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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彪要走的时候，春云提出送送他。他嘴里说着不用的，可春云要送时，也不会拒绝，一边说着感谢的话。
临告别的时候，杨彪问春云说：“这段时间过得开心吗？”
这话的声音和质地刚好让春云想起了些什么，而生出一丝忧郁来。但春云不想在杨彪面前流露出来，淡淡地一笑，说：“还可以。”
杨彪道：“楚州是个好地方，我一直舍不得离开，但有什么办法呢，人有时候总是身不由己的。刚好我经常会有机会来楚州，来了就一定会来看看你。哎，你一个人在楚州，也挺孤单的……”
这话说到春云心里去了，那隐着的忧郁这时也禁不住流露了些出来，嘴里却说道：“习惯了也没有什么的。”
杨彪怎会不见，却也只作不见道：“就应该这样！人不管怎么样都要善待自己，快乐些才好。你说呢？”
春云点了点头，觉得杨彪说得有理，也愿意按照杨彪说的那样作一些尝试。
之后，杨彪就与春云挥手告别，最后一句问道：“我来你会欢迎吗？”春云只是笑了笑。可这对于杨彪来说，已经足够了。
春云也又回到她那平静中不时起些涟漪的生活当中去了。
有诗为证：
我愿作一棵小草，
不需要生活的轰轰烈烈；
平平淡淡的，从从容容的，
把日子过得真切。
愿阳光普照着大地，
愿土壤永远那么肥沃；
让生命与生命相容，
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第十四章 遭遇
安生：
有些事我想了很久，却启不了口，还是放在信里说吧。
自从你说你要走了，我就想到给你写这封信。你要走了，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机会见面，也许再也不能见面了，我就想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不管你是怎么看我。
你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大胆的女孩子，竟会给一个男孩子主动写信。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以前从不是这样的，也从未给一个男孩子写过这样的信。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喜欢上了你。我很欣赏你，你很成熟，也能吃苦。我本来并不相信你真的会把一个好工作丢掉来做这很辛苦的工，但我现在相信，因为你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你从不跟我讲起你自己的那些事，我能够理解，因为我看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从来不把人往坏处想，这一点我就做不到，很多人也做不到，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我宁愿听你说，你可以告诉我的就告诉我，不想说的心事我又何必去问呢。
你在这里虽然说话不多，但我知道你是一个热情的人，你也喜欢交朋友。你告诉我你的过去，说你交了不少乡下朋友，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你对那些人总是很同情，而且你愿意跟他们交朋友。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得到这一点呢，要么总觉得自己有一种优越感，要么对乡下人压根瞧不起。
你以为我真的很开心吗，也是没有办法。在这里，本地人最瞧不起我们这些外来工，那些有钱人更从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就像你说的那样，像我们这样的打工仔，谁会关心我们呢，更不会有什么将来。我也知道你其实跟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可我觉得你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你所想的正是我们想要说的，我们说不出来，而你说得出来，也敢说出来。
或许你会怪我把你和我们分开对待，那么，请你原谅，我的本意不是这样的。你也感觉到了，你的选择其实并不在这里的，而我和很多人一样，其实只能从这个厂换到那个厂，如果没有厂要我，我就只能回家。回家能做什么呢，这个不说你也会知道的。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这些人分别开来，成天混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你也并不适合，还会让你学坏，变得懒散，那将一事无成。其实，这里也并非你想的那样好，你别看厂里只有几十个人，可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也别太相信人，以为他们都很好。
