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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为此大发牢骚，我就是不明白，佩林的职业、特点和爱好怎么都代表时代，法律、富有、赛车、网球，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说句实话，时至今日我也不明白什么是他的成功原因。我感谢三位对教育事业拥有的热忱。
非常遗憾的是义林学院的早期策划者和积极支持者陆晓凯先生由于“公务”在身今天不便出席我们的重要会议。但是，我想信他早就以他独特的方式向各位表明了他对教育工作与生俱来的热忱，表明了他将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的事业的决心。现在，我相信陆晓凯先生一定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自信地祝贺我们已经开始的精诚合作，同样的，他肯定也期盼我们即将获得的成功和辉煌。鉴于陆先生为义林学院作出的贡献和陆先生现在的特殊情况，乔佩林先生提议陆先生为义林学院的特别股东，我想各位一定不会反对乔先生的提议。
现在，我要介绍科尔先生。科尔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原是一位外科大夫，对东方文明怀有特殊兴趣，对东方文明的鉴赏力绝不亚于在座的各位。华德医药是科尔先生的经营主体。我们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一个谨慎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许有人感到我愈来愈苛刻了，我豪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我学习的结果。科尔先生在促进中德经贸发展、人员交往，特别是增强中德人民友谊上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是位负责任的人，可以合作的人。当然，我们之所以邀请科尔先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德国人的严谨。我想请科尔先生直接参与学院的行政管理工作。科尔先生，也许你已经意识到财务总监尚无人选，不知你对此是否有兴趣？”
“吴义林董事长，各位，我想知道，如果我不出资或者说我的资金有限，你们是否会选我担任这个职务？”科尔直截了当。
“当然。”曾克平是仅次于吴义林第二大股东。“科尔先生，义林学院是一个正规的项目，几年后，我担心你会后悔！到时候可别说我们义林学院当初没邀请你。”
“谢谢吴总介绍和各位的信任，我已有大概的印象，我想我的决定要稍后才能做出，因为就计划本身，我还想作些具体研究。不过，七十二小时内我会给个准信。”科尔在中国多年，汉语讲得不错。
“科尔先生，应该的。我可以带你到金沙去实地查勘一番，尽管那个地方没有德国森林，也没厚厚的积雪，但就海西而言，那里绝对是一处好去处。”
后来，科尔以二千万人民币入股义林学院。在签署完有关文件后，吴义林主持了庆祝宴会，他当多位教授和股东的面提出了一个令科尔啼笑皆非的问题。“无论我怎么看，你都是八国联军中傲气十足的拿着指挥刀吹胡子瞪眼的驱赶着士兵冲锋陷阵的德军指挥官。”吴义林摸着刮得光光的腮帮等科尔的反应。
“其实不然，我接受的历史知识是：中国的什么拳运动首先导致了紫禁城思想混乱，而这种混乱造成的举棋不定、模棱两可反过来导致了围攻北京的外国人使馆，而且皇帝无能为力。当时，德国，当然还有法国、美国、英国是想保护中国的利益的，八国联军中的大多数国家是想保护大清政府，他们承认大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他们想保留一个独立完整的中国。”
“科尔先生，即便德国词典也查不到你此时对‘保护’和‘承认’的解释。事实上，那是因为德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法国面临国内矛盾，而且那段时间你们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但是，无论如何这与你说的不沾边。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以日本为首的个别国家就是要瓜分中国，灭中国之心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多数国家则企图在中国抢占更多的势力范围，以至于在八国联军总指挥瓦德西元帅姗姗来迟之前就迫不急待地开始进攻了。”余和平说。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科尔先生，假如说一百多年前的八国联军是以军事侵略为手段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那么今天，你是以合作、微笑和严谨为手段开始了你的经济扩张。”金一丹慢条斯理、款款而来。“但愿你不要将贝希特斯加登元首大本营的意识和作风带入学院的管理之中。”
