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首先是师生缘崩溃问题。据我观察，中国高校的老师与学生之间越来越疏远，既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引用中国外交方针里的一句话，就是彼此之间坚决贯彻互不干涉原则。在课堂上，每一个老师都按照*的规定去“考”学生，包括点名、作业、小测验、期中论文、期末考试等。因为对于学分和分数抱着极大需求，每个学生也就尽可能应付老师的考验。问题是，两者都是“被”动的，被考试、被点名、被学分、被上课、被老师、被学生……课堂之外，老师与学生各忙各的，没什么实际的交流。老师忙出差、开会、应酬，学生忙考GRE或TOEFL，忙社团、忙实习，而真正在学术上的交流已经少而又少了。我明白，对一位学者来说，参加国际会议，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者出书都很重要。我也明白，对一位学生来说，参加社团和实习丰富简历，好好准备GRE考试很迫切。但尽管如此，是不是也不应该忽视课堂内外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那个地方，毕竟是个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最困惑的一点是：学生找不到老师。由于许多老师都忙于出差、开会、应付媒体什么的，学生不好意思找老师，实在有事要去找老师，心里也感到有压力，担心增加老师麻烦，会不会引起老师反感，恶化师生关系。思来想去，越想越被动越想越消极，最后只好打消念头。当然，我就读的国关学院也有很热情、很负责任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也保持着朋友式的关系，可以发短信，随时约会交流。我邀请老师参加我国官员主办的宴会、活动，有些老师也会很给面子。所以，我在这里说的师生缘崩溃也好，找不到老师也好，都是相对的，并不是人人如此，时时处处如此的，但是，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会损害学校形象，影响长远发展的。我想说，有些老师真的不把学生当回事儿。我觉得，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师的本职工作和个人研究起码是同样重要吧，写论文和教学生同样有价值吧。我曾经跟一位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讨论过北大老师的问题。那位教授说：“如果在美国的大学，对于学生发来的电子邮件，必须是立刻回复的，绝对不能耽误，认真对待学生的请求比什么都重要，最好在一个小时内给予回复，这样学生才感到放心，有安全感，老师也才算尽到了责任。”我深有感触，北大有些老师确实不把学生的邮件当回事儿，懒得回复。我知道，老师们都很忙，院内、校内、校外都面临许许多多的任务。但再忙也不该冷待学生，因为教师毕竟是你的主业。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开学、过年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走个形式，关心一下，慰问一下，讲讲话，拜拜年，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学生更看重的是平时的交流。那种真诚的、坦率的、轻松的、自由的、水乳交融的交流。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2）
其次是大学行政化问题。我要表达的情感与师生缘问题一致，就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大学这个地方，就是个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机关。大学是为一个民族培育未来的地方。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校领导，本质上都有资格，也有理由在相对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里求知、做事。课堂*非常重要，它是激发创造力的重要条件，有是天经地义，没有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据我考察，今天中国的许多大学离这一“根本”越来越远，大学与自己的本质也越来越背离。学生去一次教务处办手续心里很紧张，还要花很多精力、时间甚至金钱，简直与在行政机构办手续一模一样。围绕各部门和老师的贪污*的事情也屡见不鲜，随处可见，学生和老师之间从前那种单纯的关系已经被拍马屁式的请客送礼所污染……这还不过是冰山一角，局面已经高度僵化。至于所谓官方网站，只好令人想到行政部门的网站。拜托了，大学的网站不是简单的宣传阵地，而应该是思想交流的场所，能不能搞得有趣一点，轻松一点，而不要弄成没有人看的自言自语？
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有几个场面我至今印象深刻：
大四的第二个学期，毕业在即，我要到学校教务处办理申请毕业证书、学习成绩单等相关资料的事项。那是件看似简单却很费劲儿的事情，什么时间去申请合适，交多少钱，申请后多长时间才能拿到……这些细节都没有任何的通知和布告可以参考。我问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结果一无所获，去了教务处才获得相关信息。教务处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的服务意识，不热情，不严谨，不靠谱，办事效率低到让人心中着火的地步。此外，教务处和财务处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状况也相当落后，对同一件事的解释，每个部门的说法都不一样，因此大大增加了办事的难度。事情难道真的非得弄到这么复杂吗？
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每个学期到院系的教务处去询问相关情况，包括学分的、考试的、报到的、成绩的、论文的、毕业的……相信，抱着紧张而不安的心情去教务处办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我一个，我经常听到中国学生和留学生在抱怨，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而严重的问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在大学的行政部门处处存在，和报纸上批评政府机关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过听说，经过了改进，在机关里，情况已得到了改观，那么大学呢？难道真的是改革触及不到的死角？
下面是我最大的抱怨。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北大几个留学生骨干聚在一起讨论过，“为了办好奥运会，对乒乓球馆以及马拉松路线附近，进行一些管制，是可以的，甚至应该的，但是，行政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与校内的学生商量一下，事先打个招呼？管制措施对北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来说，无疑造成了一些影响，引起了一些抱怨，如果先打个招呼，决策细腻一些，会不会少一些抱怨呢？”
