还小，还是个挺纯的小姑娘，又厉害又漂亮。当然是她追我，我长得精神嘛，又当着班长，是老师着力培养的学生干部。一开始我并没想谈，只不过觉得大学生活也挺没劲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没太拒绝，想不到半推半就竟然成了老公。我是咱班里第一个结婚的，也是第一个有孩子的。我知道你们对我的看法，觉得我娶她亏了，是往下走了。不光你们，连我家里人也是这么看我的，我妈和我姐姐都不同意这桩婚事，多次劝我我都不听，我伤了她们的心。现在我明白了，如果你想阻止少男少女在一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劝他们分开，劝的越是厉害越是能促成他们。是不是这样？
毕业以后我留校当了辅导员，朱静在浦东的外贸公司上班。她工作忙上班又远，孩子都是我来带。你们那时候说我成了家庭妇男，我还真成了家庭妇男。买菜做饭，洗衣洗碗，接送孩子，哄孩子睡觉，我样样能干。虽然没有一句怨言，但心里也不是没有想法，要不是这孩子拖着，我何尝不想出去创一番事业啊。亮亮这孩子也该着和我有缘，吃喝拉撒都仗着我，朱静反倒成了甩手掌柜的。
朱静的脾气是风风火火的，说起话来像机关枪一样，业务能力在公司里名列前茅，很快就升上去了。晚上她常常要出去应酬，总是我带着孩子先睡。现在我明白了，是学校的闲在生活把我毁了。可当时我还觉得幸亏我有时间带孩子，要不然亮亮可怎么办哪。
男人都是靠事业撑着的，没有事业，男人就不像男人。你是过来人当然明白，有了孩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就那么回事了，哪还有那么多的激情？所以我们俩早就成了无性夫妻。朱静的工作就是往欧美出口棉纱和棉布，由于时差的关系，她常常要工作到夜里三四点，给那边打电话发传真，等她回家，我们爷俩都在梦里了。早上她睡懒觉，我送完孩子就上班去了。因此我们根本接不上头。
对于性这玩意，我好像天生很淡。就在大学里的时候疯过一阵子，当然是和朱静，要不我也不会那么早结婚，那么早要孩子。后来当辅导员，学生里有那么几个女的，对我很有兴趣，我作为老师当然不能乱来，主动和她们拉开距离，这样她们也就知难而退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还处于朱静的免疫力之下。朱静工作忙，很少和我同时上床睡觉，孩子又小，所以我早就习惯于和尚一样的生活了。
事业上不顺利的时候性欲也不会旺盛。我的所谓事业无非就是当官，当了系里的总支副书记，进了市里的“梯队”。但是进“梯队”不等于马上被提拔，还且得熬着呐。
好像夫妻之间没有性，就容易吵架。我和朱静经常吵，吵的内容无非是钱。总是她先挑起事端，像打机关枪一样叨唠叨唠没个完，说她赚钱多么多么辛苦，说我胸无大志只知道混日子。一般情况下我不理她，但是如果触及两个问题我就要跟她急了。一个是我妈，你知道我妈妈守寡多年把我和姐姐带大非常不容易，我当然容不得她说我妈一个不字。另一个是我的工作，学校的工作的确没什么劲，赚钱又少，但那也不是我自己选的，当初我留校还不是为了把她留在上海？你知道咱们那届的毕业分配多残酷啊，我留校，她留上海，一下子占去两个上海名额，为这件事老师和我得罪了多少同学啊。说来说去我们俩就是不该谈恋爱，如果没有这次恋爱，我们的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可说到底是她追的我啊！当初我一点也没主动，是她吵着闹着要嫁给我呀。你说说，以她朱静的品貌学识，嫁给我不能算亏吧？
可是这话还真不能提，一提她就急。我猜想她对这一点是深深地后悔着的，从小到大，她就没做过任何错误的决定，惟一的错误就是嫁错了人。对这一点我也同意，我也认为我娶错了人。而且，我好像被这次错误给震住了，既想改变又怕改变，就在这样的矛盾中得过且过。有了孩子怎么离婚？我想这就好像把我们每个人活活撕成两半的感觉，大人还能忍住疼，孩子怎么受得了？
就算不离婚，总当着孩子吵架也不行。我想，得啦，我忍了吧。我就不吭声了，只要她不提我妈，爱怎么挤兑我就怎么挤兑我吧。这样一来把朱静的脾气惯起来了，她可以随时随地训斥我，羞辱我。有一次老金到上海来，我炒了两个菜，正喝着酒，她回来了，当着老金的面就摔盆摔碗的，气得老金一拍屁股走了，从此再也不登我家的门。
那天我送老金出来，他问我：“朱静怎么变得这样了？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啊！”
我说，等你结了婚，把大姑娘变成小媳妇的之后，你就全明白了。
老金说：“我他妈一辈子不结婚了！”
成了，这一段的生活我就不多说了，总之是不容易，受挤兑。好在孩子还不错，上学以后功课总是全班第一，体育成绩尤其出色，这可能是得了我的遗传吧。上三年级的时候，亮亮双脚颠球得了上海市少年组的冠军，体校的教练追到家来做我们的工作，说这孩子有足球方面的天赋，是个好苗子。我当然没意见，不过朱静不干。她觉得千万不能让孩子去搞体育，搞体育如果搞不出名，下场会很惨。
这些年朱静卖纱卖布挣了一些钱，后来美国人那边抵制咱们了，钱就不好挣了。这样她就想到要移民加拿大。她是通过一个香港人联系的，这人住在加拿大，名叫皮特，后面还有他的故事。皮特很快帮我们全家办好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算是投资移民，过来就有绿卡的。我把学校里的事情辞了，决心来加拿大开始我的新生活。