众人大笑，科尔也难得一笑。“我要告诉你，即便在我的公司，我也是讲民主的。尽管伯希特斯加登的雪场不如那里的元首大本营有名，但是伯希特斯加登绝不是独裁、法西斯的代名词，现在，全世界都承认德国是民主国家。与此同时我要提醒各位，不要以为民主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试问，你们看到了民主的，”这时，科尔停了下来，一阵讪笑之后，他不但注视着金一丹而且扫视了一遍所有在场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然后，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看到了民主的毛病吗？”
“科尔先生。任何一种体制、机制都可能存在缺陷和问题，民主体制当然也不例外。”
“我要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看不出民主制度存在问题的人回答我的一句话。我不认为这是机智和幽默，说穿了这是不折不扣的搪塞；即便在外交场合，这也是败下阵来准备逃避的一个信号或者是想借机获得思考时间和喘息的机会。如果你准备当一名科学家的话，那么我想你一定要在严谨上有所努力了。我说，与其摇头晃脑地说上一长段文字，倒不如用三个字‘不知道’或者是‘看不出’来得干脆、显得诚恳。各位，我通过观察，发现民主政体的二个弊端：一是政出多门，内耗资源、糜费精神；一是不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和商机。”
“闻所未闻，愿闻其祥。”
“国家民主时往往竞选总统或首相，当然这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但选举过程往往劳民伤财，选民不但焦虑万分有时还对选举结果产生质疑，牵涉方方面面；而国家独裁时则没有这些，只需走个形式，而且，在选举前瞎子都已经知道了选举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恰恰是科学的，因为民众已有心理准备，他们会认为自己的想法脱离实际而主动放弃自己的愿望，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心目中的总统落选而上街滋事，更不会像股市蹦盘那样因为想不通而去跳楼。
从‘珍珠港事件’来看，美国人本来可以有效防止甚至可以先发制人，这便是我们看到的民主的另一个结果。虽然太平洋舰队的军舰不算什么，但是，水兵和岛上居民的生命是无辜的吗！让我们再来看看朝鲜战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国共产党方面来讲，刚刚结束与国民党的战争，开始和平建设生活，新中国的国家实力打不起朝鲜半岛的战争，新中国的重中之重是台湾、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和蒋介石，而且，史料显示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当时更愿意恢复社会秩序、投身经济建设。但是，今天看来，朝鲜半岛的战争完全必要、及时、正确。因为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朝鲜问题而言台湾问题对之于中国就不是问题；因为今天的朝鲜半岛局面十分有效地遏止了日本和美国的野心。这难道是民主政体所能得来的结果吗！尽管当时毛泽东先生冒了相当的政治风险，但全世界都看到而且必须承认毛泽东先生的远见卓识，必须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各位，难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吗！风险愈大收益自然愈大。我敢打赌，假如毛泽东先生为《资本论》作注，那么，该注解一定比《资本论》本身更有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先生是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战略家、经济改革家。”
“科尔先生，你说的不是体制的问题。也许你认为法律应该赋予国家首脑更多的权力，应该修订法律。”
“余先生，你研究历史，你应该知道，瓦德西元帅的指挥权是一名德国外交官的生命换来的。我承认德是国想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事实上德国得到了山东半岛。但是，谁能否认当时的中国革命党在这些国家开展的活动、进行的募捐，谁都必须承认这些国家给予了中国革命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谁又能保证中国革命党在自身力量不足以推翻清朝政府的前提下冒出邀请这些国家帮上一忙的想法，如果是，那么八国联军不正好是一支帮忙的有生国力量吗！我科尔无异于德国士兵和瓦德西元帅，我们的生命中同样流淌着日耳曼民族的鲜血，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与他们有同样的意识，用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说那时的中国贫穷不假，但是，贫穷不等于落后！