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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到我们家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四个字—— “互不干涉”。从小如此，我们五口人除了相互交叉的生活点，比如跑步、吃饭、旅行等，除此之外，平时基本上彼此不过问其他人的事情，包括学习、工作等等，统统不过问。说起来不是显得不像一家人了吗？不会的。平时彼此不过问，不干涉，但每周末要开一次家庭会议，每个人要在会上汇报一周过得怎么样，遇到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什么需要家人来解决的。这样的会长短不一，有事则长，无事则短，快的五分钟就结束，最长的曾开了两个小时。
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家庭生活方式，该沟通的沟通好，该强调的强调，该搁置的搁置，该放任的放任。记得我妹妹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她跟朋友们出去玩儿，半夜两点钟才回来，其他人都睡着了，我有点担心（我跟妹妹关系很好，弟弟和妹妹的关系不好，这似乎是固定的关系结构，我跟弟弟更像一种竞争关系，毕竟相差只有一岁嘛），平时我也不过问妹妹的生活，但这天因为时间太迟，我心里很不踏实，我没有像平时那么早入睡，而是一直醒着，确认妹妹回到房间，才放下心来，当然，我也没有去问她晚上的事。在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不可理解，在日本的许多人看来，也是如此，但在我们家，这已经是一种常态。
第二天早上，在饭桌上，母亲问妹妹：“你昨晚回来得很晚，没事吧？”妹妹说：“没事，跟朋友玩儿得很开心，就忘记看时间了，不好意思，下次早点回来。”母亲说：“没关系，只要你对自己负责任就好，如果觉得外面不安全，就早一点回来，你觉得没事晚一点没关系，你自己来控制就好。”那时，我用眼神告诉妹妹：“你以后还是尽量早点回来吧，出了事，会给妈妈添麻烦的。”妹妹用眼神回应：“我知道了，以后不那么晚回来了。对不起哥哥！”我和妹妹之间的默契，有时用一个眼神就沟通好了。
我的妹妹叫萌美（Megumi），我们俩长得很像，她比我小四岁，因为年龄差距，加上她又是女孩，所以我们之间没什么可争的，她始终很依赖我，但也有办法让我依赖她。她非常懂事，穷人家的境遇也让她比较早熟，从14岁开始她就开始打工，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她既聪明又利落，有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及生存能力。她也受到了加藤家风波（后面详细谈）之影响，但她从不气馁，从不抱怨，也不慌乱，始终坚持自己的节奏和生活方式，并培养了良好的体力、智力和毅力。她今年 22岁，已经结婚了，一边上大学，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去年10月，她生了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儿，叫“一叶（Kazuha）”。我问她：“你起这个名字的出处是什么？”她说：“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名字，还有，名字里有‘一’，是因为我想让他成为像哥哥嘉一这样聪明、可靠、帅气，但又有一点点害羞、腼腆的大男人。”我听到妹妹这句话后，果然变得很腼腆，脸一定红了。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4）
“小萌，真拿你没办法。”腼腆之下，我一时有点语无伦次。
我在心里说：妹妹，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的人，但愿你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哥哥也会为你，还有可爱的“一叶”做出好样子，坚持到底。
虽然每天兼顾上学、跑步很辛苦，但我坚持了下来。初二时，我正式到县田径协会登记，参加各种比赛。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会发现，我这样做是违规的。前面已经写到，我们初中规定，学生必须专心学习，不能参加任何正式体育比赛。而我呢，却每天自己训练，在父亲这个“教练”的指导下，我的运动成绩提高得飞快。参加县里的比赛后，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为山梨县前几名的选手了。我最擅长800米，其次是1500米，再次是3000米—— 3000米是初中田径比赛中距离最长的项目。那段时间里，我仿佛越跑越快，教练们和县田径协会的领导们都把我看成是一颗新星。随后，在把县级比赛基本搞定之后，开始参加关东地区（等于中国的“华北”、“华南”、“西北”等大区的概念，比省高了一级）的比赛，也参加了全国大赛，并参加了夏天、冬天举行的国家青年队的集训，这是我田径生涯中最大的光荣。现在回过头来看，初二的冬季是我田径运动的高峰期，当时，几乎所有人都预测，下一个夏天的全国大赛800米和 1500米，加藤嘉一夺取“二冠”的可能性很大，我也满怀期待，每天投入刻苦的训练。日本体育界的冬训似乎是本着武士道的精神，刻意要让孩子们学会“什么是能吃苦”，让他们了解“冬训对一个人人生的作用有多大”。
没想到，我的腰撑不住了。原因是，过多的训练损伤了正在成长中的骨骼和肌肉，这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盲目追求运动量而忽视了身体和精神承受力的结果，用中国话说，这叫过犹不及、物极必反，我崩溃了。接下来，我不得不接受两个月的休息，因为这一变故，影响了训练，到了比赛期间，自我感觉状态不太好。争取参赛入场券应该没有问题，但自己十分清楚，要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已是不可能。我从小很极端，坚持“做不好不如不做”的原则。因此我决定放弃，跟着初中的同学们去毕业旅行了，去了澳大利亚，那是悉尼奥运会的前一年。澳大利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开阔了视野，产生了将来一定要出国的强烈愿望，以便让自己在新的环境中发展自己，同时发现自己祖国的缺陷和不足。这次澳大利亚之行与后来选择来华留学密不可分。不得不承认，初中阶段田径生涯受挫，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但因为机缘，却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发现人生的答案不止一个，而是可以有很多选择。世界很大，人生的目标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小小年纪面对命运的捉弄，也第一次觉悟到了什么是顺其自然。
其实，从初中那个阶段，我已开始扮演“规则打破者”的角色。初中规定不能参加正式比赛，我参加了，还为母校带来了一点点荣誉。当时，体育界的人批评我不集中跑步，初中老师又批评我不集中学习，双方都成了我的批判者和警告者。这种处境仿佛是我的命运。我来北大上本科期间，也不满足于当个好学生，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上电视，写文章，做项目，很多老师一定会责怪我：这个日本小伙子真是的，不好好学习，天天在外面忙！迄今为止，我是讨不好任何一个领域的。学界的人会批评我“你不够学术”；媒体界的人会批评我“你不够媒体”；文化界的人可能会批评我“你不够文化”；娱乐界的人则说我“你不够娱乐”。反正，大家都始终以质疑的眼神注视着我：“加藤，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说，我不是为了讨好人家而活着的，人不能为迎合第三者的喜好而做人、做事，这样就本末倒置了。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说服自己，就是让自己接受自己。挑战想象中的自己，批判想象中的自己，超越想象中的自己，其他的，无所谓吧。我做我想做的，至于我做不到的，那就任人评说吧。
