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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们便改口叫她“大姐”，叫我“大哥”了。
徐丽丽还喜欢向我这个“管理干部专业”的大专生讨教管理上的问题。我就说：“惭愧！提起那个文凭我就脸红。”不过，我还是尽我所能为她出主意。我对她说，无论办什么工厂，都应该有个名字。我打比如说：“你看人家养的猫狗都起名字呢！有了名字，主人叫久了，它们就知道是叫它。咱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行成规模，但总要为以后打下基础。”
徐丽丽听后高兴地说：“好啊！叫什么名字？秀才，你给起个名字吧！”
我说：“也不用特意起名字，就用你的名字，叫‘丽丽针织厂’就行了。”
她说：“不好，太俗气了。赶不上叫‘秀才针织厂’。”
我急忙说：“不好！还是叫‘丽丽针织厂’好。”
徐丽丽想了想，说：“我看，就取‘秀才’的‘秀’字，‘丽丽’的‘丽’字，叫‘秀丽针织厂’吧！”
我的脸红了，说：“不好！”这个名字让张鹏听到，肯定会想到是取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那样，我们成什么关系了？
徐丽丽却叫道：“‘秀丽’这个名字好！就这样定下了！”
我只好安慰自己：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只要徐丽丽高兴，随她叫好了。假如因为这个名字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当徐丽丽问我如何制订工人的工资时，我说：“谷雨市的私人针织厂都是‘记件’，根据劳动量计算。所以在学徒期间，工人们往往因为技术不熟练，一天只能挣几元钱。咱们不要学他们那样。在学徒期间，咱们订下一个最低数——四百元，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等到以后他们的技术熟练了，咱们再‘记件’核算。”其实这个方法在外地并不算什么，但在谷雨的私人针织加工厂却开了先河。徐丽丽采纳了我的建议。
又过了几天，徐丽丽告诉我，现在上面传达了一个文件，凡是雇用工超过多少个人，就要到工商部门登记，到税务部门交税。
我说：“咱们市里那么多的私人针织加工厂，有几个去工商办理手续的？我们盯着别人，看看他们都怎么样办。毕竟有许多大的私人针织加工厂成立的早，而且势力也比我们大多了。”
徐丽丽说：“我看还是去办了吧。免得将来惹麻烦。不是有这样一句俗语：买卖好不在税上吗？”
这时，我想起了张鹏曾经说的话：“现在做生意啊，跟公家打交道最容易不过了。你只要用金钱把管事的搞定，就可以得到老大的便宜了。真的，往往是咱们付出一小部分而得到一大部分。跟私人打交道就不行了。你得了便宜，人家就亏了；人家得了便宜，你就亏了……”
我把这段话讲给徐丽丽听。哪知她却说：“秀才，我们做正经生意，不发不义之财。不义之财不会长远的。”
听了她的话，我借故转过身子。
我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般坏了？
很快，我陪同她去工商局办理了营业执照。“秀丽针织厂”这个名字第一次派上了用场，我也为我的先见之明暗自窃喜……
天气冷的时候，每天早晨起床，我都会抑制不住地“干恶心”，那声音很难听。有一次，当我起床的时候，徐丽丽已经来了。她听到我的恶心声，急忙过来看我，问我是不是病了。
我说：“老毛病了。就是肠胃不好。天气凉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都这样干恶心。一会儿就好了。”
她劝我去医院找大夫看看。我说看过许多回了，吃了好多药也不管用。现在已经成了老毛病，习惯了。
哪知第二天，她为我买来了一瓶“百花蜂蜜”，嘱咐我每天早晨空腹泡水喝。我这个人经不得别人的恩惠，心中不免又感慨了一番。
每当我早晨拿起这瓶“百花蜂蜜”，便对徐丽丽的柔情感到愧疚。要是没有象凤，我会把我所有的爱都回报给徐丽丽啊！徐丽丽给了我太多不曾得到的关爱与柔情啊！
