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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咱们省、市、县妇联，就是咱们做妇女工作的人，感谢律师援助我、感谢法院的帮助。总的来说，前一阶段我是受折磨的人；后一阶段，我处的人不一样，我心里挺满足的啊。像我这样的不要再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家里人都要互相尊重，不是说谁怕谁，不管是女的还是男的，谁也不要欺负谁。
我现在还做生意，但没有资金做面摊。妇联答应我：“王菊芬，你要是想干点什么啊，没有钱，我们也支持你一点，我们给你贷点款啊，3000元还是5000元我们都支持你。”我也想过，开个摊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开起来，第一年肯定也没有多大的效果，肯定是赔本。我们租的房子不贵，一个月就45块钱，连水费、电费不到60块钱。我们娘三个住一间，一间西房。秋天我还愿意搞蔬菜，到冬天我也是搞蔬菜。现在我没有一个车，人家有三个车、两个车的，我就借上人家的，要不就租人家的几天。今天包下货了，包下人家菜，一般就是包车，包下来之后我就拉上去卖。卖吧，我现在身体不如以前了，一个人掀不上去，我就雇旁人。我们那会儿在一个摊合伙，家里有一个男的还可以。现在我不敢和男的接触，我就是尽量和一个女的。她力气挺大的，不怕累。有时找不对，她还没这个胆量下这个货，怕包这个货赔了。我一般包的是3天、5天不会坏的货。
一冬天妇联在帮我，就像亲姐妹一样的。我搞的那个（菜），你们叫葱头，我们叫洋葱。冬天我老母亲那边种。我二弟有个农用三轮车，帮我从老家把葱头运到县城。妇联说：“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冬天冷，不能每天在早市上卖。不行就沿着单位卖。”我有的时候去单位卖，认识的单位去可以，不认识的单位那就卖不出去，卖给食堂，居民楼也卖。妇联说：“你给我包起，用塑料袋打起包，打个十斤或八斤，三块或五块的，我给你到县委大院处理一部分。你不和他论斤，就是论袋。一袋多少钱，多少斤，你在家要（称）好。”我就在家里和我弟弟、小闺女装起袋。一袋约三块、五块钱，多了人家也吃不了啊，不能赖人家。要不等于和人家要钱了。
我现在就靠这个生活，大本生意没有，只是做小本生意，我不敢太大。我知道我抬下人家一个摊，租摊人家一部分资金，你就是贷也好借也好，你不能说你收拾摊，欠人家了吧？我怕收拾摊的时候欠人家。我今天和你们说一个实话吧，我不敢在县上呆着。我想，他刑满的时候我就走。不管走到哪儿，绝对不能在县上。
后记：2002年年底，王菊芬外嫁他乡，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
点评：妇女权利与能力增长的内在和外在动力
薛宁兰王菊芬，是我们访谈的第一位妇女，也是惟一接受两次访谈的叙述人。在她回忆受暴往事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时时被那些情境揪住，有时禁不住与她一同洒泪。每当那时，现场的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听录音将她的口述转化成文字时，访谈过程中的那种感受依然强烈——喉头哽咽，泪水盈盈，每每不得不暂停工作，冲出房门，到外面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 ＇快抓在线书1。0。2＇
她没有进校门学习过一天，至今也只会写自己的姓名，不过，她朴实平和的话语中，常常透出对人性与两性如何相处的体验与感悟。经历了多年磨难和为自己奔走伸冤后的她，现在很自信。她今天的自信来自哪里呢？第一次挨丈夫打后，王菊芬反抗过，从家中逃离，到县城找亲属，上法庭要求离婚。但是她没有得到社会的有效支持，只是获得了施暴者的一纸保证。外国学者在对配偶暴力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受虐妇女长期受暴得不到相应支持后，就会逐渐丧失尝试寻求出路的努力，从而习得无助，开始消极躲避，在受虐关系中靠妥协求生存；同时，他们还发现，随着暴力的不断升级，当受虐妇女开始意识到家人和自己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出于求生的本能，便会不顾一切向外扩大自己的求助行为，以便生存下来。如果没有父亲气绝身亡的后果出现，王菊芬或许还不可能挣脱各种束缚，义无反顾地走上寻求社会帮助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之路。可是，一旦她开始寻求社会的帮助，就会有许多人伸出援助之手。
