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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三最后一学期，所有的课程已经讲完。我的学习看上去仍然是半死不活。庆幸的是，毕业考试只是走形式，实际上几乎每位学生都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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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月份，按照教育规定，我们在毕业前要接受一次农村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需要下农村劳动锻炼一个月。这样在思想政治上才合格，才能做“又红又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政治表现在当时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为了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体验农村生活，学校要求我们吃住在那里。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帮农民在农田里挖抗旱防涝的水渠。为了使学生真正体验农村人的生活，学校还规定学农期间不准回家。
开始母亲听说我要去农村劳动，并且一个月的时间不许回家，她好几天睡不着觉。她似乎忘了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且老家的农村生活远比这里的要艰苦得多。她觉得这是一件她儿子几乎不能承受的事。好几天来，一有空，她一边发泄着对学校的不满，一边给我准备穿的、用的，还有吃的。这些需要拿的东西足有两大提包。除了拿换洗的衣服，连牙具、肥皂、香皂、手纸都一样一样分类给我准备好了。老师不让带多余的东西，农民家有被子和用的东西。临走的前一天，她又给我准备了许多吃的烧饼和饼干，还做了一大瓶肉炒酱。好像我独身要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或者去孤岛生活。清早，我们就坐在学校租来的大巴士上出发了。沿着公路颠簸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个叫“陶里庄”的穷村子，我们分住在农民的家中，吃饭由学校自己开伙。每人都交了粮票和生活费。意想不到的是，学校的伙食非常地差，每天不是菠菜汤，就是土豆丝，主食是玉米面发糕或黑面馒头。黑馒头有一种霉味。最料不到的是伙食定量严重不足，我们每天饿得饥肠辘辘，吐绿水。我们怀疑所交的钱和粮票都叫学校老师给贪污了。
每天真正干活挖渠的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一去一回的路途上了；去的时候走半天，回来的时候又走半天。回来走到半道已经是饥饿难忍。也许那时我正长身体的原故，反正消化从来没那么好过。这种感觉小时候曾有过，已经很长时期没有这种强烈的体验了。由于在食堂吃不饱，人更加瘦削，脸也黑，两眼都绿了，人看上去像只狼嵬子。伙食标准按人头给，男女都一样，似乎学校在体现男女平等。可现实情况是，男的不够吃，女的吃不了。绝对死教条。好多女生吃不了又嫌难吃都把饭倒掉了，而我每天虽然饿得从嗓子眼往上吐绿水，但还是没有勇气跟她们去要。似乎饿死是小，“名节”才是大事情。
除了饭吃不饱，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过集体生活还是挺热闹的。同学们离了家，没有父母家人的看管，大家一起劳动，又吃住在一块，觉得生活非常新鲜和自在。每当晚上，早早躺在床上，大家相互开着玩笑。说着说着，不知道谁突然放出个响屁来，惹得满屋子人一阵笑骂；大家一边笑骂，一边使劲用手煽风。公平地说，这也怨不得“肇事者”，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了，每人不放十个八个的屁那才有鬼了，他的肚子肯定是铁皮做的。
白老师也和我们住在了一起，他和我们说说笑笑的倒也显得随和。
到了学农劳动过了一半的时候，我还是在全班出了次风头。前面说过，按学校正常规定学生中途是不可以回家的，但校方有一条补充规定给我开了方便之门。就是凡是属于家中独生子女的，可以享受一趟回家“探亲”。那时一般家庭里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我没想到因为独生子女这一条，在这关键的时候救了我的命，叫我露了脸。反正是在男生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的时候，全班只有我才有条件正大光明地逃离几天，回家享受几天吃饱饭的好日子。我最得意的是，能回家一趟还是其次，主要是想在同学们面前显示显示自己是“独生子”的优越条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使我有一种与一般同学大不相同的地位。我尤其想让女生们都知道这些。
