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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宣队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当然没的说，也乐于借此给他一点教训。由我起草，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上纲上线，把汤老师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世界”不满，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理想王国”的“阶级异己分子”。
大字报一贴，全校震动。当天开了他的批判会，会上汤老师一句话也不说。
当夜，汤老师离校出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至今日，仍没有他的下落。
二十多年后，我们对他的日记才有所理解。 应当说，汤老师的思想水平远在我们之上，他是较早能独立思考，较早对“极左”思潮有所批判的人。
他跑到了哪里？有人推测跑到了国外，当时中越中缅边境很容易出去。即便如此，他现在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他应当回来看一看；如果死了，也应当有身边的人给他家里带个消息，为什么信息杳然？
前不久和老朋友李老师聊天，聊到文革；我们当时是一派的；谈到汤老师时都心里感到内疚。对他的出走，我们负有责任。
汤老师的下落成了压在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
是可以有许多理由为自己解脱：工宣队要整你，我们不写文章批你，也会有别人写。工宣队也没有责任：以当时的形势，不抓阶级斗争行吗？
没有人需要忏悔，有一句冠冕堂皇的话：“一切向前看。”
但是，如果汤老师活着，站在面前，我和李老师都愿意真诚地说：“对不起！”并请求他的原谅。
如果他已魂留异乡，愿我们的诚意上达天国，告慰他的英灵。
不是一个普通人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负责，而是作为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后来，工宣队又发动另一派来批判我，抓住我文革中说过“革委会代行党支部职权”的一句话不放，上纲到反对党的领导。我知道只要一认错，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和检讨，所以在针对我的“学习会”上引经据典，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到《人民日报》“革委会领导一切”的论述，夸夸而谈；总之是铁嘴钢牙的一番狡辩。所幸我资历短，让他们抓不到什么别的把柄，才让我逃过了一“批”。
学校里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七○年工宣队大换班，换了另一个厂的，队长姓何，人称何师傅，很有表演天才；张口闭口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早晨，他敞着上衣在院子里抡一把大笤帚扫地，一位女老师过来和他打招呼：
“哎哟，何师傅，您身上怎么了，贴着膏药？”
何师傅立刻把上衣扣好，表情庄重：
“怎么让你看见了。”
然后正色道：
“我们工人阶级，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不怕任何困难的。”
“工人阶级”的大批判也是一针见血，势不可挡；对一位学俄语的教师说：
“你学俄语想干什么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就是等苏修打过来好给他们当翻译！”
一天清晨，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突然铃声大作，广播喇叭也响了，通知全体教职工开紧急会议，不得缺席。人人不敢怠慢，匆忙赶到会议室。
何师傅严肃地宣布：
“今天早上，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大家屏住气，紧张地等着下文。
“有人，竟然用印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擦屁股！”
没有人敢笑。
“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我们革命的工人阶级，绝不答应！”
会议室前面的桌子上，作为物证的几张沾有排泄物的报纸残片已经被展开，有几个人正凑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也没有人怕臭。
“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发有功！” 何师傅继续说。
“凡是订报纸的教研组和个人，马上把报纸收集上交，一份也不能缺，我们要做全面的调查！只要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的行为，我们都要追究！”