学校分给我的两居室已经被我买下了，现在我把它卖了40万，加上朱静存下来的60万，又从我姐姐家拿了点，都通过老金在香港的公司换成美元汇往加拿大皮特指定的帐户上。老金还为此事专程来了一趟上海，他问我皮特这个人可靠吗？这么一笔钱汇过去，万一出了问题再追可就难了。我说朱静了解他，朱静说没问题就肯定没问题。
老金劝我再慎重一点，说国内形势那么好，干嘛非要出去呢。我说形势再好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反正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发展，不如到加拿大去搏一下。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孩子嘛，早晚也要让他出去留学的，晚出不如早出。到那边扎下根，兴许还能把我老娘接过去享两天清福呐。
临走的前一天，我到我妈那儿告别。我姐姐姐夫也在，说了许多动感情的话。我把家庭不和的责任都揽过来，说是在朱静坐月子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忙对她照顾不周，她就记我仇了。其实我心里想说，她是记你们的仇了，你们不同意我娶她，她觉得你们是在歧视她。
我妈说，你到了那边自己当心身体，过得不好就回来，过得好，就不必回来了。
一句话说得我眼泪下来了。我给我妈跪下，说妈您多多保重，我一定混出个样子，把您接出去。（来啊，喝酒喝酒！）
这样我们就到了多伦多。是皮特来机场接的。朱静一见皮特就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搂着皮特又是拍背又是挨脸的，我想可能她是因为踏上异国的土地而特别兴奋，也就没在意。当初在上海办手续的那段时间，朱静就和他成双结对早出晚归的，我一点也没有吃醋的意思。
刚到加拿大，有很多事情要办。朱静要到大学注册上学，孩子要进小学，我呢要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面包房里干，每天夜里去上班，揉面、做面包、烤面包。面包房的主要营业时间是上午，就跟咱们这卖早点似的，卖到中午一天的生意就结束了。
我因为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并不觉得一个大学老师干这份工作丢人。反倒是适应语言环境让我费了不少劲。你知道我在中学里是学俄语的，大学里的英语也没过关，因此到了这等于是个文盲加哑巴。朱静和孩子都比我强，很快就适应了，我就不行，报纸看不懂，电视也听不懂，好在我夜里工作不接触什么人。下班回家吃了晚饭，我就边看电视边学英语。
日子过得真快。大概半年以后，我的语言关也过了，和邻居同事的关系也建立了，生活安定下来了，这个时候皮特又出现了。
皮特这个人我在上海见过几次，到了多伦多又见过几次，总的来说印象不坏。他比咱们大几岁，像是个老知青似的，单身一人，人相当精明。
这天朱静提议说要请皮特吃饭，来加拿大半年了，该正式地谢谢他。她在CHINATOWN的一家高级馆子里订了位子，叫我下班就过去。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儿了，是皮特开车接他们来的。
亮亮先看见我，欢呼着跑过来。不知怎么我忽然觉得不舒服，仿佛是我被请吃饭，他们倒像是和谐的一家三口。饭桌上我基本不开口，都是朱静和皮特两人对谈。亮亮一个劲给我夹菜，逗我说话，这孩子懂事了，以为我是上班累的不想说话。
朱静说，我们住的地方离我上班的地方近，离她上学的学校太远，每天坐公车很不方便，以前在上海天天挤公车去浦东上班，到了加拿大还是天天在路上赶。还说要是也像亮亮他们坐校车上学就好了。
皮特建议我们买一辆二手轿车，来去方便又花不了多少钱。朱静说她要买就买新车。皮特说在买新车之前，他可以每天接送朱静。我连忙推辞说那怎么行，你成了给她开校车的了。
皮特说不用客气，他是顺路的。说朱静可以帮他参谋一下生意上的事情，他是朱静以前的客户，曾经得到过朱静不少帮助。我见朱静不拒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早晨皮特开车来接朱静上学，我当时上班不在现场，不过可以想像那种情景：朱静把亮亮送上黄色的校车，再坐进皮特的那辆奥迪A4，两辆车一前一后离开我们居住的街区。下午，皮特送朱静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隔着玻璃窗，我看见他吻了朱静的面颊。这种告别的礼节是国外司空见惯的方式，但我看了特别不舒服。晚上，我对朱静说以后别再麻烦皮特了，她说你是不是吃醋了，我说没有，她说那你就不必庸人自扰。说完转过身气哼哼地睡了。
我这讲的是不是太像故事了？我自己有时也那么想。就像《北京人在纽约》里写的那样，郭燕遇上了斯蒂文。只不过这个斯蒂文是个香港人。
事情渐渐地有了发展。朱静说不愿总是麻烦皮特，她要在学校附近另租一处房子。我当然不同意。租再小的房一个月也得几百块，还不如买辆二手车方便呢。朱静坚持说这样好，说是她一个人清净，学习起来更专心。我说要不我把工作辞了，把房退了，全家搬到学校附近去住呢？她还是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