我自从喝了蜂蜜，早晨起床后那种“干恶心”的症状明显减轻了。
过了几天，徐丽丽不知又从哪里听到一个偏方，用核桃仁炒鸡蛋治疗胃病，她便买了十斤鸡蛋、二斤核桃仁，让张妈每天早晨炒给我吃。我听了，情不自禁地把脸转向外面，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眼中的泪水。
过后，我埋怨她让我吃上“小灶”了，我于心不安。她笑了笑说：“谁让你是病人了？病号我会一视同仁的。”
“我能等到象凤吗？”晚上，当我躺在床上，我突然对那个毫无希望的等待迷茫了。“我就这样等待一辈子吗？”我情不自禁地挽起衣袖，看着“勿忘我”那三个大字发呆。“假如象凤现在回来，我肯定辜负了徐丽丽。假如象凤永远都不回来，我又要何时去回报徐丽丽呢？”
我不得不承认，这一段时间是象凤离开我后又一段最幸福的时光。我的心理因为徐丽丽的存在而健康多了。
一个月后，徐丽丽为每个人发了工资。她又把一千元钱塞到我手里。我不要，执意与她推让。她语重心长地说：“秀才，别争了！你要生活，手中不能没有钱。大钱我们等到年底再算，生活费我每月给你。要是不够的话，你吭一声。”
我点了点头，拿着钱走了出去。“丽丽啊，你总是让我感动，可我怎么回报你啊？”
转眼到了清明节，我和徐丽丽一起去扫墓。
在鲜花店，徐丽丽买了五束鲜花。等她抱着鲜花出去后，我偷偷地买了一束玫瑰，藏在衣服里。
我们打车来到公墓。我陪着她把鲜花放在象样、象龙、象虎的坟前。现在，他们爷儿仨个都已经死了，我也不再怨恨他们了。但我对他们也没有感情了，只漠然地看着徐丽丽所作的一切。
又来到象桦的坟前。等徐丽丽放好鲜花，我跪在她的坟前磕了头。
在卞丽娜坟前，当徐丽丽放好鲜花后，我也从衣服里掏出那束玫瑰放上去。徐丽丽诧异地看着我，好长时间她才不知所云地说：“你——你什么时候买的花？”
“就在你刚出去的时候。”我难为情地答道。这时候放上一束玫瑰，徐丽丽肯定要疑惑了。但我不能对她解释什么。反正我是为死去的卞丽娜送的鲜花，徐丽丽心中的疑惑会很快消失的。
“丽娜，你喜欢我送给你的玫瑰吗？”我在心中静静地问。
我们的针织厂已经走上正规化了。看着工人们蒸蒸日上的干劲，我和徐丽丽别提心里有多美了。在一个周末，徐丽丽建议大家一起出去吃“火锅”。这些少女们第一次看到了“火锅”，兴奋、满足的神态很明显地写在脸上。她们嘻嘻哈哈地缠着徐丽丽问个不停……
空闲的时候，徐丽丽还领着她们去照相馆照了“明星照”。并领着她们逛超市、服装城……每个月发工资时，徐丽丽也是领着她们去银行，一起把钱存在卡上。
徐丽丽还对她们说，等到夏天，大家一起到银滩去旅游，观赏蓝色的大海、银色的沙滩，展翅飞翔的海鸥，游览谷雨市最美丽的景色……
这样一位有人情味的老板，哪一位打工妹不喜欢呢？
第五十五章 金饭碗
这个时候，《阳春日报》上经常报道记者们营救“黑老板”掌管下的外来打工妹的事迹，让人们对打工妹同情，对“黑老板”痛恨。其中，谷雨市也有几家“黑老板”被曝了光。那些黑心老板不仅欺骗、剥削外来妹，还让她们失去了自由。他们不是在家里养了“打手”，就是在院子里养了狼狗，筑了高围墙，大门时时上锁，犹如监狱一般。几个被曝光的“黑老板”，都是因为有几个打工妹乘了时机逃出去后，打了报社的营救电话，记者便找到公安机关一起进行营救。
报纸上还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谷雨市一家私人针织厂的两位打工妹乘着黑夜逃跑，她们翻墙时，一位不慎摔断了脊梁骨。那位“黑老板”很快被警方拘留，打工妹被送到医院抢救……
比起她们来，跟随徐丽丽的打工妹们是多么幸福啊！
我也是多么幸福啊！我不仅感到身心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己的才智、正直、善良也在这儿得到从未有过的尊敬。
打工妹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刚出头的小姑娘。姑且不论她们如何工作专心、听话，单是工作时间，本地女工就无法相比。本地女工不是今天要去给她的公公婆婆、爸爸妈妈过生日，就是明天去参加亲朋好友的婚庆典礼，再不就是春天种庄稼，夏天割麦子，秋天收拾粮食……而针织加工业有旺季与淡季之分，旺季的时候，那真是时间就是金钱，所有的工人都在与时间赛跑。所以，在私人针织厂，本地女工不受欢迎，纯朴、善良、肯干、本份的“外来妹”便成了个体老板们的“摇钱树”了……
