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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红霞是另一种坏女人，倩姑一辈子吃够了坏女人的亏，她吃坏女人的亏比吃坏男人的亏还多。但是她不愿意把坏人写得太平面太符号，她知道坏女人也是女人，也具有女人的一切悲伤和诱惑，苦恼和甜蜜，具有唯独女人才有的那种随时会发疯的神经。
只有青姑自己意识得到，她写着写着，忽然，她开始恨起哲学家来了。她其实不那么喜欢哲学家了。她愈来愈意识到，政治上，哲学家是无瑕的与冤枉的。爱情上，哲学家表现了所有男人都有的贪婪、软弱、自私和糊涂。男人在爱情上糊涂得像一头种公猪，像一只落在面汤锅里的耗子。种猪只知道开栏以后向母猪身上上，嗷嗷地叫着，冲着，压着，一分钟后偃旗息鼓，活像一只泄了气的汽球，像一只被嘬瘪了的柿子，像烟灰缸边缘弹下的一支香烟的烟灰，烟灰仍然可以摆出一点形状，然而泄了气的男人已经是彻底凑不成个儿了。
而面汤里的耗子哪怕是一个天才，哪怕发明过火车头与原子弹，哪怕会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也永远不懂女人，不懂爱情，不懂灵也不懂肉。
她的含义是：哲学家已经与阿珍难解难分了，阿珍是抱着献身的热情把自己给了哲学家的。哲学家是抱着占有的快乐得到了阿珍的纯洁和青春的。哲学家充裕了，饱满了，像一粒干瘪的种子吸收了雨水一样地鼓胀了，发芽了，生机勃勃了。于是他反过来对于红霞也产生了兴趣，正如一个饥饿者吃一个苹果，他不是更饥渴更急迫了吗？吃过苹果的男子立即把目光投向了甜瓜而且还有羊蹄。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阿珍是太单纯太晶莹太羞涩了，他正是在得到阿珍以后才变成了自信的男子，他觉得自己还需要红霞，在得到露珠和花蕾以后渴望着烈火和毒蛇，在吃完杏仁豆腐以后更想吃剁椒猪头鱼脑。只是像一个旁观者旁听者一样地屏幕住呼吸，听了一段自己写的小说的朗读以后，她才意识到，关键不完全在于政治，不在于你怕我揭发你，我怕你揭发我。更深的因素是哲学家的心有旁骛与红霞对于阿珍的嫉妒。一篇小说写出来发表出来就像一个孩子从你的子宫里分娩出世，然后他或她就不再属于你，他或她会长大，会闹腾，会生病也会美自己的容，不光是读者，而且是作者，会不断地从自己的作品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有所震惊。她是下意识地觉察到这一点的，她不可以这样写，她必须写出好人和坏人，然后人们才会认可。但是红霞的形象仍然引起了争论，有人说写得深刻，有人说写得莫名其妙，还有人说不健康，还有人说红霞的形象反映了作者的低级趣味。几乎一致的是评论者认为对于哲学家与红霞的交住的描写过于暧昧，损害了哲学家的形象。
青姑偶然自我分析一下，虽然分析不是她的特长也不是她的爱好。青姑感觉到在写哲学家的时候她的所有关于男人的经验都活泛起来生动起来了。她感到奇怪，在她那么多的对于一个理想的男人的期待里又包含着那么多对于男人的不信任乃至于敌意。她既得意又愧悔，为什么她常常成为男人的目标，从小。因为她太像一只畜类，这只畜类如果不是最美丽的那就哪怕是最丑陋的，反正她地上无双，天上无二。而在她这样的珍禽异兽，生猛活物面前，所有的男人都加在一起仍然显得苍白，软弱，疲塌，庸俗，怯懦正是由于男人的卑劣与渺小，各国尤其是中国才出现了那么多针对女人的管束、压制、恶毒、道德戒律。她的这一重大发现埋藏在她的心里，像是一颗氢弹隐蔽在发射井里。她等待发射已经等待了半辈子。
她的生活中的未来哲学家死掉以后，她过早地尝到了孤独与绝望的滋味。咀嚼着裂肺的痛苦，她上了大学，她升入二年级，她的学年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她没了上进的心。二年级头一天就认识了后来担任她们班政治辅导员的一位南方人，他教政治，也算教哲学，因为哲学就是“实践论”与“矛盾论”，而“二论”就是最宝贵的政治。