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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陈总啊，我是他弟弟陈刚，要不我请你唱歌吧？对方马上同意，约好在假日饭店门口见。俩人在电话里说好了各自特征，王建南说拿一份商报，女人说她穿一件紫色长裙。
艳遇来了挡都挡不住！王建南那天很兴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昨晚的悲惨“艳遇”告诉了我：他等了半小时，还不见粉子出现，这时，那位卖电脑的美女打来电话，说她正在“白夜酒吧”等他，他无法再等，马上打车去了“白夜”。在酒吧一坐下，他马上发现，美女对面坐着的女伴，穿的正是一件紫色长裙！
后来，王建南将自己的失恋经历写成文章，贴在网上以告诫世人，他的网名是“西门一再吹箫”。我的网名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深爱金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些帖子。不过，前两年我们上网的热情不太高，像网络经济一样，持续时间很短暂。
成都粉子（42）
一个人一生中的艳遇是命中注定的，有多少次就只能是多少次，早晚都会到来，我经常这样安慰王建南。
拿我自己来说吧，20岁的时候我还是处男，27岁才学会手淫，28之前基本上只有周家梅一个女人，但最近两年来，上苍对我十分关怀，我大有一把将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之势。估计我到38岁的时候，当我回首往事，我不会因碌碌而为而感到懊悔，我把自己平凡的一生献给
了人类的快活事业。我打算写一本书，书名已经想好了，可以借用当年知青大哥最爱用的那一句口号：青春无悔。
当然，最应该无悔的，是我和周家梅的初恋。
初恋时我对周家梅的第一次性骚扰非常失败，也许因为她还是处女，也许她还在犹豫，也许——我不敢去想——她爱上的是王建南。
周家梅在我家住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通霄没睡，第二天中午我们才起床。
桌上的水蜜桃没动过，依然和周家梅的乳房一样鲜嫩诱人，窗前的栀子花却有点蔫了，像用过的避孕套一样开始发黄，有气无力地搭在绿枝上。
王建南已经出了门，周家梅在卫生间梳洗时，我看着昨天为泡她精心准备的音乐带，选了一盘放进录音机，英国歌手沙黛的声音在房子里飘起来，她唱着“AS good as first time”——像第一次一样爽！
我的第一次爽吗？很难说，在认识周家梅之前，我的确有过唯一的一次性经历，我从来不敢向她提起，但这次体验对一个男人的成长来说，很重要也很幸运。
比我们高几届的大学生在他们的性成熟时期，远不如我们这一代幸运，婚前性行为一直被称为“非法同居”，甚至有可能因此被当作流氓罪，判上10年有期徒刑。比如说，当年我们年级辅导员27岁结婚时，洞房之夜不知如何下手，于是他只好像癞蛤蟆一样，蹲在新娘身上一动不动，第二天早上他说，其实结婚一点不好玩。还有一位哥们初次和女朋友幽会，他大着胆子把手伸进女友的内裤，马上吓得来哇哇大叫，掉头就呕吐起来。
他没想到，女人那地方居然和男人一样有毛。
我的第一次却显得过于随意，缺乏准备，虽然波澜起伏，但基本上柳暗花明。那完全出自一个女人的心血来潮，还可以这样说，我的第一次献给了祖国的铁路事业——成都铁路局贵阳分局的一位列车员，一个美丽的贵州女人。
在我说她美丽之后，我自己都很不好意思。的确，她主要是心灵美，姿色很平常，平常得我现在已想不起她的容貌。那次艳遇像一个色情的仲夏夜之梦，1989年夏天，我登上从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去学校补考弹性力学，这是我们专业课最难的一门，每一届的补考率高达40％，很多人为此留级，留级后正好赶上后来的“房产热”，以至于这些年来我对风起云涌的新楼盘很抱怀疑。
凌晨三点了，我还在读清华大学编的那一套弹性力学教材，很快我就将知道，世界上最温柔、最美丽的“弹性”是什么。
当然是姚姐的乳房，姚姐是8号车箱的列车员，大约28岁，也有可能38岁，那时候，我对女人的年龄没有判断力，再因为是在晚上，如果有人说她48岁，我也不好意思反对。
多年以后，我一直怀念夜间的火车车厢，那幽暗的灯光、氤氲的空气总有一种令人想入非非的色情氛围，让女人们特别性感，让男人特别想做爱，也让小偷们想做案。