我是“童工”出身（1）
初中到高中的六年，是我迄今为止最辛苦的一段时光，从现在回望，我把它视为名副其实的“青春”。为什么说最辛苦呢？因为，就上面说的，我始终坚持“文武两道”，很艰难，很累，关键是谁都不理解我。除此之外，辛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那六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要打工的。中国朋友很熟悉一个词——“童工”，而我，就是“童工”出身。
当然，13岁打工，在日本也是违法的。13岁的少年，应该好好学习，先做好知识积累，以便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这一思维逻辑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在日本，一般来说只有到了高中一年级（16岁），才能开始打工，所从事的也只能是初级的体力劳动，比如在麦当劳、面包店、加油站等处打工。日本的高中生打工是相当普遍的，到了大学阶段，不打工的人连1％都不到，在中国，这情况似乎难以想象，这大概是由国情、观念、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决定的。打工的好处毋庸置疑，它可以锻炼人，让你早一点接触社会，了解所谓社会是怎么回事，也可以赚钱，减轻父母的负担。当然，不打工有不打工的好处，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过，作为多年打工的经历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工的好处比不打工的好处大得多。在这里，我要诚恳地建议中国抱有大志的大学生应该多多打工。我一直主张北大学生应该去麦当劳打工，这样不会降低而只会提升北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北大学生变得更牛、更有竞争力。北大学生的学业、理论功底本来就很强，文化素质绝对没问题，但却严重缺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公共场上与他者共存共荣与竞争的能力，也可以说是社交或实践的能力，他们往往也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真相，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处境，更不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如果你要在这个社会获得话语权和支配权，一定要对社会有深入的了解，一定要接触底层民众的生活，否则只不过是小聪明、小皇帝、小精英，是很难成什么大气候的。
当然，当童工，在中国也是违法的。然而，就我的观察，这里的童工现象太普遍了，我曾经走过中国许多城市与农村，也接触过许多辍学出来打工的孩子。
2007年底，有一次去贵州省被设定为扶贫样板的毕节地区大方县考察半个月，主要是了解那里的义务教育普及情况。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刚刚制定并推出了一项政策，即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这是推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非常好的措施，无疑是非常正面的。许多农村孩子辍学，原因很多，但学费及乱七八糟“被”附加的各种费用太昂贵也是一大原因。许多国内外观察家认为，免除书杂费这一举措是中国教育的一次突破与转折。
但我的观感不一样，即这个举措的效果似乎并没希望的那么理想。中央出台好政策，未必都能不走样地传达到地方。我发现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复杂，我见过许多天高皇帝远、自以为是的地方官员，也了解到他们许多无视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以自己的喜好和利害关系去治理地方的情况。中国太大了，地方官员有足够的条件和“智慧”来对付上级，办法之一，就是掩盖事实，假报现状。
在那一“好政策”推出后的大方县，我接触到了太多太多仍然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些家长根本不知道中央出台了免除一切学费的政策，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落实，或者是地方政府和学校没尽到宣传之责，当然，是否有人故意隐而不报，以便按惯例继续坐收渔利，我就不得而知了。另一个原因看起来更加严重，原来，孩子不上学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交不起学费，而是因为家中贫困。因为，学费并不是家庭对一个学生投入的全部。这一状况让我认识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孩子不上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费多少钱，而在于家里有多少钱。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政府免除学费当然是大好事，但免除学费却并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的孩子继续上学。因为家里很穷，尽快改变眼前的贫困，比受教育更迫切。教育算什么呢，又不能给全家带来现实的好处。如果孩子不早一天出去打工，家里就没钱花，因此在很多人家，孩子未成年就被送出去打工挣钱了，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国虽然搞计划生育，但在偏远乡村，多子女家庭仍很普遍），长子长女往往首先辍学，去做童工。童工也许挣不了几个钱，但起码生活不让家里负担，多多少少又能给家里交一些钱。相比不打工，这一进一出，账目是很明白的，你说家长会怎么选择？
我是“童工”出身（1）
初中到高中的六年，是我迄今为止最辛苦的一段时光，从现在回望，我把它视为名副其实的“青春”。为什么说最辛苦呢？因为，就上面说的，我始终坚持“文武两道”，很艰难，很累，关键是谁都不理解我。除此之外，辛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那六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要打工的。中国朋友很熟悉一个词——“童工”，而我，就是“童工”出身。
当然，13岁打工，在日本也是违法的。13岁的少年，应该好好学习，先做好知识积累，以便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这一思维逻辑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在日本，一般来说只有到了高中一年级（16岁），才能开始打工，所从事的也只能是初级的体力劳动，比如在麦当劳、面包店、加油站等处打工。日本的高中生打工是相当普遍的，到了大学阶段，不打工的人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