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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施暴者是缺乏自控，脾气不好，他们自己也常常这样辩解，好像是好心办坏事似的。果真如此吗？不，千万不要轻信，看看他们是不是也对他们的同事、领导施暴呢？他们是很会把握“分寸”的，他们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是受大脑支配的，绝不是不经意的。再看，对同一个女人，他们在婚前婚后的态度就判若两人。为什么婚前他们就那么善解人意呢？穆英华的丈夫在婚前从未暴露出暴力倾向，总是显得十分成熟、体谅。穆英华婚前告诉他，她不会做家务，他回答：“这算什么，只要相互体贴就行了。”可是一结婚马上就变了个人似的，第一次动手就是说她不会干家务，从此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暴力不断。更有趣的是，现在穆英华自立了，不需要他了，他却又变了回去，文明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他认为婚姻关系给了他这种特权。
为什么一拖20年？
穆英华身怀六甲，竟然晚上被打晕在大马路上，丈夫扬长而去，还是路人将她送回家。她醒来后首先想到的是死，是跳楼。为什么她不是首先想到去告他，去拨“110”呢？
与其他暴力相比，家暴的特点一是普遍，二是隐蔽，三是无助。施暴者尽可以关起门来打，没人会来干预，也不会因此耽误他前程，几乎是零代价付出。穆英华不想让父母知道，他们知道了也很无奈，帮不了什么忙，至多劝她离婚。单位领导也是谈谈话罢了，并不能遏止他施暴的倾向。周围呢，好心人也许会来劝她离婚，但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无聊的好奇。总之，施暴者能感到的压力是极小的，很少有人会当面去批评、指责他。派出所、法院呢？大家知道，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是很少管家暴的，所幸由于各方面的努力，这方面的情况正在改善。对这种有家暴传统的婚姻，越快准许他们离婚越好，不要再勉强撮合，免得受虐者苦海无边。要知道这种人的习性如此，不大会痛改前非。等到事情进一步恶化，比如以暴抗暴发生命案，可就后悔莫及了。
当然穆英华本人也有责任，她也一再说自己不够坚决。一方面她总是存有某种幻想，丈夫发作后哄哄就又信了。说也奇怪，为什么男人总觉得女人的心是伤不够的呢？难道你怎么虐待她都不会影响她对你的态度吗？难道女人的智商真那么低吗？另外，她也是受到传统性别意识的影响，所以从一开始就欣赏他的“成熟”，就有某种女人应该依靠男人的思想。她的这种想法再加上从看小说得来的美好幻想，真的使她变得幼稚，对实际婚姻生活一窍不通。文学不等于生活，文学作品是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通过自己的想象形成的。若无一定指导，像穆英华那样从文学中去认识生活，必然留下极大的虚假印象。文学爱好者的婚姻往往不如学理工的人成功，这大概是个原因。
但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她忧虑的房子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他们两人同在一个单位，为什么房子，甚至两处房子都要分在丈夫的名下呢？这算男女平等吗？变他信为自信
我们常说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关键在于保持“自我”。没有了自我，这一切都谈不上。当一个人的自我被彻底摧毁以后，他就真的沦为一个驯服工具了。所以大凡要控制一个人，首先要摧毁他的自我。我们看到穆英华的丈夫就是逮个机会就羞辱她，贬低她，尤其在人前打击她的自尊，让她抬不起头来，拳打脚踢达到的也是同样的目的。穆英华越不服，他就越恨，恨不得将她捆起来狠狠揍一顿。不过施暴者都很注意“分寸”，打断骨头的毕竟很少，因为他们不想负责，也不想给自己添不便。
穆英华之所以能重新站起来，自强起来，就是因为她始终没有失去自我，她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判断，她就是想死，也没有觉得受虐是错在自己，而且丈夫的施暴只是加深了她对他的蔑视。自我是一个人觉醒的根本，觉醒的象征，觉醒的希望。穆英华开始总是相信别人的话，相信别人比她成熟，听别人的，最后，她发现在婚姻中只有她自己的直觉才是最准确的。变他信为自信，这就是她成熟起来的标志。但如她所体会的，光是心里这样想还不够，必须付诸行动，为自己的平等创造客观条件。“一个女人要坚强不容易”，这句话说得多好！女人虽然经济上独立了，但精神上仍然可能不独立。男人有自己的事业，女人却把丈夫当成自己的事业。我见过不少做妻子的，为了保住她们的丈夫，真的是费尽心机，不要说把家里活儿全揽了，甚至一次次地去做美容，就怕自己老了，竞争不过年轻姑娘。也有的离了婚，心态处于不平衡状态，又急着再找，一次次地离婚、结婚，总是在寻求依靠。穆英华就不这样，她知道应该依靠的就是她自己，所以她去工作，去读学位，虽然也辛苦，但比起受虐来，总还是容易些吧。