那段历史、那场战争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中国太落后。什么是落后？落后的主要标志是黑暗和愚昧。不义不才却能以非正常方式富贵并供自己及子孙后代吃喝玩乐，而穷人的口袋中只有一张薄薄的烙饼，医疗与教育更是无从谈起。这是黑暗；整个社会充斥无知的鲜血、无魂的身躯、混乱的思想，政府官员与普通市民不是自欺欺人便是胡说八道。这是愚昧。两者加在一起便煅造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这就人们通常所说的末日和死亡。”说科尔执着一点不假，他的一部分思维仍然回旋在八国联军的那段历史中。他看了看目瞪口呆的中国人、不以为然的外国人之后又补说：“从一个层面上说，八国联军的行动是中国摆脱殖民地位、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最有力、最有效的催化剂，是中国被动面临海洋的怪僻的见证。”
“科尔先生，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了黑暗，那么请问，德国历史上是否有黑暗时刻？二战末期的德国怎么样？是否算黑暗时刻？”
“首先，我承认存在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从辩证的角度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黑暗时刻、低潮年代均不可回避。德意志不能例外，日耳曼人也不可能回避。从一八七一年至今的德国历史来看，一战、二战结束时的那段时间是德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我眼中《凡尔赛条约》几乎等同于《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它像一片乌云长久停留在德国的上空，挥之不去，它束缚德国的一切从精神到物质的方方面面，贫困、寂寞和失意随处可见。但是，德国人在困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却恰恰相反，他们很快抛弃粗野、嚣张、狂热、偏狭、强暴，转而诚实、律已、严格，对音乐、求知、良心都有强烈的要求。至于二战末期，在座的各位应该知道在四四年的圣诞至四五年的元月，德国在缺乏粮食、武器、燃油的情况下在德国西北部的雪地和森林中却上演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反攻。这不是歇斯底里的喧嚣，这是精神的力量，是民族精神。什么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精髓就是弹簧。”
“对不起，科尔先生，我实在不明白，做为一名有高贵血统有教养的德国人你竟如此激动，你是因为二战结束德国失去了大片土地在为德国鸣不平还是想成为当代中国的救世主！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被历史多次证实的，这是中国人五千年前就明白的道理，难道你不觉得你的观点、论调已经过时了吗。现在好了，八国联军没有了，中国人韬光养晦，经济高速发展，外汇储备名列世界前茅，那段已经历史一去不复返。科尔先生，我想，此时此刻睡在宽大舒适的沙发上品一口中国绿茶不失为文明、高贵象征。”一位彬彬有礼的外国人比了比睡姿然后又指了指桌上的茶杯说。
科尔立即说：“比尔先生，我记得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中有一位将军对他的属下说：‘我考虑的是如何进攻、进攻、再进攻，我考虑的是如何打败面前的敌人，如何杀更多的鬼子，而不是如何防守，更不是如何避免打败仗。’你我没必要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我当然知道中国人有许多美元、许多外汇储备，但是，你我同样非常清楚，那点银子所能积蓄起来的全部自信只能打一场局部战争中的一次小战斗。换成我，我绝不会因此沾沾自喜，说不定炸你的炸弹正是用你的外汇储备垫支的。”
“请你不要太自信了。如果德国元帅不是那个时候来到中国，中国就不是现在的中国。你同意我的观点吗？真的如此，那么，你还会到中国来吗？你还会加入义林学院吗？”这是位美国经济学教授。
“我明确答复你：我听不懂你的观点，我更不知道如何答复你的提问。至于是否会加入义林学院，我认为，当代的中国人至少看到了教育对振兴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作用，明白了教育能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能提高种族素质，因此，政府、社会和学生家长才不惜血本。而我之所以自愿加入义林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愿义林学院能成为中国教育中自然楔入的一环，有机的一环。”
“科尔，我理解你的心情，那么，中国如何才能提高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像我们德国人一样，即便是啤酒馆的跑堂都有强大的自信心。”这是位德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