“还是清华的学生呢！”一个贵阳口音的女人。
抬头就看见了姚姐，也看见了她俯下身时胸前一道深深的乳沟。乘客们正在昏昏欲睡，我的坐位靠近值班室。姚姐马上神色慌乱地说：“你来帮我把扣子扣起。”
我懵了10秒钟才反映过来，这是一个女人在勾引我？！顿时，佛光照顶众鸟高飞，百花盛放钟鼓齐鸣，植物交合动物叫春…难道这就爱情，难道爱情就这样降临了！那个年代，我以为不穿裤子所干的事就叫爱情，后来知道穿着裤子其实也行，以至于后来我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爱情了。
姚姐转身走进值班室的时候，动做突然慢下来，眼神一直瞟着我，目光中的欲望勾魂摄魄，瞎子也会心中嘹亮，我一个跟斗扑爬就跟了进去…
我的确帮她扣上了胸罩的背扣，当然是在事后，姚姐的胸部很大，胸罩特别紧，我扣了好半天才扣上。该怎样描述她呢，幸好我在汶川藏羌自治县呆过大半年：她饱满的乳房像羌民家里的馒头一样硕大而有弹性，乳晕像藏民家里种的太阳花一样鲜艳。但比较可悲的是，整个过程同样也只有10秒钟，我十分惭愧，急于再度雄起。但天很快就亮了，我们必须分手。6天之后的凌晨，在重庆两路口火车站一个偏僻的公共厕所墙脚下，在姚姐野狼一般的嚎叫声中，我山呼海啸、气势如虹地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姚姐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一边提上包裙，一边对我说：差点把公厕的围墙整垮了。
因为姚姐的原因，在回到成都之前，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一定是贵州女人。
就在那一年夏天之后，过去我心目中最美的女人沈秋，离开四川去了广州，从此远离了我们共同的80年代，我们的青春时光。
成都粉子（43）
周家梅梳妆完毕后，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时候我们的法律意识都很强烈，我们都有犯罪活动感，尤其是我，觉得昨晚的情况很可能算是强奸未遂。
送周家梅送回学校的路上，我一言不发，感觉自己已经失恋了。
现在想来，我们当时都很幼稚，也许周家梅的矜持和拒绝是那个年代所有少女的本能，
是她们初次向男人托负终生的谨慎而已。
接下来那一个星期，我在公司跑广告业务很发奋，居然碰上了一笔业务范围之外的印刷单生意，我没拿回公司做，和王建南合伙，三天时间就把货交了，净嫌了3000元，王建南说功劳主要在我，他只拿1000。
我坚持把1200放在他手上，他拿上这笔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准备到北京去混。
1800元加上以前的积蓄，我买了一个传呼机。伟大的传呼机！我一直为当年买传呼机的壮举感到得意。因为这传呼机在我恋爱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在1992年之前，一个传呼机值两千多，甚至要托关系才能买到。它是一个男人身份的象征，是一个男人正在干大事的标志，和两年之后的砖头手机一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
传呼机别在腰上，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谈业务之前，通常都会事先安排一个同事或朋友在某点某刻呼我一下，关键时候“嘟嘟嘟”地响起来，我们便在客户面前得意地拿起电话，装模做样地说一大堆，电话里说的全是百万以上的大生意，诸如：“那20辆丰田车赶快发过来”、“你先打一百万过来，那几十吨钢材已经发货了…”
其实那个时候，全国人民有90％的人都在作汽车生意，剩下9％都在做钢材。包括大街上卖菜的太婆在内，每个人手上都有几十辆进口轿车或者几十吨螺纹钢正等着出手，价钱都低得吓死人。当然，最后还有1％的聪明人在搞策划，策划的都是大生意，比如给月球的内外墙粉刷涂料、给长江加一个锅盖、开发飞机转弯灯、生产火车轮胎等等国际化的大买卖。
但接到传呼后，在电话里说这些事可信度更高，当场就可以把男人们镇住，让女人们慧眼识英雄。
长期以来，我们就有以物取人的习惯，以前的说法是“红鸡婆，绿鸡婆，青春献给大摩托。”90年代初有些县份上也说：“小母鸡，骚母鸡，青春献给传呼机。”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个传呼机，周家梅才能在一个关键时刻和我联系上。
