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说：“今晚读了汪兴邦的那篇文章，我快被他气死了，非写篇文章骂他不可。”
“我当什么事，原来是为这个，明天写不也一样吗，怎么搞得跟高考复习似的！”
“不行，我憋不住，非得一吐为快不可。”
老婆嘀咕了几句，见说不动他，便摇着头自去睡了。江风倒真是发了狠，显然他的确给气坏了，居然真的熬了一夜，只是脑袋空空如也，别说构思，就是随便写几个句子好像都不行。当他终于感到倦意时，天已经亮了。不由得叹息了一回，觉得自己的文学评论天赋好像也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高。有些儿气馁，不觉就趴在桌上睡去了。到了上班时间，老婆来摇醒了他，说了几句闲话。他懒得理她，拿了两个包子，提着书包就去了书院。下午，楚湘晚报的编辑胡义文打电话来问他有没有稿子。昨晚一通宵的无用功令他十分沮丧，便懒洋洋地说：“现在事情多，恐怕一时拿不出东西，你要康沙首先顶上去，我这里就别太指望了。”
胡义文说：“那怎么行，你是主将呢！”叽哩呱啦说了一大通。
江风只能敷衍说：“行行，我抓紧，你别只催我，也催催他们。”
放下电话，他就直摇头，心想这份作业恐怕是交不出去了。这时，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来叫他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与会的还有一些来自兄弟省市的书院史研究专家和相关学者。以他的资历和身份，往常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议的，主任居然破天荒叫他与会，他心里好不欢喜，认为是自己近来的研究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赞赏。他的诗歌创作和书院史研究都属于半路出家，均能很快就得到行家和领导的认可，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便得意洋洋地想，这样看来，今年评副研究员的事应该是有些希望的。可第二天他的这份喜悦心情就给院长几句话击得粉碎。这是上班的时候，他在路上遇到了院长，便殷勤地凑上去套近乎。院长大概觉得应该对他的这份殷勤有所回报，就告诉他学校经过周密调查，已确认副院长蒋家良在5、6月间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看来他这个副院长是干不成了，可能会调回到他原来的基础课部继续搞他的物理研究。听说你打算跟他合出一本书是吧？”
江风急忙说：“我以前是有这想法，但后来我有点后悔，想撤，可他老揪着我不放，搞得我一直很为难，现在我坚决撤。”
院长说：“老实说他的学问是很不错的，对书院史的研究就数他最深，把他调走从学术的角度说是书院的一大损失，你要撤出来也是你的损失。”
江风知道长远来看院长这话是对的，但他考虑的是眼前的利益，说：“我真不是现在才想撤的，早就想了。主要是他的学问虽好，但我跟他不是一路，两人搭在一起不伦不类。”
“是他坚持要跟你合作的吗？”
“是的。”其实当时为了跟蒋家良合作，江风多次提着礼品上门讨好，现在他也顾不得了，觉得院长也未必会专门去找蒋家良核对情况。
到了办公室，江风又给卢光中打电话求证此事。卢光中说：“我正要告诉你，蒋家良确实完了，你要赶紧脱身，免得惹麻烦。”
江风的心情便彻底灰暗了下来，在桌前呆呆地坐着，愣了半天。本来他觉得蒋家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知竟这么严重。这本书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有了书才有机会评研究员，这一下等于是彻底断了他这条路。只好感叹命运不济，关键时刻碰上这么一个倒霉的年头和倒霉的人。可他又不甘心，自己好歹也有几篇学术论文。忽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可以把这些学术论文和从前写的一些文学评论文章结成集子，也是一部书，虽然文学评论是不会被看成学术论文的，但我到时候就硬着头皮把文学评论说成是学术研究，谁又能把我怎么样，谁敢这样说我就把他的学术文章也来个彻底否定，都别想好，为了评职称，都在不择手段，我如果还正儿八经地混，不是太愚蠢了吗？再一个，他又想到了论战的事。前次通宵用功一无所获，他自叹才疏学浅，本有坐山观虎斗之意，这会便改变了想法，觉得在这场前卫跟传统的殊死较量中，无论如何，必须硬着脖子弄几篇文章，这对提高自己的名气肯定大有帮助，知名度一上去，多多少少可以为评职称加点分。主意一定，他就赶紧去校图书馆找昨天的楚湘晚报，看到第四版文化专栏上有一篇马俊山写的反击汪兴邦的文章，篇名叫做《论中国作家不知羞耻的抱残守缺及其可叹可怜可恨的精神沦丧》他读到：
