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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麦当劳、面包店、加油站等处打工。日本的高中生打工是相当普遍的，到了大学阶段，不打工的人连1％都不到，在中国，这情况似乎难以想象，这大概是由国情、观念、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决定的。打工的好处毋庸置疑，它可以锻炼人，让你早一点接触社会，了解所谓社会是怎么回事，也可以赚钱，减轻父母的负担。当然，不打工有不打工的好处，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过，作为多年打工的经历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工的好处比不打工的好处大得多。在这里，我要诚恳地建议中国抱有大志的大学生应该多多打工。我一直主张北大学生应该去麦当劳打工，这样不会降低而只会提升北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北大学生变得更牛、更有竞争力。北大学生的学业、理论功底本来就很强，文化素质绝对没问题，但却严重缺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公共场上与他者共存共荣与竞争的能力，也可以说是社交或实践的能力，他们往往也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真相，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处境，更不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如果你要在这个社会获得话语权和支配权，一定要对社会有深入的了解，一定要接触底层民众的生活，否则只不过是小聪明、小皇帝、小精英，是很难成什么大气候的。
当然，当童工，在中国也是违法的。然而，就我的观察，这里的童工现象太普遍了，我曾经走过中国许多城市与农村，也接触过许多辍学出来打工的孩子。
2007年底，有一次去贵州省被设定为扶贫样板的毕节地区大方县考察半个月，主要是了解那里的义务教育普及情况。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刚刚制定并推出了一项政策，即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这是推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非常好的措施，无疑是非常正面的。许多农村孩子辍学，原因很多，但学费及乱七八糟“被”附加的各种费用太昂贵也是一大原因。许多国内外观察家认为，免除书杂费这一举措是中国教育的一次突破与转折。
但我的观感不一样，即这个举措的效果似乎并没希望的那么理想。中央出台好政策，未必都能不走样地传达到地方。我发现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复杂，我见过许多天高皇帝远、自以为是的地方官员，也了解到他们许多无视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以自己的喜好和利害关系去治理地方的情况。中国太大了，地方官员有足够的条件和“智慧”来对付上级，办法之一，就是掩盖事实，假报现状。
在那一“好政策”推出后的大方县，我接触到了太多太多仍然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些家长根本不知道中央出台了免除一切学费的政策，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落实，或者是地方政府和学校没尽到宣传之责，当然，是否有人故意隐而不报，以便按惯例继续坐收渔利，我就不得而知了。另一个原因看起来更加严重，原来，孩子不上学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交不起学费，而是因为家中贫困。因为，学费并不是家庭对一个学生投入的全部。这一状况让我认识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孩子不上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费多少钱，而在于家里有多少钱。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政府免除学费当然是大好事，但免除学费却并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的孩子继续上学。因为家里很穷，尽快改变眼前的贫困，比受教育更迫切。教育算什么呢，又不能给全家带来现实的好处。如果孩子不早一天出去打工，家里就没钱花，因此在很多人家，孩子未成年就被送出去打工挣钱了，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国虽然搞计划生育，但在偏远乡村，多子女家庭仍很普遍），长子长女往往首先辍学，去做童工。童工也许挣不了几个钱，但起码生活不让家里负担，多多少少又能给家里交一些钱。相比不打工，这一进一出，账目是很明白的，你说家长会怎么选择？
我是“童工”出身（3）
虽然有点辛苦，但我始终热爱送报纸的工作。积极面对每一件事是一种态度，珍惜每一份工作是一种责任。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送报而言，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作为国家级的运动员，本来就是要早训嘛，送报都是跑步送的，是最好的早训，而且也是工作，能够保持一定的压力，培养责任意识。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肯定是从近2200天的送报经历中萌芽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基本上是五万日元的月薪（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的需求。我上高中有“体特”身份，学费免了一部分，但毕竟也需要鞋子和衣服等体育用品、集训以及参加比赛的各种杂费。弟弟也和我一样，从初一开始挣钱。反正，我们是从13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家里有困难，全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男人啊！再说，我们既可以锻炼身体，培养好习惯，又可以赚钱，熟悉社会，我学习也不错的，由于时间很紧张，反而明白了时间的宝贵，利用各种时间和空间去学习，也学会了有效、合理利用时间的方法，这一切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3 岁到18岁期间，我做过三份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送报纸，还有就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的日英——英日翻译工作。这也是利用了爸爸的人脉，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早就过了类似大学四级、六级考试的水平，TOEIC也考了几乎满分。我们当时生活困难，对长跑运动员的我来说，学习是件比较轻松的事，很简单，其辛苦不能跟送报、训练相提并论。这是我的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如此。还有一点，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对外意识。因为，我所生长的环境相当封闭，我性格又那么突出，一直被排斥，日本的社会有一个很怪的恶习，即排斥另类，通过排斥另类来维护秩序，社会因此显得相当平均、均衡。我就受不了这一点，很想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日本一样这么郁闷。后来，我15岁时去了澳大利亚，开阔了眼界，从此才明白：原来日本才是个另类。
