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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的阴影 作者:无敌-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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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老婆婆在街边用地道的南京话神态安详地聊天,我站在一旁听呆了。意识朦胧之中,我似乎听到奶奶的声音,我贪婪地听着,如痴如醉,眼泪夺眶而出。

我想念奶奶。

奶奶去世之后,我多次在梦中见到过奶奶;多次梦中醒来,泪流满面。或许是出于对儿子的失望,奶奶在我身上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

南京有一种泡炒米的小吃。是把米炒得焦黄,吃时用开水一冲,加上点糖,又香又甜,是我小时最爱吃的一道美食。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我要吃泡炒米,奶奶给我冲了一碗,我看着嫌少,闹着不要,奶奶不说什么,端起碗自己吃了;我心疼不已,抱着奶奶的腿大哭,奶奶又给我冲了一碗,和先前的一样多。

从那以后,我长了记性;懂得了知足,不敢再贪心。

家里的院子种有花生,花生刚收下来我就要剥开吃,奶奶制止道:

“生花生不能吃,吃了耳朵要聋的!”

我不敢再动,后来到上初中时我还记得这条戒律,下乡劳动不敢吃生花生;同学们直笑话我,但我仍坚信奶奶的话是对的。

小时,衣服上的扣子跑掉了,奶奶就把我叫过去;那时南方的床上都铺有稻草垫子,奶奶从垫子里抽出一根稻草棍儿让我衔在嘴里,然后才给我钉纽扣;说是在穿着的衣服上动针线有忌讳,会和别人有口角,衔根稻草就没事了。

奶奶似乎预见到我未来的独立生活,每到家里吃炖鸡时,都把“针线包”(鸡心)挑出来给我吃,说吃了会做针线。我吃了数不清的“针线包”,算是为后来的住校生活做了早期的“心理训练”。

在南京,过年(春节)有很多的规矩,奶奶嘱咐我要“文静”点,不许乱跑乱说话,要像个大人似的,奶奶还领着我到一间大房子里去磕头。那好像是常家的宗庙,烧着很多的香,摆着很多的点心,上面供的是祖宗牌位还是画像我记不清了。许多不认识的大人们先磕头,大人走后是小孩磕,磕完了就可以分吃供盘里的点心,所以分吃点心的这一节最开心,也记忆最深。当然,还能在此时认识一些同龄的小朋友。

奶奶是在一个有人情味的家庭长大的,她的“解放脚”就是证明。奶奶出生在清朝末年,女子还时兴裹小脚,那是件很残忍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在洗脚时,一面抚弄已经变了形的脚掌和脚趾,一面对我和女佣叙说当年裹脚的经历,我听着心里都直发紧:

“阿唷,疼死了…,毒毒地疼呦!睡不着觉,脚一着地就钻心的疼,疼出一身的汗。我整天的哭嘛,我爹妈心疼我,就给我把脚放了…”

我想,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爱心和勇气是做不到的。

奶奶把上一辈的慈爱传递了下来,但是,她的善良竟然没有打动自己的儿子。

当年外公家风波骤起之时,也是爷爷家纠纷难解之日,最后爸爸决绝而去,一定让奶奶伤心不已。

八一年,爸爸退休。因为有四六年与表妹的“北上”之举,是四九年之前参加的“革命”;按政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遗憾”的是,他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入党夙愿仍未实现。尽管有“革命资历”,有“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的资本;除了 “割资产阶级尾巴”(交房产)的革命行动之外,据说在单位还“奋不顾身”地救过一次火(毫发未伤);可是,党支部的领导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哪一拨儿领导也没有把他接纳入党。

爸爸不灰心,退休后仍然参加单位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的活动,一次不落。为了不落后于形势,他在家订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不但自己读,还时不时对家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有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节目,爸爸忽然感慨道:

“你看看!你看看!资产阶级有多么的腐朽!”,

我和弟弟们不知怎么回事。爸爸指着他手里的“参考消息”说:

“这报上讲,日本人发明了一种电视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换电视频道。”

我们还是听不明白。

“你想想看,站起来到电视机前换一个节目,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做,你说这资本主义社会有多么腐朽!它不解决劳动人民的问题,它简直…”

他看别人没有反应,一个人仍在那里感慨不已。

这并不妨碍他日后坐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使用电视遥控器。

南京传来外婆的死讯。“妈妈”不说话,爸爸大惊小怪地说:

“在咱们这儿还好好的嘛,一定是心情不好,一定是心情不好!”