辅导员长得不错，但是卢倩姑从心里烦他，尤其烦他一开口那份娘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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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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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对她一见钟情，没完没了地与她搭讪，一会儿送她一包话梅，一会儿给她一条纱巾。他甚至送给她一台老旧的手摇留声机和三张老唱片。她勉勉强强地听过这三张唱片：郭兰英的《绣金匾》，楼乾贵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与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序曲。那时的唱片旋转速度是每分钟78转，一张唱片只够听十来分钟，差不多等于一个曲段。辅导员送的唱机，放上唱片，旋转的速度忽快忽慢，声乐和器乐都像是莫名的嚎哭。辅导员与她的关系在全班全校闹得满园风雨；为此辅导员被调离了她所在的班级，改任校教育工会的什么委员。然而他仍然动不动约她一起去电影院去公园去小饭馆。她没有拒绝，那个时期所有的问题在于她应该拒绝的时候却没有拒绝，她其实一点也谈不到喜欢那个说话分不清之和兹，吃和呲，湿和斯的人的腔调。他唯一使她感觉兴趣的是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出奇地浓密黑亮，正是她所没有的。她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一起出去，似乎只是为了得到机会摸一下他的头发。她设想着自己把一只手的五个手指通通伸到辅导员的头发丛里，划拉划拉（读胡路胡路）把他的头发弄乱的感觉。
后面是一个无地自容的故事，没有等到她划拉辅导员的头发，在一次周末看完电影和跳完交际舞以后，她与辅导员一起去吃夜宵，吃完夜宵辅导员搂住了她，她拒绝，她左躲右摇，还是没有躲开辅导员的亲吻。她叫了一声就浑身瘫软了，像是一把火把她烧化了，她仿佛晕过去了，她发抖，她又哭又笑又挣扎，清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是在他的床上。她忽然感到愤怒，忽然感到仇恨，忽然感到快乐有趣，不管不顾，她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她哭了一场又一场，却没有感到丝毫的耻辱。
母亲立即发现了她的异常，母亲盘问她，她不说，母亲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撞了一头，把母亲撞倒在地上。她冷笑着暗示，不要忘记为了继父的事她与母亲的交易。娘儿俩突然成了死敌，事态的发展使两个人惊心动魄。
然后母女俩抱头痛哭。她们都是女人，她们都命中注定了要承受生为人女、人妻特别是男人的欲望的对象的耻辱与痛苦。
事情发生了几个月以后，她的怀孕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地这是一片惊心动魄的空白，这是一次血腥的屠杀，双重的或者三重的屠杀。在不清不楚的一切发生了以后，她出了院。然后她被迫写了材料。她被叫去交代“生活”问题，审问者暗示她是不是吃了或者喝了辅导员的什么东西她晕了过去才发生了后来挤进去一切。她转了半天腰子才明白，审问者是要她揭发辅导员给她下了蒙汗药。这个意思把她吓死了。这使她想起了所有的三流言情小说。她坚决拒绝证明那个人给她下过蒙汗药。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恍然大悟她未必多么讨厌那个人，因为她无师自通地相信，如果她把自己描绘成玉洁冰清的受害者，那个辅导员的出路只能是接受一颗执行死刑的子弹。而不揭发辅导员，就等于揭发自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烂货。如此这般她被勒令提前离校，匆匆就业。那个年月至少在就业方面远比往后顺当。她在小学里教了三个月书，由于一直绷着小脸，她在孩子里头威信很高，她的班课堂秩序很不错，在那个三天两头搞评比的年月，她居然被评过一次先进。后来又赶上六二年调整政策，她接到学校通知，为她恢复了学籍。她深深感到了宽大、温暖、救苦救难的观音一般的慈悲，令她匍伏无地。稀里糊涂，过了两个月，她以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身份被分配到一个没有多少事的大单位里了。她不明白，她既没有做毕业论文，也没有做毕业设计。而原先的辅导员以坏分子的名义被送去劳动教养——后来这个人就永远地消失了。是辅导员害了她还是她害了辅导员一辈子呢？她始终弄不清。