……我对中国传统作家的想象力一直持怀疑态度；看到汪兴邦先生的妙文，我就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先不谈别的，单就汪先生在他文章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愚不可及的固步自封的心态和对最先进的文学，即后现代文学的那种毫无理由的忿恨心理，我就为自己的怀疑感到了骄傲和自豪。我向来认为自己很愚钝，不曾想自己竟也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我惟愿汪兴邦以及他的那群狐朋狗友们多奉献一些那样的妙文，因为那样的话我必然会因他们的配合而名声大噪。汪兴邦骂了无数声奴才，想必他如此满口污秽的时候一定觉得痛快淋漓，可就是不知他老先生知不知道奴才二字的意思。我看他是白活了这么大的岁数，白读了那么的圣贤书。挨骂之后，我很是惶恐，战栗不安，想自己堂堂正正做了这么多年的人，怎么转眼间成奴才了呢。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回家专门翻了一下字典，奴才一词有三种解释，一，明清两朝的宦官和旗籍官吏；二，明清的家奴；三，甘心受人驱使并为虎做怅的走狗、爪牙。这一查我就放了心，因为扪心自问，这三个条件我都不具备。前两点不必说了，惟一还有可能挨上一点边的是第三条。我不禁想请问张牙舞爪、狂犬吠日的汪先生，我们信仰后现代，究竟是受何人指使，又做了什么坏事，居然赢得了你如此崇高的评价？敬请以后骂人之前先把那些脏话细心梳理一遍；免得词不达意，变成一种纯粹的人身攻击。当然啦，如果汪先生好这一套，那我也无话可说，谁叫我污泥浊物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呢！至于说到他对后现代的种种不恭之词，那我就不得不说只能证明他汪兴邦已经晕了头。他如果再这样胡言乱语下去，我估计得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都有。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漫骂，不幸得很，汪先生做了最好的注解。汪兴邦的思绪完全凝固在过去的某个历史阶段中。那个阶段也许是他经历过的，也可能是他不可能经历的。因为他有这种嗜好，而且走火入魔，所以他就希望别人也跟他一样，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势必除之而后快。老天爷，我们的审美情趣不能永远停留在传统的价值观上吧？如果是这样，先不论对不对，单就艺术的趣味性而言，就是一场悲剧，因它太单一太纯粹，而趣味性几乎可以说是一切艺术的本原，不管它的表现方式是故事、叙述、描述、画面、色彩、节奏、布局、结构还是什么别的。如果确实落后了，那就应该承认，然后奋起直追，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倘一味自我护短，只会越来越落后，最后被历史抛弃，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真不知聪明如汪兴邦者为何竟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看看近现代的中国作家吧，全然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愚味地沿袭着古老中国的那种已深入骨髓的夜郎自大的陋习。每当读外国优秀作家的作品，我总是被他们那种丰沛的想象力击打得无地自容，羞愧万分。我第一次认识到那种文学的精妙时完全惊呆了。天啊，文学还可以那样干，客观时空的一维性被彻底地打破了，时间不再接受现实中的任何制约，空间变成了一种虚设的人生舞台，他们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作者对内心生活的激活，都膺服于创作主体的主观想象。我欣喜地看到，在后现代的这批作家里，现在也出现了这种变化的趋势，他们不满足于讲故事的方法，想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应该说这是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不明白，对那些另类作家所从事的工作，汪兴邦先生为何发那么大的脾气。我们中国人是有一种守旧心态的，这是一种流淌在我们数千年文明史里的一种东西，汪兴邦先生接受不了后现代文学倒也可以理解，但他想把新生事物给掐灭了，那就可恶之极，罪不容赦……江风读了一遍，很受启发，决定把这张报纸偷回去再研究研究。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他，便轻轻把报纸折叠起来，塞进口袋，昂道挺胸地出了图书馆。回家把马俊山的文章又读了几遍，慢慢有了一些感觉，但还不是很有底，就把过去买的一些只随便翻了几页便扔在书架上的文学评论书籍统统翻出来走马观花浏览了一遍，发现了几篇颇有水平的文章，决定干一回剽窃的勾当。这事一旦露馅是会为人病诟的，但他已顾不了这么多了，再说，他又不是愚蠢到一字不漏地照抄，多掺些水，加一些自己的话，天衣无缝，别人知道个屁。花了一晚上他好不容易弄出了一篇像样的东西，第二天便寄给了胡义文。
