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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章
我慢慢地走在街上，这几年的夏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一年比一年热。有报道说是因为工业大生产破坏了大气中的臭氧层，致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大量涌入，不仅能杀伤皮肤，而且使地球温度升高。还有的说法说是因为大量工业废气的排放，和空调的大量使用产生了大量的热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温度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只穿了一件短T恤，可刚出来，身上就全是汗，湿湿的沾在身上，很不舒服。毕竟岁月不饶人了，有时候不服老是不行的，这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不能和年轻人比，我只不过才走了几十米，就感到气喘吁吁了。很久没有上街，这街上的变化都有点儿让我大吃一惊了，今天要不是小孙女哭着闹着要什么“伊利四个圈”，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来的。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是最毒的，现在的人真是聪明多了，出门就带一把伞，反正现在这天气不下雨就有太阳，正好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下雨用来挡雨，天晴时用来遮太阳。
退休一年多了，我只是在家坐着不停地总结这一生的经历，基本上没有迈出过家门，现在外面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那不是属于我的世界，什么网吧、迪厅，什么保龄球、桑拿浴，在我的词典上都是没有的。今天的事儿也怨老伴儿，她抱着孙女看电视，广告里出现了这个伊利四个圈，结果小孙女看见了，就非得要不可。开始我没明白，这伊利四个圈是什么，老伴儿说：“就是雪糕。”我奇怪地说：“雪糕家里不有的是吗？她爸爸妈妈不是买了满满一冰箱吗？”老伴说：“那里面没有伊利四个圈，你快去超市给她买去。”
社会还是发展得真快，这雪糕都进了超市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以前的那种方式，那时候叫冰棍。卖的人都做一个木头箱子，用棉被包着，只在上面留一个小洞，开一个门，能把手伸进去就行了。那时卖得的人基本上是骑着自行车，也有推着小车的，上面绑着箱子，满街吆喝着卖，我一般都是在他们吆喝“处理了！处理了”的时候出场，因为这时代表他们准备清理箱子底回去了。我会拿一个大碗出去，这时候他们箱子里的冰棍剩不几只了，而且大多都化了，那种保温方式毕竟和现在是没法比的。他们会从箱子里把那些几乎拿不住的冰棍拿出来放在我的碗里，然后说：“一共六根，你给一半的钱，一毛五。”我端回家中，孩子就会高兴地蹦起来，虽然很多次他们吃时，都是要用勺子舀着吃，但仍然掩饰不住他们的喜悦，我一直都想，我是愧对孩子们的。
超市的布局让我感到晕眩，转了几个弯后，我就感觉转向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眼花，我走过洗发水的展柜时，粗略地数了一下，大概不下五十个品种，想想我那时，一年四季不论洗澡还是洗头，要是能有一块肥皂，简直就是上等的待遇，我们用的最多的烧碱。
最后还是问了售货员，才找到了雪糕在哪儿卖，这得浪费多少电啊！我想，还没见到这样的冰柜，上面没有盖，敞着口，那冷气像白烟一样一道道地往外冒着，这能挣回成本吗？一只雪糕才多少钱，这保管费用恐怕要超过成本。我一看标价，也吓了一跳，我以为看错了，又仔细看了一遍，才确定没错，是一支三块钱。这一支雪糕要三块钱！按现在的价格，在市场上能买半斤肉，一斤二两鸡蛋，在这里却仅仅等于一只雪糕。我想，无论它是用什么做的，似乎都不值这个钱，它又能用什么做呢？无非是水，糖，奶，还能有什么？
我还是没有找到老伴说的那种伊利四个圈，我觉得自己一个老头子了，在这里翻来翻去的找雪糕，似乎不太那么雅观吧！我还是把售货员找来了，售货员很客气地说：“对不起，这种产品我们还没上货，你看别的行吗？”她的态度很好，但是别的真的是不行，要不我也不用出来了。我只能再去其它的地方，虽然我很不情愿，但还得一步一步地去找。只是我的辛苦并没有换来成果，我找了几家店，都没有找到，我奇怪地问：“电视上都打广告了，这么有名的产品你们怎么不卖呢？”对方笑着说：“伊利离我们这儿有五六千里路，从那儿运过来，费用太高了，那价格也就会相应地很贵，恐怕没有竞争力，所以我们没进。”我明白了那个敞口大冰柜的存在原因了，凡存在皆合理，确实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它总有可以解释的理由。