我知道，在奥运期间行政部门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那是因为一旦采取这样一个比较*的措施要走许多过程，增加许多工作环节，会增加决策的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进展就会变得较为缓慢，而且商量不商量，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是国家的正当要求，既然如此，时间又很紧张，就直接实施管制，这样做是最有效率的。我们首先要理解领导们的压力和无奈。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做，因为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即便如此，我们也有权提出应有的、合理的质疑，因为一个决策，虽然结果有合理性，但过程、程序不合理，这也是有悖*精神的。中国不是也在倡导社会主义*建设吗？决策过程的*化并不是洪水猛兽，虽然表面看起来，*决策的成本很高，但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和综合效益来说，*决策是成本最小的，风险最小的。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我都不能认同这种决策模式、做事方式，这难道不是渴望进步的北大人应有的态度吗？依正常的思路，行政部门可以提前把这一管制措施通知给老师和学生，至少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同时让他们有时间和机会对此措施提出问题和疑问，释放一下对管制措施的某些情绪。无论如何，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一定不是件坏事。这个征询意见或提前打个招呼的做法，虽然是一个过程甚至是形式，但有没有大不一样，做比不做好。虽然结果不可能改变，但有了过程的合理，结果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大大增加了，何乐而不为呢？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3）
还有，作为奥运的安全措施之一，学校规定进北大必须凭学生证。奥运都过了一年半了，这个措施还没废除。那不是临时措施吗？为什么“临时”了这么长时间？当时和现在，学校方面对学生没有任何交代。奥运早就过去了，至今凭什么还继续采用奥运期间的“超规”措施呢？究竟是决策的人忘了这回事，还是学校有关领导人和部门的“傲慢”呢？
北大是国立大学，可以称之为公共财富。它应该是具有开放性的，既然这样，外面的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出入呢？世界上那些一流大学，有几所是这样门岗森严的？这种现象下面，其实包含了管理者将大学私有化的秘而不宣的心理。
我认为，如果北大不解决目前大学行政化和大学私有化的问题，还有师生关系变异这一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软件问题，恐怕会阻碍自己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
至此，我想再次申明一次，以上意见，纯是一个北大人对自己的大学的爱之深、责之切的言论，作为一个热爱北大并以它为荣的学子，我由衷希望北大越来越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以无愧于中国一流大学的美誉，并尽早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由衷的尊重。我的人生规划0我的人生规划
我不信教，但信命运。我相信，我这一生中该做什么，这一命题早就被老天定下来了，即天命。我第一次觉悟到自己的天命是五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的生活特征有三：一，遭到大交通事故之后，恢复正常生活，开始思考与年龄不相称的较深的哲学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二，作为刚刚培养的爱好，每天看世界地图，初步想象国际关系和*，基本背下了世界各国首都的名字，大致知道了它们的位置关系。我后来攻读国际关系学院，许多记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的；三，逐步怀疑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即学会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比如，看到周围人相互客气，委婉地交流，似乎等于什么都没谈成，对此提出怀疑：为什么？看到孩子盲目服从大人所灌输的生活方式，对此提出批评：应不应该？看到老一辈不接受与众不同的观念和做法，过于警惕外来文化和外国产品，对此提出怀疑：凭什么？
或许（只能说“或许”，没有“一定”），这三点让加藤幼年突然迎来一个命运：我必须要从与大家不一样的立场和角度看待问题、观察社会，然后加以引导和影响，建立新的秩序。这是当时突然而来的觉悟，迄今为止，我的这一“意识形态”始终没变，相信，以后也不会大变，否则就不能叫做命中注定。后来，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学会了一个词叫“政治”。这个词语似乎是跟我五岁时的觉悟有些相关，只是不确定。到了初中、高中阶段，我已经确信了，我要做的确实和政治有关。高中毕业，我到中国留学，又学会了在中国很流行，也与祖国的现实有联系的一个词汇叫“从政”。我也顺便了解了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前者对公益遵命，后者对私益遵命。
我的人生规划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是的，我的命运是从政，我告诫自己，必须慎重当政治家，而不轻易当政客。我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 们的幸运，我是农村出身，家里没有任何背景，也跟有背景的家族没有任何关联。我是彻底的草根出身，从底层一路走来的普通老百姓。我知道，我这样的人要从政，是困难重重的。从政不易，这条路并不平坦，不是想从政就能从政，想从政就能走好的，它需要做好物质上、精神上、知识上、思想上、人脉上、国内、国际、大众、精英等各个方面的准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4）
我16岁的时候迎来了第二次觉悟。我从小尝试过很多事情，在体育项目上，练过游泳、足球、柔道、棒球、田径（中距离和长距离），在学校正常学习，成绩也不差，只是认真从事体育项目之后顾不上学校的学习，成绩一度受到影响而已，后来还是补回来了。不过，我那个时候很深刻地意识到，或认知到：我这个人，光靠一个项目、科目是无法获得第一名的高度和唯一性的深度的。这一觉悟让我痛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清醒了，既然光靠一个不行，就靠几个呗。我确实能适应多个项目，那就好好培养多方面的能力，依靠综合能力提高自己的实力，走进社会。这样怎么样，可行么？
后来，我一向信任16岁时的人生觉悟，并把它落到了具体行动上。到北京之后，我确实做了许多事情。在2008年3月3日，我在凤凰网开设的博客第一篇，做自我介绍用的标题就是“Whos加藤嘉一？”后来，“百度百科”也引用了这个介绍（不是我编辑的）。
加藤嘉一的10种面孔
一、 加藤嘉一的英文名是Kato Yoshikazu，1984年出生，日本伊豆人。
二、 加藤嘉一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将继续读硕士研究生。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
三、 加藤嘉一在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