星期四下午周家梅没有上课，我们一起给王建南饯行，吃过晚饭后，我和她一起去火车北站送他去北京。
吃晚饭时，我发现周家梅和往常大不一样，有时温柔体贴，有时娇嗔可爱，让我莫名其妙、魂不守舍。一路上，我的传呼机不失时机地响了好几次，我在电话里谈的话题全是中国经济领域、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重大事件，让周家梅崇拜不已。我差点异想天开给美国总统布什回个传呼，谈一谈海湾战争的善后事宜。
送别了王建南，我和周家梅走出了火车站。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和她沿着府南河往九眼桥慢慢地走。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甜蜜的一段路，这时，我们已经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了，也许外表还不算特别般配。她紧紧依偎着我，白衣黑裙步履蹁跹，一路上让很多英俊的成都街娃侧目而视、愤恨不平。
到了九眼桥我们又走向师大，因为她明天有课，不能住在我家。从晚上10点走到凌晨2点，我们完全没有丝毫的倦意。
在她宿舍楼下，我们难舍难分，有好几次她从楼厅里跑出来，我胡乱地把她抱住，她说，明天下午一定要来接她。她上楼不久，523的窗台上就出现了一个身影。我也没有走开，站在她楼下，看着她的身影靠在窗台边上，再摸一摸我胸口上被她泪水打湿的衬衣，我也流下了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忧伤的泪水。
这是我长大以来，平生第一次为女人流泪。
成都粉子（44）
当年那种恋爱的感觉如今再也没有体会过。那天，我走出师大的校门，沿着沙河走回家里，一路上又是激动万分、又是偷笑不已。
第二天11点我才起床，想起要到肖家村福利印刷厂取锌版回公司，我牙也没刷就骑上车。在印刷厂和生产科长吃了午饭，喝了二两跟斗酒，回到公司已是下午3点。
来回穿越了大半个城市，一想起即将见到周家梅，我又兴奋又疲惫，没等下班，我骑上车飞驰电挚地往师大赶去，我把脚踏板蹬得像风车一样，九眼桥，到了，沙河大桥，到了…我知道周家梅正在宿舍等我，她一定和我一样焦急万分。师大，到了！到她宿舍楼下，已是下午四点。
“523的周家梅，有人找！523的周小姐，有人找！”
宿舍楼的大妈已经喊了十几遍，还是没有回音，今天这位大妈显得特别残忍，她说：“肯定不在，中午就没见回来，我认得她，个子高高、秀秀气气的嘛！”
“她可能串门去了，麻烦你喊一下524。”
我不相信昨天的信誓旦旦，过了一夜周家梅就反悔了。
我像一只被猫追昏了的老鼠，在校园里到处乱窜，希望在某个角落发现她的身影。图书馆，没有！自习楼，没有！
天黑了，我走出校门，在前几次约会的山坡上，我坐在那里悲悲啼啼、长吁短叹。回到家里，我拿出了王建南留下的情诗。我现在觉得，每一首情诗都不是他写给沈秋的，而是写给我和周家梅的。
仔细回想和她一起的分分秒秒，我觉得周家梅没有理由这样做，会不会是出了意外，我把传呼机放在桌上。昨天我才教会她使用这种“先进机器”，当时，她像小学生背乘法表一样，把我的号码背了万多遍。
传呼终于响了！一看是4字头号码，我冲出门、骑上车，穿过崎岖的小路，掠过半人高的野草，快到双桥子才找到一部公用电话。
接电话的不是周家梅，一个女孩的声音说：“我是家梅的同学小冯，她下午生病住院了，还在高烧，让我跟你说一下”
原来周家梅生病了，她现在还在校医院输液。
我赶到师大，在空空荡荡的校医院住院房，我见到病床上的周家梅时，我们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后来知道，她中午下课时感觉有点支撑不住，到校医院一查高烧39度。于是马上住院，同学都不知道。那个年代电话稀少，直到晚上医生才给同宿舍的小冯联系上。
我想也许是昨天从火车站走回学校太疲劳，也可能最近两周我对她纠缠得太厉害，所以她才落下病来。当时我还不明白，如果一个男人追女人把她追出病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泡妞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规律。
病中的女人更有一番弱不胜娇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