据说外婆和儿媳有些合不来。不过依我看,即便如此,也怪不得别人。

 

 


正文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更新时间:2005…9…4 10:27:00  本章字数:13269)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一.不容借住

八○年,原“北京农校”的孙叔涵老师找到我,孙老师在“中国农学会”工作,正在筹备成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用远程教育的手段,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播,打算让我参加化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原农校的程老师是主编。我于是被借调出去,教材从编写到出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八二年,“化学基础”“土壤肥料”等第一批教材出版,在中央台开播。程老师是化学课的主讲,讲稿由大家分工来写,录音时我和另一位老师在录音间外作“业务监听”,发现有口误之类的立即叫停返工。中央台的录音很严格,半个小时的节目有时要录上半天。“农广校”是新生事物,可谓开中国农民远程教育的先河。我们化学编播组有五个人,干得都很投入;学员也发展得很快,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

八四年初,利用寒假的机会,“农广校”组织化学教材的编播人员到基层走访调查,去了山东,江苏的一些地方。因为是打着“农业部”的旗号下去的,每到一地,陪同我们的有省,地,市,乡的各级干部,享受贵宾级的待遇;这个阵势让我们有点不自在。见我们几个教师出身的人缺乏思想准备,带队的农业部干部对我们说:

“这没什么,当年农业部副部长到山东,有警车开道,摩托车队护驾,地方上就是这样。” 

山东农村的状况显然比北京郊区的农村要差得远,在德州郊区的一个学员家里,简陋的土房是家徒四壁,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唯一能看到的“现代化”的东西,就是用来听课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位学员见到我们时激动万分:

“可看见中央的老师了!我一定好好学,报答上级领导的关心!”

后来到了江苏,一些学员还让我们签字,合影,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当“名人”的感觉。

但我们还是感觉有点不自在。 

最后一站是南京,到达时已是阴历的年底,返京的车票极不好买,于是大家决定在南京先住下,索性等乘车高峰过去再走。我由此得空看望多年未见的母亲和姐姐。

姐姐已于几年前调到南京,在姐夫任教的“华东工程学院”工作,结束了多年的“两地分居”。

在学院的教师宿舍,我又见到了姐姐一家人。大年三十,能和母亲在一起吃团圆饭,是平生的第一次,母亲也十分的高兴。姐夫是搞军工的,是学院里的骨干。姐姐家添了一个男孩,外甥女也由小丫头变成了大姑娘。一家人和睦美满,其乐融融,真令人羡慕。 

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乘火车回京,车厢里空空荡荡,简直成了我们几个人的包厢,清静而舒适。我大年初一下午到的北京,然后径直回了密云。 

在密云工作的教师,家在北京市里的,十个有九个想往回调,而十个里有一个要如愿都难于上青天。市里的接收单位好找,问题是密云县不会轻易放人,这里有师资缺乏的原因,也有人事制度的弊病。有人就想起了怪招,有一对年轻的教师,从北京回来后哭哭啼啼,说孩子得了白血病,活不到一年;还拿出来医院证明,恳求调回去陪孩子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把领导都说得泪眼花花的,于是很快拿到了调令。过些日子有人在王府井看见他们带着孩子悠哉游哉地逛街,大为惊讶;他们倒满不在乎:“没事儿,这孩子命硬,咒不死!”