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分别其实很正常，就像穷人跟富人，当官的跟作民的，读书的跟没读书的，就是不一样。但我理解你的意思，如果你不喜欢，我下次就不这样说了。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喜欢上了你，我很喜欢读你的诗。我以前还从没有见过会写诗的人，你的那些诗写得真好，很感人。现在我也可以告诉你，我读了你的诗后，还哭过。如果你没有亲身体会过，感受过，肯定写不出来那么多东西。只是我并不懂诗，我也很少读书，有一些书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实话告诉你，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假的，而我喜欢读你的诗，写得很真。
我真的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实现你的理想，作一个作家，写出更多的诗来。如果你要是都不能成功，那社会就太不公平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我帮不了你，但会有人帮得了你的。你要相信自己，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功的。你能够为自己的理想活着，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人们看重的只是钱，为了钱可以丢掉一切。我甚至连理想都不曾有过，你想，像我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将来呢？你说我可以攒点钱后就回家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会努力去做的。
你活着总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你甘愿受尽一切折磨。你的理想在这个社会里确实有点怪，大家都没有像你那样去想问题。你还说过，你其实是为别人活着的，这我相信。从我们相识的这些日子里，我已经知道了一些，我不敢说对你有很多的了解，但你是一个让我信赖的人，不管你做的还是你说的都是这样。你常说我是个小女孩，我倒真的愿意做一个小女孩听你告诉我很多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你想得那么深，我真的希望从你身上学到那些东西。我觉得人就应该像你那样活着才有意义，我就做不到。
我知道我的喜欢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我还是决定告诉你。我也知道你不会笑话我的。这样我也会心安一些，不管怎样，那会给我一个回忆，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很想跟你作个朋友，在这离别之际，你愿意喊我一声“妹妹”吗？我真的很想听到你喊我一声妹妹，你不会拒绝我吧？
本来，这时我还有许多话想要说，可还是不说了吧。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会怎样，还会有许多事情要去做，要去考虑。我不想让你为此受到什么影响，但我会为你祈祷的，祈祷你能够平安。
你的身体其实很差，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这一点我是最不放心的。你也不肯听人说，这次你就听一回好吗？如果能得到你的消息是最好的了，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也尽管告诉我。
信就写到这里吧。最后，衷心地祝福你！
你会记得我这个“妹妹”吗？
妹：小乐儿
93．3．1于梅村
安生坐在车上，手里捧着明芳写给他的信，禁不住泪眼婆娑。他恨不能立即赶回头去，喊上一声明芳想要听到的“妹妹”。
他承受得起这么深的情谊吗，他问自己。而答案只有盈满眼眶的泪水。难道他永远只能负那善良的女子吗，已经伤害了一个人，如今又伤害了一个人。他恨自己，就这样走了，对不起明芳的情谊；即使他一时冲动留下来，结果又能怎么样呢，他还是无能为力。他只有恨自己的卑鄙，只把人家姑娘的心勾住，然后就远走高飞。这不正像是那采花的蜜蜂，把花上的花粉采走就弃之不理吗？他捶问着自己。
这样，他显然更加的悲痛，心也如那死灰一般。他把信收了，然后就拼命地吸着烟，把自己的灵魂坠入地狱般的黑暗中去了。
车子到达了顺德的一个镇上。安生从纷乱的心绪中拔了出来，看了手中的地图，正是叫老街的镇子，便下了车。这时已是下午三点来钟了，留给安生考虑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他需要在余下的时间里解决许多方面的问题，最起码拿出一套方案来。