当我从家再回来时，又拎了一大篮子好吃的东西来。这事果然被别的同学们所羡慕，许多女生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开始变得温柔起来。当我把吃的分给大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满足和荣耀。我终于在班里有了一次露脸的机会。
第四章 踏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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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后，我又接着念高中。当时升高中并不太难，只要本人愿意成绩又不是差得一塌糊涂都能上。许多人并不想再升学，希望早走上社会找出路。当时国家实行上大学有工作单位推荐的办法，一个人将来能不能上大学，并不在于你学习成绩好坏，也不取决于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所以要求上高中的同学并不很多。开始父母对我上高中的事也没拦着。我们班里有一半学生是原来初中一个班的；白老师仍是跟着我们升级，当我们的班主任。高中一开始，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学习赶上去，开个好头，梦想将来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去造卫星、原子弹，为自己挣口气，让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惊得翻白眼，合不上嘴，使自己受到尊重。我的报复心理远大于正常的学习欲望，它是我当时学习的动力。
没有想到的是，我只上了两个月，梦想就破碎了，不得不退了学。原因是父母单位要招一批新工人，而且是国营工指标。那时国营指标很宝贵，要比集体工各方面福利待遇都好。父母考虑到自己没什么背景，怕儿子高中毕业后找不着好单位。按照当时的政策，城市大部分知识青年要下农村的。就算儿子将来毕业后不下乡，继续留在城里，也很可能被分到街道小工厂里去，那些地方的工作环境很是脏差。倒不如趁现在自己单位招人，叫单位照顾一下进了工厂。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在身边，也放心。
对于退学参加工作的事，我自己也不知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只是感到中间退学，从此告别学校，不能再学到更多的课本知识，心里有说不出的遗憾和失落。毕竟我曾决心要在高中阶段重新振作起来的啊！我曾抱有一个理想啊！但我又对自己能上班赚钱，为父母挣到工资，从一个学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手捧铁饭碗的国营工人，也有一种向往和骄傲。于是就按父母的旨意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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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入厂手续由父亲很快办妥。上班没几天，单位就给我预支了工资。望着自己人生第一次领到的工资（34元），我心里充满自豪。当我把它全部交给父母时，我感到无比骄傲。“我能上班挣钱了”，“我现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营工人了”，那种兴奋和喜悦之情就象当初由农村来H城时一样，面前的一切象是在做梦。现在，我和工厂里那些趾高气扬的家伙们，那些飞扬跋扈的从大城市里来的知青们成了一样的人；我再也不是家属院的毛孩子，这真是有点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以前他们把我当成毛孩子，职工家属子女，尽管他们年龄上并不比我大多少，但是他们在你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大人对小孩子的嘴脸，与你说话时总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似乎这样才能证明，他们和我父母一个辈份，而我只是他们的晚辈，我们绝对不同。的确，我很快发觉，我在单位和他们在一起时，不知道对他们怎么称呼才恰当。以前大人们总是让我管他们叫“叔叔”、“阿姨”的，虽然他们有的人比我大不了多少，平时仍然像个大孩子一样调皮。有次在单位的澡堂更衣时，我看见他们有的连内衣也洗不干净。有时与他们一起打球时，他们还常耍赖皮，耍笑、欺负人，根本就没有个大人样。有些人简直就是无赖，我一辈子都不想搭理他们。现在突然与他们成了同事天天在一起，我的心里特别扭。那些流里流气的人，简直是群流氓。可现在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与狼共舞，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他们避而远之。实在躲不过、万不得已时，才红着脸叫声“师傅”，但心里像吃了屎壳郎一样不舒服。实际上称“师傅”也并不合适，因为按当时的习惯，那都是对车间里老一点技工的称谓，像父亲他们这样岁数的人。