叙述人侯春树性别：男
孙荣红侯春树母亲
孙荣英侯春树的姨妈访谈人宋美娅张捷明
访谈时间2001年5月8日
访谈地点辽宁省普兰店市公安局监管大队录音整理宋美娅张捷明
文稿编辑宋美娅
2001年1月初的一天，冰封北国，辽宁省普兰店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一起报案，有人在距城20多里的河边，发现冰河下沉有一具尸体。刑警大队的干警立即赶赴现场。死者是一位成年男性，40多岁，经法医鉴定，死者是被人用利器所伤而死，刑警队马上展开了紧张的侦察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某村有人报告他的哥哥失踪，刑警队立刻锁定了侦察的范围。半个月后，案件告破，出人意料的是，作案嫌疑人竟是死者19岁的儿子。
公安局逮捕了这位19岁的少年侯春树，同时拘捕的还有春树73岁的姥爷和他瘦弱的妈妈，他们涉嫌“同谋”。此时，春节临近，人们忙着准备过年，一片热闹祥和的气氛，春树一家三代却被警车带进了牢房。经过初步调查审理，刑警们了解到，死者侯某经常打妻子，“确实是一个不正干（不干活，游荡的意思）的人”，在家庭里长期闹纠纷。看到春树年轻稚嫩的脸，刑警队王队长说：“没想到这个案子破得这么快，以前破了案子刑警们都很高兴，但这个案子破案后心情很复杂，一点不轻松。”警察们从内心里同情这老少祖孙三代，他们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2001年5月8日，我们得到普兰店公安监管大队的支持，在这里访问侯春树和他的母亲。会见侯春树
5月的天气暖意融融，窗外一片明媚，草绿花红，监管大队坐落在郊外，四周静谧，金色的阳光普照着大地。坐在接见室里却感觉很冷。这是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中间被铁栅栏隔成里外两个部分，就像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铁栅栏对面还有一个门，那是进出犯人的。一会儿，沉重的镣铐声在楼道尽头响起，“哗、哗”，铁镣拖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尖锐的碰撞声，让人感到有些刺激。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对面的那扇门被推开了，一个瘦削、修长的身板，一张稚气的脸，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要见的春树。只见他手上戴着手铐、脚腕子上锁着脚镣。可能是脚镣太重，他用一块白布从中兜起，一只手提着这块白布，另一只手抓住手铐的铁链，他一步一步地往前挪着，走到放在屋子中间的犯人椅前，狱警把椅子上的挡板打开，他坐进去，狱警再把挡板放下，锁上锁，狱警退出，关上了门。
我们隔着铁栅栏对面相坐。他还是个孩子，脸上的细茸毛还在，看起来，他有点腼腆、文弱，可能有一阵子不晒太阳，他的面色有些苍白。看着如此单薄的身体，年轻的生命，被沉重、冰凉的镣铐锁住，感觉有些震惊。春树也眯着眼睛看我们，我们主动介绍自己的身份和来访问他的目的，他突然问：“能看一下你们的证件吗？”他是第一个要求看我们证件的受访者。我把我们的介绍信和身份证明信从铁栅栏里伸过去给他看，并念给他听。征得他的同意后，我们开始谈话。
问：你多大了？
春树：19岁了，我是1982年5月11日出生的。问：现在做什么呢——没进来之前？
春树：高中刚毕业，在家里。
问：你能和我们谈一谈你母亲和你父亲之间的关系吗？春树：从我小时候记事，我父亲和我母亲就经常吵架打架。当时小，也不太懂，等我长大了，他们还是老打、老打，邻居们议论很不好，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坏。主要是我爸太懒，什么也不干，我妈一说他，他就打我妈，每次我都劝我爸，别打我妈了，对我妈态度好一点，他根本不听。
问：你父亲对你怎么样？