正因为心底有着强烈的出国愿望，我很重视自己英文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我提高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15岁到18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相距15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反正车速很快，不会打扰别人，顺便锻炼一下肺活量，但这种边骑车边说话的方式很辛苦的。我做事情向来要求做到至少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否则我不会做，至少要让自己找到两个点，当然，一举两得也好，一石二鸟也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多的是主动寻找创新和突破，是意愿高度强烈和自觉的产物。
翻译工作效益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一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十个文件，就可以拿到十万日元（相当于6600元人民币）。有时候还接模特儿的活，因为人长得高嘛，长得也比较苗条，加上是运动员，比较健康，比较阳光，看起来，也有一点帅气。但因为这个活不稳定，因此我就不太喜欢。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家里人也不喜欢那个圈子和那个圈子里人的做派。我就更加专注地送报，做翻译，一个月平均能赚15万日元，就是一万元人民币的样子。这样除了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钱，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够帮助到家人，每天早上和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我真是感觉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
不过，总体说来，加藤家的日子，还是充满艰辛。搬到山梨县之后，父亲曾充满信心的新工作并不顺利，后来不仅拿不到工资，甚至放弃了房子，外出逃债，一家五口人无家可归……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1）
我13岁，初一冬天的一个晚上，几个长得不太正派的男人敲开了我家的门，一见面就气势汹汹地命令我们立刻搬走：“这个家已经不是你们的了，知道么，小伙子？”
我有些害怕，但却并不感到意外。我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一直觉得很奇怪，一家五口人从家乡伊豆搬到山梨县身延町，买了200平方米左右的土地，重新盖了新房子，至少花了 5000万日元（330万元人民币左右），用的是贷款。全家入住后，父亲的公司却始终搞不起来，直到那天晚上几个黑道来逼迫我们离家的一刻，我没看过父亲把工资带回来过（那时候他还没开始送报纸）。我们家始终靠母亲的工资生活（我和弟弟送报纸只能提供一些贴补）。当时，母亲有两份工作，一个是在养老院负责福利方面的业务，另一个是在身延町公立初中做清洁工。除这两份工作之外，她还要负责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劳动，虽然三个孩子也轮流负责部分家务，但主要还是依靠熟悉家务的母亲。我和母亲每天晚上都要聊会儿天，她经常对我说：“我很对不起你们。连一家五口人的饭碗问题只能勉强解决，还债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把我赚的钱用来还债，那我们一家就没有饭吃了。”
终于无路可走了，于是通宵收拾行李，第二天早上就离别住了三年多的新家，一路向北，最后落在了离县厅所在地甲府市大约15公里的地方。那里比身延町发达很多，有许多商场、便利店。我们通过不动产中介公司租下了三居一厅的房子，房租每月高达八万日元（5300元人民币），这笔钱对当时加藤家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家搬到了新地方，可学校不变。我上的是私立学校，住哪里都无所谓的，只要自己能上学就好。但弟弟和妹妹是上公立学校的，弟弟上小学六年级，妹妹上小学三年级，对他们来说，搬家是很痛苦的，要离别旧朋友，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只有我一个人用不着更换人际关系，作为老大，心里始终感到很愧疚，我的学费又是最贵的，很对不起弟弟和妹妹，哥哥欠你们太多……
在房租八万的那家，我们只住了半年多，就又搬家了。理由很简单，我们的住处被黑道发现了，家里的电话不停地响，都是逼债的。这里说的“债”比较复杂，除了我们为了盖房子而借的5000万日元之外，还有父亲公司的负债。由于我爸爸负责财务，公司一切财务由他来负责，那么，公司起步之初的几亿元贷款，也以爸爸的名义借。现在看来，爸爸被一块儿开创事业的那几个人欺骗了，实际上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关键在这里。若只有我们家借的5000万，或许并没什么可怕。银行委托的黑道追债人真正要追究的是父亲公司借的大额贷款，母亲、我、弟弟、妹妹全家都受到牵累。不过，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参与的事情，就应该无条件和父亲站在一起，全力支持他，不抱怨，不放弃。
我初二到高三的四年间，加藤家一共搬了20次家。四年搬20次家，年均五次，等于在一个地方住不到三个月，可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对，我们过的就是不正常的生活。弟弟妹妹年纪虽然小，也都明白自己的处境，家庭遭受的磨难让我们都早熟，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艰辛、什么是社会的真相。
有一天，我把父母叫上，三个人开了个小会。主题是未来生活上的分工。我说：“从最近催债的电话不停地响等情况看，这个地址被他们发现也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当然没钱还债，暂时只能拖下去，而如果你们不打工，一家五口人是没饭吃的，你们集中赚钱，解决谋生问题，那些黑道就由我来处理。以后，原则上打到家里的所有电话都由我来接，门也我来开，你们千万不要接，也不要让弟弟和妹妹接。一切都由我出面解决。”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2）
记得听我说完这些话后父母的表情，那表情里充满无奈和愧疚。虽然他们不情愿，却也只能这样分工：父母来解决五口人的谋生问题，我来处理黑道问题。弟弟和妹妹两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并尽可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对他们二人来说，压力绝对不算小，因为一年平均搬五次，其中一半是要换学校的。日本的公立小学、中学是严格按照行政区划来招生的。你到了不同的行政区域，就要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