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个大人，显得成熟些，我开始有意留起了嘴边的胡子。可惜那象征我男子汉的胡子稀稀拉拉地没有几根，而且又黄又细，象老鼠的须。但没有办法，有总比没有更好些。我还尽量想办法把自己细嫩的脸弄的粗糙。这样一来，镜子中的我确实比以前似乎成熟了些。
父亲是车间的负责人。他把我安排到自己的车间，然后又把我分到工作清闲，环境好，技术性强的一个班组里。许多人都想进这个班组，但并不能如愿。可是工作好，并不代表你的心情就好。我很快就感觉到自己的神经绷得如弓弦般紧，工作起来心里压力很大。尤其是师傅们盯着你干活时，我心脏怦怦直跳，手也发抖，脑子一片空白。本该轻而易举能做的事，这时也紧张地失常了，使师傅们对我很失望。对于自己的紧张、失常，我非常的懊恼。我恨自己，骂自己没用。但是我无论怎样地努力摆脱这种状况，都不能使之有所好转，仍是那个样子。大概在我潜意识之中，认为我身边的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和我年龄相仿的，都是我的长辈，都是父母的同事、熟人，无形当中我就矮了半截。这个压力如铸字机一样把我压挤成方块字。父亲和他们见了面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话题引到我身上。父亲为了表示尊重别人，逢人便说希望严格要求我，对于我不对的地方绝不要迁就客气。这对我形成了一种印象，所有的人都是父亲母亲的同事朋友，他们都在看着我，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所有的想法都逃不出他们的眼睛。父亲在家也三番五次地叮嘱，叫我不要在单位丢他们的脸，要为他们争气，争脸面；我也很想这样去做，可是事与愿违。我在车间里的一举一动，聊天时随便说的话，都会毫无遗漏地传到父亲母亲的耳朵里。他们简直成了父母的耳朵和眼睛，像安装了许多台监视器一样在对着我。可见，父亲虽然不在我身边，母亲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是每时每刻就和他们在场一样。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而正好相反，是毫无自由的拘束和心理压迫。所以我深切地感到自己像只小鸟陷入罗网里，而父母控制着这张网。我无论工作还是和任何人讲话，办事，觉得都有父母的眼睛在背后窥视。我诚惶诚恐，在父母亲的巨大羽翼下，我无法振翅飞翔。我紧张，我拘束，我肌肉发僵，我喘不上气来。总之我放不开自己。我不能像别的人那样，在心情不好时可以发脾气，可以骂人，甚至打一架，说话能带“他妈的”、“臭丫挺的”这样很牛B很潇洒的口头禅，而高兴时也不敢痛快地发疯，不敢大声地唱歌，嚎几嗓子样板戏！
我的“班长”是位和父亲年龄相仿，也是从大城市过来“支边”的师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家眷带来。他算得上是位有魅力的男子。他很有风度的梳着蹭光瓦亮的背头，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美中不足的是，他长着一双罗圈腿，走路时象是一个铁圈在扭动。否则他也算是位美男子了。也许正因为他那成熟男性的魅力，才迷住了一位女知青，一位瘦弱得像根蒜苗的北京女知青。
父亲经常借工作上的事来我工作的地方。我们并不和他在一个厂房里，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来到这里，除了布置工作，有时还和他们开几句蹩脚的玩笑。他们说笑一会，然后是窃窃私语，听不清讲什么，我想肯定是在议论我。我心里总担心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什么，有什么不妥。我说过我是个极好面子脸皮薄的人，内心不愿叫人说半个“不”字。别人对我的任何议论我都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决定着我是快乐还是痛苦，我的心情是好是坏完全被周围的人所左右。我如羔羊一样被动地任人宰割。强烈的自尊心使我屡屡受伤，心情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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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工资都是由父亲为我代领的。这是我要求父亲这么做的。就是我自己拿回来，也同样会原封不动的交给了他们。我没有花钱的习惯。我上街的时候很少，没有花钱享受的欲望。把工资全交给父母，心里有一种做子女的自豪感和尽忠孝的感觉。我一直认为，我是属于他们的。我的身体，我的心灵，我的一切一切都属于父母的，我对他们不能有半点的私念和不忠。如果存在一丁点，就会于心不安，感到愧疚。我发誓要成为左邻右舍中最孝敬的人，做一个十全十美的孝顺儿子！所以在我花钱时宁可再去找父母去要。我对买新衣服、新鞋之类穿的并不感兴趣。我穿新衣服有些不自在，走起路来胳膊腿都发僵。倒是每次都是母亲逼着我穿新衣服。要说我的花费也就是买书，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