买不到怎么办？这小孙女还在家里闹，老伴也就指望着我了。小孙女两岁了，正是最难看管的时候，谁拿她也没办法，是气不得打不得，什么事儿都得由着她。这可怎么办？可真难为我了。走在路上，突然想起了以前的事情，是关于儿子的。他很小的时候，大概也就五六岁吧！那是一年的冬天，快过春节了，所有的人都在忙着置办年货，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置办的，就是买几斤鱼，几斤肉，顶多再备一套猪下货。这时候儿子却喊着说要吃黄花鱼，这黄花鱼可是那个年代的上品鱼，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的，回来就嚷嚷，小孩子也不懂事儿，和他不能讲道理，却也发不得火儿，而我当时的条件也根本吃不上黄花鱼。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买了几斤带鱼，告诉他是黄花鱼，结果他信以为真地高兴了好几天。直到他长大后，有一天他回家说，今天上动物课我们老师讲到鱼类时，挂了一幅彩图，那上面的黄鱼和我小时候吃的不一样，我觉得我吃的那个怎么像带鱼。我只能说你记错了，那时候你才几岁，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又能说什么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对事物没有辨别能力时，离他最近的人可以影响他的观念，这种影响可能会是很长时间，或者是一生。就像儿子和黄鱼，如果不是以后他上学接触了，或许他会永远认为带鱼就是黄鱼，因为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他可以完全地相信。
今天想起这件往事时，又触动了我的感觉，我想，可不可以把这件事再在孙女身上重复一次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这个和儿子的不一样，我只不过是用一个其它牌子的雪糕去冒充伊利四个圈，它们都是雪糕，孙女只有两岁，当然不会认识上面的字，而且我也可以肯定，以她现在的味觉能力，也绝对不会在若干后对我说，“爷爷，这个伊利四个圈怎么和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不一样？”就算真有那一天，借口也会很多，毕竟这和用带鱼冒充黄鱼的性质不一样。
第二章
我就又回到了附近的超市，随便买了几支，提着回家了。老伴儿见我回来了，忙问：“买着了？这小祖宗可在一直盼着呢。”我走到老伴旁边，在她耳边低低地说：“这种牌子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卖的，我随便买了几样，你就骗骗她吧！”老伴说：“这能行吗？”我说：“反正她也不认识，就试试吧！要不她闹起来可没办法。”
这个办法当然行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孙女高兴地吃着她要的“伊利四个圈”，老伴也高兴了，她就怕孙女闹。我就回到了我的桌子边，从退休后，我就一直想写点儿东西，但时间过去这么长了，我始终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经常是写了撕，再写再撕，很少有自己满意的。
我想从自己懂事时写起，那大概是在十二三岁吧，我的记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集体食堂，大炼钢铁…
我的家乡在农村，普通的中国小乡村，那一年，村里的广播喇叭每天都吼个不停，我记不清是喊什么了，我只记得爸爸让我和弟弟抬着家里仅有的一口锅送到生产队去，那是爸爸刚从锅台上拆下来的，我有些不可理解，锅没了，以后怎么做饭吃呢？结果爸爸大声吼着，“让你送你就送，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我只得和弟弟抬着去送，弟弟长得很小，抬锅很费力，我们就走会儿玩会儿，一里路走了半天，回家还让爸爸踢了一脚。
后来我们家就真的不再做饭了，我每天都到生产队临时搭建的大棚子里吃饭，妈妈就在那里面做饭，但是饭却一天比一天差，有一天我问妈怎么没有好吃的，妈说好吃的都在山上没有人去收拾回来。我问那爸爸呢？妈说他在干活儿。我问干什么？妈说炼钢。后来放学后我就到了山上，我发现满山的地瓜花生，却没有人来收，都烂在地里，我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没吃的，它们却烂在山上无人过问？
对于那段记忆我是没有权利去评判的，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虽然现在有了，但我对当时的事情都忘得差不多了，即使有能记着的，我也不知道记的是不是就是正确。