在王菊芬求助的过程中，她始终得到社会各界，包括大学生、报社记者、妇联组织、律师，以及、公、检、法三机关无偿的援助。这一方面表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我国各级妇联和公、检、法机关，对家庭暴力性质的认识有很大改观，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力度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另一方面，也向广大妇女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对配偶暴力一味地采取忍让与消极躲避，只能使暴力升级，每个妇女自身都有着制止暴力、维护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的潜在能力。维护妇女权益、制止家庭暴力是各级妇联和公检法机关的职责。
王菊芬的经历，不仅证明着妇女自身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村妇女能力的不断增长过程。这其中，省、市、县三级妇联对她的支持与援助尤为重要。正是有了她们在法律上、生活上以及谋生能力上对她的关心与帮助，才使得一个生命和希望都接近死亡边缘的王菊芬，重新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与价值；才有了一个欠缺法律知识的农村妇女，在第一个官司之后，接二连三地又打了几个官司。尽管有的官司王菊芬并未打赢，但是，打官司本身使她成长了，她不仅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也树立了做人的自信与自尊。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前一阶段我是受折磨的人；后一阶段，我处的人不一样，我心里挺满足的啊”。她是配偶暴力的受害者，又是幸存者。
叙述人马月香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2年2月5日访谈地点北京市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录音整理宋美娅徐翠香
文稿编辑宋美娅马月香今年60岁，是我们这次访谈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家庭暴力受害者。她忍耐了36年，到老年了，她不能再忍了，她坚决要求离婚，而且几次上法庭要“告他刑事的事”，最后，法庭对“老头子”判刑半年，监外执行。马月香不服，她想继续到高级法院告。但是，因为采不到证据，她愤怒中又有些无奈，儿子也不支持她再告父亲。她想离婚，也因为房子的问题和儿子们的反对，办起来有些难度。
马大妈小学文化，是北京的一位退休工人，她性格爽朗，待人热情，她说：“妇女们还没有真正站起来啊，我接受你的采访，就是为了呼吁这件事儿。”
我作为妇女，要维护他男子汉的尊严马：爷们儿打媳妇，好像是天经地义似的，对社会或街坊四邻来说根本没有关系，他们根本管不着，老说这是家庭的事儿，你们管得着吗？
访：我们正在努力。
马：我是1963年1月22日进的这个村，今年已经39年了。鲁保南（化名）是通过我姐姐给介绍的，我娘家是在京郊一个半山区，还很封闭，自己搞对象的特别少。那会儿我都21周岁了，在我们村就是一个大姑娘了。我哥哥跟我父亲有点为我发愁，我是个后妈，我母亲死了。我从小是在美国人开的教堂孤儿院长大的，我五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照顾不了，刚5个月就把我给人了，解放以后家里给接回来了，回来不到一年我母亲就死了，所以从家庭里头来说，感情就不如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哥们融洽。我21周岁跟他结的婚。他比我大4岁，结过婚，他没有父母，10岁母亲死了，17岁父亲死了。我父亲就说：他没爹没娘，受不着公公婆婆的气。到了别人家跟人好好过日子，有了孩子好好抚养孩子。
据他说，他前一个老婆结婚三年不生育离的婚，我姐跟我介绍时也没说，后来才知道的，我们都已经搞了好几个月对象了，那会儿再吹了又怕村里人笑话。我爸说甭管怎么说，他身体挺好的，进了门就你们两人，这样我也就同意了。