我原来没想过调动,因为是我自己要求到密云来的。父母也从未和我提过往回调的事,他们巴不得我远远的。他们倒是想过把“老大”(妹妹)从外地调回来,但进京的户口难办,他们办了几次也没办成。

成了家,有了孩子,我的想法慢慢地有了改变;一是妻子在家是老大,她的父母希望她离家近些,彼此好有个照顾;再就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回北京对将来的上学和就业或许有利。当时“农广校”新成立,正按编制进人,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于是写了请调报告,北京那边也向县里发了商调函;没想到借调容易调动难,密云县这边不买“农业部”的账,就是不放人,我是干着急没办法。 

几经周折,终于获准调动时已是八七年,“农广校”编制已满,去不成了。程老师在丰台区当教研员,经他的推荐,我调到了“丰台师范学校”。到丰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校长答应给我解决住房问题,区里两座新的教师宿舍楼即将竣工。师范的王校长对我说:

“你父母家不是在市里吗?先在家凑合些日子,房子年底就盖好,明年年初就能分下去。”

我折腾调动也有些时间了,父母对我的事抱着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中立”态度。家里在老二老三搬出后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大间父母住,小间闲着,不到十平米。我把爸爸叫到小屋,把借住一段时间的想法和他说了,爸爸还是那句话:

“我和你妈商量商量。”

过一会儿他回来,一脸郑重地说:

“你妈说不行,这间房子乐乐(老大的小名)回来要住的。”

这分明是欺人太甚。

妹妹并不是每年都回北京,就是回来也不过是春节的十几天假,这显然是个借口。

我是家里的长子,为什么这个家就没有我住的地方,连暂住一段时间也不行?

我本想和他们理论,转而一想,和不讲理的人也无法讲什么理;再说,勉强住进来也没什么意思,我什么也没有说,忍下了这口气。

我翻过来又和师范的校长说,父母住的地方太远(其实离家远的老师为数不少),希望学校能给我安排一个暂时周转的住处。学校还真不错,答应给我解决,我才有了回京的立足之处。

八七年秋天,我带着女儿住进了“丰台师范”的教师宿舍,女儿转到附近的小学,升入小学四年级;妻子随后也调了过来,在离师范不远的一所中学上班。

二. 粲然一笑

巴尔扎克说:“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

我的体会是,继母的心也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也找不到一点温情。

这次拒绝借住让我看透了他们的心;在这之前,有一个镜头也曾在我的脑子里反复闪现,让我难以理解。

那还是在我结婚之前,我的耳朵前面长了一个小包,摸着是个小硬疙瘩。我到县医院看,大夫是个实习的“工农兵学员”,二话不说就要给我动手术,说是小手术一个,没关系,长好了看不出来。我也是不善于用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就轻易地相信了他的话。没想到他不过是急着要练手,而且医德和技术还是极次。我手术后伤口感染,半边脸肿了起来;到医院引流排脓,老大夫摇头说,刀口太深,没伤到淋巴,已是万幸。这个小灾在我的左耳前留下了一道疤,起初是红红的一条,还顶显眼。

我伤愈后回北京,一进门,“妈妈”看见我脸上的伤疤,先是有些惊异,然后忍不住扑哧一笑;见我在盯着她,想收回笑容,可一下子又收不回去,用牙咬住嘴唇,笑意还留在脸上;那神态,真像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

爸爸看了看我,没有笑,也没说什么。

看到继母的粲然一笑,我的心像被马蜂蜇了一下。

在我脸上有伤之后,我的同事,我的学生,都没有这样幸灾乐祸地笑过。

记得在珠市口的鹞儿胡同住的时候,院子里的一位大妈曾当着“妈妈”的面夸我:

“无敌这小伙子长得够俊的!”

“妈妈”撇撇嘴,让那位想套近乎的大妈碰了一鼻子灰。

我的“俊”也要令她生气,当然,“不俊”也就令她高兴了。

或许是我的脸长得和母亲相象,所以才招她讨厌?

我无法理解她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后来,这块伤痕渐渐地不明显,并被耳前的鬓角盖住。但这“难得”的一笑,将继母冷酷的心态表露无遗;所以在这个家,从来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区里的教师宿舍楼虽是按时完工,但僧多粥少,分房子比盖房子还难,有一个极为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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