上午，他正在书院的六君子堂里看一块石碑，研究上面的文字，这时蒋家良走了过来，跟他谈出书的事，说：“你看，我就要调走了，我想赶紧把我们的书出了，你说怎么样？”
江风心里不禁骂道：老东西也太不识趣了。自然，面上他还是要装的，故做惊讶状：“什么，您要调走，调哪去？”
“回原单位。”
“为什么？”
“不为什么，学校的决定。”
“啊呀，这太急了点吧，我还有几篇论文感觉不是很满意，想再改一改，过段时间再说，可以吗？”
蒋家良盯着江风看了几秒钟，然后把目光移开，看着远处的屋檐，似有所悟地点点头，轻声说：“嗯，好，那就过段时间吧。”说完就走了。江风看着蒋家良的背影，感觉有点酸楚，但他又想我也没什么亏心的，便又专心地研究碑文了。下午，传达室来送几张报纸。楚湘晚报这两年办得特别好，省城各单位机关几乎都定了，书院也不例外，每天他都能在这个时候看到晚报。他把报纸打开，自己的文章赫然发在第三版上，不禁笑了笑，心想胡义文他们的动作确实够快的。他自言自语说：“今天也许还能清闲清闲，到了明天，就会受到狂风暴雨的袭击了。”他不觉摇了摇头，忽然觉得这种文学论战其实无聊得很，别看双方剑拨弩张，好像恨不得将对方除之而后快，其实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一已之私，为了使自己更出名，故不遗余力地打击别人，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实际心里未必真这样想。当然，也不是说就没有观念上的差异，只是再大的差异实际都可以调和的，从艺术的角度上说根本犯不着如此不共戴天。可有什么办法呢，都有自己的私心杂念，也就意味着都不可能从这种无聊的状态中撤出来，而且只会变本加厉。
第48章 卫国人模狗样办大奖 生旦净末丑文坛现形
次日，江风接到了李真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个老板想赞助一下文化事业，搞个文学奖，叫他去商量一下。李真现在已是湘江之滨的副主编，他一直跟江风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碰上这么大的一件好事首先就跟江风说，一是因江在他们这一派里算得上头面人物，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湘江之滨杂志的牌子还不算硬，搞一个文学奖怕压不住阵，就寻思拉上岳麓书院，古老的书院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有它压阵说话就会气粗一些。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社长和主编的支持。江风听到这个消息，直觉这事不仅对书院对他们后现代的先锋前卫派文学是件好事，对自己来说更是一件好事，弄好了也许能给自己评职称的事加上一个大大的砝码。他就急忙去了湘江之滨杂志社，在李真的副主编室里见到了那个想玩一把文化的老板。此人姓董，单名卫国，长得圆头圆脑，像旧时代的一介武夫，看上去好像非常粗俗，一说话却显得有几分涵养。不过他的这种涵养又似乎总含有一点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搞久了就会让人觉得像是故意装出来的。李真给江风和董卫国做了介绍，董卫国立刻就敬上了香烟，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书院来，说他小时候就对书院非常向往，后来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还想方设法的去书院进修过一段时间，正是因为那种进修，丰富了他的知识，开启了他的智慧之门，他才会下决心离开国营单位独自闯荡，终于有了今天。江风笑眯眯地问董卫国：“你在书院进修是哪一年？”
董卫国眨巴眨巴眼想了想，腮邦子一鼓说：“81年到82年。”
江风就知道这是个好吹牛的家伙，显然董卫国想当然的以为书院一直是一处集旅游、教学和研究为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