所以我真正有资格去评论的是从清理走资派、当权派开始的。二伯是村支书，那时他却整天要戴着高高的纸帽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去游街。二伯家的墙上被刷满了标语，二娘每天都哭丧着脸，一听到街上有敲锣的声音，就吓得浑身发抖。尽管爸爸声明和二伯断绝兄弟关系，可我们家还是没有免遭牵连。我不能戴红袖章，不能和别人一起去串联，他们不允许我加入他们的队伍，所以我没有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活着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去见他，我见他时，已是在他逝世二十几年后了，那一刻我在外面，他在里面。
那时的斗争让人防不胜防，昨天我记着毛蛋他爸还押着二伯游过街，今天他们家的墙上也被刷上了标语，毛蛋他爸也戴上了纸帽子，脖子上挂着纸牌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沿街游行。我听说是毛蛋有个什么堂爷爷在旧社会到南洋去当了劳工，现在有人说他是大资本家了。后来一次我回乡下见过毛蛋，问他那个当资本家的爷爷的事儿，他气的说，“我也一直都在找，如果真能找到，我现在也不用这么受穷了。”我想他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他根本也没有那做资本家的爷爷，或许他爷爷早在一次劳工暴动中被军警打死了。
那段岁月，我真的不想回忆，因为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场梦，甚至还不如一场梦。那时候的人其实都应该是死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思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到那段岁月的沉重，但我不是因为它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伤害，而是那些年毁了我们整个的国家，直到今天，我们始终都没有走出它所带来的桎锢。
真正的生活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时我的儿子都已经上学了，我也通过努力在这所城市找到了工作，在机床厂当了多年的工人了。那一年的确很热闹，农村的地都分给了老百姓自己，想种什么他们自己说着算，而且收入也是他们自己的。城里更热闹，东西再也不用凭票买了，什么布票、肉票全都不需要了，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去买。所以在一霎那，钱这个我们以前最不屑一顾的东西成了最硬的通货。我的钱是固定的，就是每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收入了。不过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钱多了也不是件好事，说不定哪天再定成分，钱又成了区别革命同志和阶级敌人的标准。
我住在城里的“棚户区”，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口，能有个住处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想起分房这件事，我就觉得一阵的自豪，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了。这只是两间平房，很旧很老了，是以前的工人分房时交出来的私房，他搬楼房了，自己家的平房当然是要捐献给公家了。按照当时的排名，我是分不到房子的，所以别人都在忙前忙后，急着向厂长家送礼时，我一点儿也没着急，我想，我急也没有用，还没我的份儿。可就在分房子的前夕，不知谁得到消息说，厂里准备盖一栋楼房，今年就要破土动工，有了这个消息，能分到房子的人都开始沉默起来，他们想的当然是能分到楼房多好，谁还会要这旧平房。我不这么想，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和别人比，也别想那么多，能搬出这集体宿舍，有这平房也就不错了。所以等报名结束时，名单上就我一个人，房子自然而然是我的了。当时有人说，真傻冒，等着分楼房多好。只是事情和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厂里并没有盖楼房，因为厂里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还哪儿来的钱盖楼房？厂子的效益大幅滑坡，原因是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国外的产品技术水平既高，价格又便宜，一下子将我们的市场完全占领。
我印象最深的是厂长的脸，从那天开始就再没有见他笑过，几个月后他被调走，同事传言调到局里出任什么领导去了。后来我见过他，那是他走后好几年的事了，我在街上碰到他，他骑着一辆“大金鹿”，见到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问厂长上哪儿去，他说没事儿，去买点儿菜。再后来，同事们都纷纷传言说，老厂长并没有升官，他把一个厂带垮了，又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