快要到“五一节”了，有一天，徐丽丽拿来一张《谷雨市报》，上面写着招考公务员的消息。她问我要不要去试一试。
我问她：“你怎么样看？”
她说：“我是真心希望你一直在这里帮我把‘秀丽针织厂’办好。但我也知道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打破了工人阶级的‘铁饭碗’，谁知现在又铸造了公务员的‘金饭碗’。考上了公务员，这一辈子还愁什么呢？现在，手里有文凭的，谁不是削尖了脑袋往公务员的‘金饭碗’里钻呢？我看你还是去试一下。考不上去没有办法，但是不能错过了这个‘金饭碗’啊！”
我摇了摇头，说：“你觉得考试真的那么公平吗？为什么‘笔试分’为40分，而‘面试分’为60分？老百姓都说‘面试分’是‘人情分’、‘送礼分’。‘面试分’由着几个人说了算，我们哪里能得到公平的分数呢？秦平平考了两年了，每次都在所选的专业中名列第一，可是经过面试后，他的总分数总是排在招收名额后的第一位。招四名，他排在第五名上，招五名，他就排在第六名上……你再想一想，谁都知道这个机会是抢‘金饭碗’的机会，那些干部子女，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女，谁会白白放过这个机会呢？他们也只有趁着这个机会来正大光明地抢‘金饭碗’了。假如我们对每年考上公务员的人员来个调查，我想那些人员的背景会让人不能接受的。”
她曾经与官场打过太长的交道，比我更明白其中的奥妙了。她的语气不再那么坚决，但还是劝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去试一下才没有遗憾。”
她刚劝完我，张鹏也打来了电话，告诉我关于那则消息的事情。接着，我又接到了秦平平的电话，也是关于招考公务员的事。我笑着问秦平平：“怎么？你还要去考啊？还没有死心？”
秦平平说：“朱哥，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你去不去？”
我说：“连你这名门正牌的高材生都多次被拦在外面，我哪里还敢去伸张呢？”
秦平平说：“朱哥，你还是去试一下吧。人有时候讲究运气，或许你的运气要比我好多了。”
我说：“我是不会对公务员动心的了。平平，祝愿你心想事成！”
我的心里真的希望平平能够考上公务员。但愿今年的招考能公平。
由于徐丽丽和我都是头一年领着工人们干机织，没有经验，胆量也不足。我们不敢自己到外地找货源，只是在本地的一些干了多年编织的个体大户那里“上货”。我们也不能呆在一家“守株等兔”，而是联系了多家，尽可能不放过每次挣钱的机会。
有一次，当徐丽丽领着我来到一家针织厂看货，见到老板娘时，我吃惊不已。老板娘竟然是我爸爸的同事——陈姨。
陈姨接近六十岁的人了，已经办理了退休。她男人还在交通局下属的交通学校上班。陈姨在多年以前就通过她丈夫托关系调到了市里工作，他们家也在多年以前就搬到了市里。由于现在公务员的工资一长再长，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能顶上六、七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了。
陈姨有两个孩子，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检查院。女儿开始在市地毯厂，后来好象被陈姨弄到了交通局下属的海湾镇交通管理所，没有在编。我搞不懂，他们家如此优越的条件，陈姨为何还要拼着老命在针织行业如青年人一般打拼呢？
陈姨是个开朗、乐观的人。每次看到她，都能见到她的笑脸。她也不懂编织技术，而是雇用了两个技术员。她的厂子里雇用了三十多个打工妹。她说她干这个行业好多年了。
因为她曾经是我爸爸的同事，所以与她打交道，我既有那种特别亲近的感觉，也不用担心她坑骗了我们。
也许是因为她与我爸爸的同事关系，她对我也是特别亲热。她发放给我们的货，总是比别人多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