刚开始还行，后来有了孩子之后，我就不能到农业社上班了，天天看着孩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发现他脾气特别不好，好酗酒。尤其是来个亲戚朋友，就爱摆出男子汉那个样子来：你是我媳妇，就必须服从我。从那会儿起我就这样想：他是个男的，我是个妇女，女打内，男打外，他外头必须要结交朋友，我作为妇女要尊重他一个男子汉的尊严。这些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不管当着亲戚也好，朋友也好，他骂我，我从来没反驳过。访：他当着亲戚朋友骂你这种情况多不多？
马：确实不少。从男子汉这方面来说，他是十顶十的这样的人，我也就维护他这一点，因为对于一个妇女来说，你在外头结交的总而言之不如男的，从我思想来说：如果一个女的在外头结交就怕别人说闲话，我也不出村，哪儿都没去过，有一回我八年都没回娘家，一般都是几年才回去一趟，孩子又多，三个，老大跟老三才相差4岁多点，一个紧一个，也不方便回去。
访：他第一次对您动手您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马：我记得很清楚，我大儿子1岁多，我1963年1月结婚，1963年12月就生了这个大的，不到1岁半他打的我。
访：当时打您是为什么？
马：就为了这孩子哭，为了没有做熟饭，打的我真不轻呀，他拿机器用的宽皮带抽。我不愿意让我姐姐难堪，因为我姐姐脾气不好，我从来没跟我姐姐说过，我就自己抱着孩子到法院告他去，我想跟他离婚，后来可能是我姐姐托村干部说和去的。说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我呢，也是不言语，就听大伙儿说。后来我姐姐背地里跟我说：“你跟他离婚，你上哪儿住去呀，家里头几个哥哥，恐怕你没地儿住了，又带着个孩子，得了，你就忍了吧！把孩子养大也就成了。”我这一忍就是36年，没少挨打挨骂。
后来别人走了之后，他才说：“我可告诉你，我是冲着大伙儿的面子，我要不冲着大伙儿的面子，你跟我离婚，我就跟你离婚。”当时我一句话也没说，我这人就是这样，我能忍。
访：当时你告到海淀法院了吗？马：到了，是一个女的接待的，让我拿传票给他，让他去，我记得说和那天还是五月端午。
访：在这次打你之前，他骂你？
马：净是骂了。现在街坊邻居一瞧我能站出来都说：“你跟他过这辈子真不容易呀，也就是你能忍，换个人谁也忍不了。”访：就在36年里一直持续地小打大打？
马：对。这是头一回最重，第二回打得重，我记得不是1994年就是1995年，把我左耳朵都打聋了。
那次是大儿媳妇单位献血，早上吃饭，我这孙子跟我们说了，我说：“你妈又黑又瘦，平时都舍不得吃，这一献血不更麻烦吗？”那会儿大媳妇跟我们还不说话。孩子又说：“我妈买了席梦思，给我买一个，他们买一个，买两个。”鲁保南说出这话特别不中听：“你妈今儿个为了这钱卖血，明儿该卖肉去了。”我说：“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不管儿媳妇现在理不理咱们，她是咱们家的人，甭说是咱们家的人，亲戚朋友、街坊四邻都不能这么说。”当时，他就骂得我不可开交，我不言语。我把这孩子打发走后，他说：“你呀，从来没跟我顺头顺脸一条腿说过，老跟我反着、拧着。”我想，他骂完也就完了，没想到骂完这一顿他还不解气。出去把这铁门就给插上了，把我从屋里拽到院子里，按在泥坑里一顿臭打，骑在我身上往我上身打，打我脑袋。大伙儿听见了，我家出门就是马路，拍着门，让他开门，这门就是不开。最后，还是我们旁边邻居的孩子跳过墙来，把门打开，3个老爷们儿才把他给拉开。
访：您那天没上医院检查？
马：也没有，我也不瞧了，就买了点小药，我还没说是给打的，我跟大夫说了症状，给我药吃，吃也不管事，这样我也就不瞧了。说实在的，两个儿子没娶媳妇，我也舍不得这钱。那会儿我也不讲究找街道。为什么说不找街道呢？我如果要找了街道，居委会的人也就是说说完了。按他的脾气，他骂人家！因为他骂过居委会主任，我不敢找到居委会，我再找人家不是给人家找骂吗？何苦呢！
我为什么要跟他分居？他从来不尊重我访：平时鲁大爷干活儿怎么样？
马：我跟您这么说，家里活儿他根本不干，都是我。一开始他种田，后来转到厂子里，公社这些个厂子他都跑到了，哪儿都呆不长！我从到地里干活，就跟他挣一般多，1983年开始调到公社去，一到公社我挣他两人的钱，有几年挣他两个半人的钱。
那他也要摆出他大男人的架子。跟他外甥就这么说：“你们怕媳妇？我告诉你，你问你舅妈，我打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