春树：我从生下来三天就在我姥姥家，他没有照看过我，他给我的全是负面的影响，他总打我妈，我就觉得出去抬不起头。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和和气气，我家总是打打闹闹，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几乎都知道，他们都挺同情我的，可我就是觉得抬不起头，上课时精力不集中，有时候正上课，突然想到我爸和我妈是不是又在家里打起来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曾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寻死。问：你妈妈对你父亲反抗吗？
春树：（摇头）我妈打不过我爸，只有让我爸打。我妈能忍就忍，不能忍就回我姥姥家。为了减轻我的精神负担，她挨打都不告诉我，我知道有一次我妈躺了一个星期不能动。每次打完，我爸从不管我妈，不送她去医院，因为他没有钱。
问：你父亲做什么工作？春树：他就是个农民。
问：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去年12月27日这天的事情吗？
春树：（低头长时间沉默）反正我是大逆不道吧，采用的手段过于……严重吧，或许，或许可以用别的渠道来解决。去年七八月份，我爸又和我妈吵架，又打了我妈，我妈就回到我姥姥家去住。我四叔无缘无故地跑到我家来大吵大闹，来过好几回，说我妈欺侮我爸，实际每次都是我爸打我妈，我妈受伤，我四叔还骂我妈，连我姥姥、姥爷一起骂。我四叔有一次还打我妈妈，从后面把我妈妈一把就推倒在地上。我妈在我姥姥家呆着，我爸每次去都大吵大嚷，态度很不好。我奶奶总说我爸我妈没一个好人，说我爸愿打我妈就打，她不管，我听了挺生气的。我姥姥和我奶奶是一个村，离得很近，我妈在村小学上班，我妈想过离婚，但是离婚的话，我爸也会经常去找我妈。搬走吧，也没有确定的地点可去，还有我姥姥、姥爷也不可能走。 ＇快抓在线书1。0。2＇
12月27日下午，我爸又去找我妈，叫我妈回去，他说了很多吓唬我妈的话。然后，他又动手打我妈，还打伤了我姥爷，我很生气。我又过去跟他谈，让他对我母亲态度好一些，他不听……临走时他说，他还要来，如果我妈还不跟他回去，他就要杀死我妈、杀死我姥姥全家。（这一段话春树说得很吃力，他低着头，每一句话都要间歇一会儿。）
到天黑，我爸又上我姥姥家敲门，来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把斧子，我妈说，不让我们出去，怕我们不安全，她出去跟他说。我从窗户的玻璃上看到我爸在院子里撕扯我妈，我就出去了……下面的事我……我能不说吗？（他看着我们，目光里发出征询的含义。）问：你可以不说。你可以只说你想说的。
春树：我想告诉外面的叔叔阿姨，即使有不美满的婚姻，也不要打打闹闹，从我的牺牲中做一个参考。家庭不好特别对孩子不好，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大。
春树说到“外面”这个词的时候，抬起了头，看着外面，目光有一种极目远眺的意味，他的脸微仰着，显出向往阳光明媚的“外面”的神情。但他很快又低下头。这一天，是5月8日，离他19岁的生日只有三天，按照我国的法律，年满18岁，就要承担完全刑事责任，春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据警察们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他的死刑是定了。”
会见孙荣红
我们等着会见春树的母亲，孙荣红。
孙荣红的到来是静悄悄的，听说刚进来的时候，她也戴上了脚镣，监管大队的女大队长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她不应该是死刑犯，又把她的脚镣卸了下来。狱警同样把她锁在犯人椅子里，她很顺从地把胳膊抬起来，配合狱警的动作。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她告诉我们：“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想咋能保住俺儿的命，啥也记不住了。”她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流眼泪。就在她抬手擦眼泪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左手只有两个手指。
问：听说你在学校里教书？
荣红：是的，我1976年高中毕业，因为手有残疾，就更加勤奋学习，毕业后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后来又考上了师范学校，学了三年，转成了正式教师。每年我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