这一次，安生跟他刚到梅村时有些不同了，至少他的行李要多一些，一件是那花了十五块钱买来的蚊帐，一件是二十元钱两床的棉絮。从一个侧面来讲，这也说明了安生在这半年里有了一些进步，物质上更加富有了。因为天气是要一天天热起来的，他本想把棉絮丢掉，可毕竟花了二十元钱，才用上不到半年，虽然它本身的利用价值已所剩无几，显然还未充分体现出那价钱的价值来，所以就留下了；蚊帐却是需要的，不管冬天夏天都是必不可少的——比买蚊香要划算得多——所以也要带上。幸好，那两床棉絮也不过五六斤重，都几乎是看得透的，把它绑紧塞进蚊帐和衣服正好可作一个包裹，有了意外的用途。而这也是明芳帮他绑的，还留了一个比较方便的背带，让他背着好走路。
此时，安生就背着那棉絮，手里提着背包。这副装扮他自己看不到，但还是很快觉察到有点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呢？
他琢磨半天，直到脑子里突然闪过在楚州时见到过的电视画面。画面上，那些显然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几乎全都背着棉絮，手上是各样的大小包裹，——当然，他们背的棉絮和各样的包比安生的要硕大得多，夸张得多，——一律笨重打扮，一律一脸的茫然，当然也少不了些许原始的亢奋，以及歇斯底里状，人潮涌动，朝火车挤去。电视画面上的那些农民的面部特写镜头其实让安生有过一些亲切之感，甚至同情，但随着解说员的解说，他就不再那么认为了。电视上的声音大致是这样说的：“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大量农民涌入南方，涌入城市，造成了运输上、社会治安上很大混乱，有关部门正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制止这种现象的蔓延。对于这一新时期下的新现象，有必要进行有效管理，引导那些盲目流动进入健康秩序，同时坚决打击那些有犯罪嫌疑的‘盲流’……”
社会上称这一现象为“民工潮”，即使安生可以自我安慰说自己并没有犯罪，不是该受打击的“盲流”之列，可他在如何称谓自己这一问题上犯了难。说他是民工吧，他还算不上是农村出来的；说他是“盲流”吧，他却没有犯罪的意图。大概因为这些都是近来出现的新名词，解释上也有些模拟两可，让人混淆不清。而据他自己从字面上的理解，却跟“盲流”有点相似。“盲流”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盲目流动”，他显然也有点盲目，至少有些茫然。问题是他从没有犯罪的意识，连想去犯罪的潜意识也是少得可怜的，何况潜意识是每个人都有的，想作大官的想去太空的想去抢劫的，无奇不有，总不能依此给人治罪吧。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归于“盲流”一类呢？虽然他并不想把自己归纳为“盲流”之列，可难保别人不把他归纳之——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谁敢肯定他说的就是真的？谁又凭什么相信他所说的话？
这些此前不会有的问题，这时成了问题，甚至大问题。虽然生出一些无中生有的恐惧，也是没有办法阻止的。这也难怪，谁能保证没有某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突然之间出现在他面前呢？他本一直把自己看作农民为荣，可一听到“民工”这个词，便心头有些发紧，安慰自己说，“我不算农民，总比他们好点。我本是有工作的……”如果听到的是“盲目流动”，则更是心惊肉跳一番。他虽然明白这是人的劣性使然，可也不得不这样去想去做。就像当年打“右派”，“右派”这顶帽子不亚于现今的艾滋病一样可怕，谁都不愿意戴，谁都会说自己不是“右派”，并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来为自己脱得干系。当然，等过了“反右派”就又是另一码子事了，有人出来承认自己是个“大右派”也不足为奇。“民工”与“盲目流动”虽并不算十分贬义的词，可让安生这种人听起来，总也踏实不下。
之所以让“盲流”跟“盲目流动”分家，实在因为它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流氓”这个词，自然可能延伸出的涵义就大大不同了。好像别人说阿Q头上生了秃，哪怕确实生了秃，也最忌讳别人这么骂他。忌讳就好像人身上的影子，没人能真的甩开它。你越是需要安全的时候，它越是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你面前；它可不管你高不高兴，有没有心理准备。
这样的感觉当然不是很好，安生此时就觉得浑身都不是滋味，哪怕他身上的中山装要比“民工”穿的高级些。穿的跟背着的相差太大却也不好，幸好那件中山装到底算不得有多高级。不但不够合身，由于年月已久早没有了最初的笔挺，成了皱皱的一团，更显得有几分猥猥琐琐；即使深蓝色的布面渐渐衍变成了蓝灰色，别人两米之内仍可以一眼找出掩不掉的一块块污迹，寻到墨水、油渍、泥水或者什么别的都是平时留下的记忆。
他把领口解开，吐了口气，自己跟自己说道：“等挣了钱，一定再买一件衣服，这中山装也该退休了。”这似乎是一种安慰，不然，心里的惶惶加上外面的不入流甚至怪异没准就被人盯上，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