据母亲说她在梦里哭诉过，说是“没有小耗子，没有小耗子啊”妈妈听不清楚。
而她自己清楚：她是说没有下药。她有几次梦见了辅导员，辅导员快死了，她告诉辅导员，她宁可自己被开除，绝对坚持辅导员没有下药。她同样弄不清，为什么没有下药，辅导员仍然送去“教养”了。
可能她就是因了这些个弄不清她走上文学道路。她读了很多描写不成功不像样的爱情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带小狗的女人》、《珍妮》、《幽谷百合》、《我的安东尼雅》若明若暗，如喜如悲，文学似乎能够给苦恼的人生刷一层甜酸油漆，给苦恼的人一些慰藉，给单身女人或者男子一点代爱情，准爱情，画饼充饥。
如果她有一个好丈夫，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她得到了爱情或者得到过爱情，天可怜见，她宁愿意把什么文学呀小说呀诗集呀扔到抽水马桶里。
一年后文革开始，她不再能明目张胆地读资产阶级的文学书，他就与大单位的丧妻的小领导结了婚，她只想快快嫁个人像所有正派女人一样过正常的日子。那个领导对她还不错，她知足。她甚至享受到了主任夫人的荣耀和权势。炸藕盒呀，擦洗自行车呀，买肉票油票上的肉和油呀，揩窗台呀，夜晚上床息灯亲热亲热哼哼唧唧然后是死猪一样地睡过去呀至少有几个月觉得她的生活很幸福。然而她与小领导在一起从来没有献身的热情，每次鼓捣完了她只觉得无聊，只觉得下流，只觉得是自己失身，她甚至于想如果不是她而是一个嫖子，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想来想去她变得十分乏味然后是厌烦，味同嚼蜡，味同用一块洗脚布擦肮脏的桌子再擦饭碗。尤其可恶的是她的心情已经这样坏了而丈夫一无所知，倒像他们有多么和谐多么美满。甚至于丈夫在与她睡觉的时候十分乐于提到他的已死的前妻，说是他的这两个妻子的器官并没有任何不同，不同的在于腔调和声息，尤其是气味。他学他的前妻，像学一只母猪。然后他学倩姑，好像在学一只猴儿。他喋喋不休地分析说她的前妻有一种绵羊的味道，而倩姑是一种泡着许多水草并且按时喂了鱼虫的养龙睛鱼的鱼缸的味道。
…
第二章（3）
…
倩姑一声不吭，她告诉自己不要爆炸，要忍住。
“我知道你是一个烂货，烂一点香。我就喜欢吃烂苹果，烂桃，臭鸡蛋”
倩姑无法忍受这样的污辱，她确实是一脚把丈夫从本来并不宽大的双人床上踹到了地上。然后是两个人大打出手，她挨了两个嘴巴，她撞掉了丈夫的一颗门牙。两个人一面打一面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倩姑当时认真地觉得自己是感谢毛主席的，是毛主席给了自己以力量和勇气，面对体力胜过自己的男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些话都出自毛主席语录。）
一直到后来，卢倩姑仍然认定毛泽东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是后现代解构派的大师。她后来读那些知名的洋“新左派”的文章的时候，她觉得还是毛泽东的思想更先进更超前更原创。其实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些新左派，都是拾毛主席的牙慧。
冬天她的丈夫得了一次感冒，吃了点阿斯匹林，突然一天深夜丈夫一头冷汗，呻吟不止，送到医院，丈夫断了气，怎么急救也不灵了。她无法面对丈夫猝死这样一个事实，朋友们同事们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所有周围的人都盘问她丈夫是什么病，而对她的“感冒”说不以为然，拒绝接受她的丈夫死于感冒的说明，使她觉得自己是做错了什么事，她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