有报纸的人都着了急，不知道自己的报还能不能找齐，否则还说不清。
案情有重大进展，那边分析结果出来了，是某月某日的《光明日报》。
有《光明日报》的老师都慌了手脚。
散会了，老师们都紧张地找报纸。在政策的强力感召下，作案人“自首”了。但那位老师是革干子弟，根红苗正，连检查都不愿意写，谁也奈何他不得，结果这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不了了之。何师傅想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捞取政治资本的小算盘也落了空。
没多久，这位何师傅从学校里消失了；打听他的去向，工宣队的人也吱吱唔唔。后来有内部消息传出来，何师傅在北京站购票时顺便掏了一个妇女的钱包，在厕所点钱时，被盯上的便衣一脚踹倒，人赃俱获。听有的师傅讲，他在厂子里原本就是个耍嘴皮子不干活的混混。
越是这样的人倒是越需要点政治资本。
二战中的巴顿将军有一股挥师作战的狂热，他的同僚说：“我们是生于战争，而他是为战争而生。”
“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生于运动，另一种人却是为运动而生。何师傅之流应属于后者。
“为战争而生”的巴顿将军何其壮，“为运动而生”的何师傅之流又何其劣也！
“复课闹革命”，学生回来了，课不好上也要上。“农业基础”课取消了，我便成了“机动”人员，缺什么教什么，我教过语文，教过历史，教过生物，后来教化学。农校的化学底子还不错，教起来还比较顺手，学校也缺化学老师，于是从那时起到退休，化学成了我的专业。
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老大（妹妹）到江苏插队，老二分配到农场。七一年，老三也插队，分到密云，离我的学校只有十几里地。
老三在密云插队时，我尽到了当哥哥的责任。我到村里看过他，村里有我的学生，不少村里人知道那是“常老师的弟弟”。
有一回妈妈不知想起了什么，对我说：
“听老三讲，他插队时到你们学校改善伙食，你们两个人就能吃一只鸡呀！”
我还真记不起来吃鸡的事。不过我记得老三让我给他买一双橡胶雨靴，我给他买了，我工作十几年也没舍得买。转正后我的月工资是四十块零五，每月给家里二十，剩下的钱除了吃也没有多少富余。
文革中，我让爸爸给我买一只箱子，因为我的东西没个箱子放不方便。在转了几个信托商店之后，爸爸给我买了一只旧皮箱，说是花了十五块钱。我不在乎新旧，能用就行。
从那以后每次回家，爸爸都跟我要买箱子的钱。开始我还不理他，心想拖延两次也就算了；没想到他还鍥而不舍，把我给要急了。
我拍案而起，用力过猛，把手震得发麻；我冲着爸爸大喊，也是让里屋的妈妈听：
“钱！你们就知道钱！再跟我要钱我跟你们脱离关系！我每个月给家里钱，你们还要，我哪儿那么多钱！买个破箱子还跟我要钱，你们给我买过什么，我跟你们要过什么？”
我把肚子里的怨气全发泄出来。
爸爸看着我，似乎也觉得理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在里屋听着，也不应声。
七． 四川探亲
：
一九七五年春，我收到一封由密云县教育局转来的信，发信的地点是四川省武隆县。我感到奇怪，信一打开，我惊呆了。
是我亲生母亲的来信！
信中的大意是：无敌，我是你的母亲，我和你姐姐在四川，你姐姐在武隆县邮电局工作。我们一直很想你，但无法和你联系。在南京的姐夫通过常家的亲戚打听到你在北京密云县教书，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尽快和我们联系。落款是徐素，是我母亲的名字。还附有姐姐的信。
我看着看着，禁不住泪如雨下！
我的亲妈妈！多少年了，魂牵梦绕，已然是想苦想断想绝了的思念，已然是无望的祈望，已然是不敢奢求的亲情，今日得以如愿，今日终于如愿！
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不已，哭了一回又一回。
等我冷静下来，我又有些茫然；我与母亲和姐姐从未谋面，她们长什么样，她们是什么样的人，我都一无所知。至疏而又至亲，真让人一时转不过弯来。
我马上回了信，急切地等待他们的回音。
母亲和姐姐回信了，还附上了她们全家的照片。照片中母亲的脸型很像我，准确地说应当是我的脸型和母亲很相像。母亲看起来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很面善。姐姐姐夫身旁还有我的外甥女，一两岁。
我也把照片寄给了她们，不知她们看到我这个陌生的儿子（弟弟）时作何感想。
这件事告诉不告诉北京的爸爸妈妈？我考虑再三，决定告诉他们，不论他们怎么想。
我回北京和他们讲了此事，爸爸很冲动：
“我过去不和你讲，是你还小。你妈是反动地主出身，你不要只讲血缘关系，对人要阶级分析，别一点立场没有。”
听爸爸的意思，他和母亲的离异简直就是一种阶级觉悟。
我说：
“你说话注意点，她们是人民，不是敌人。”
妈妈倒温和：
“我们和你生活也二十多年了，和你还是有感情的。你总不能认她们不认我们吧。”
是否有感情我心里最清楚。不过我明白表示，我不会忘了他们的“养育之恩”。
奶奶又住到了大伯家，我看望奶奶时把母亲和姐姐的消息和她说了，奶奶很觉意外，说：
“你妈现在怎么样啦，又嫁人了没有？”
我说不知道。
奶奶叹口气：
“你姐姐叫胜男，比你大一岁。你六个月大的时候，你妈抱着你姐姐回的四川娘家。这么多年了，也不晓得她们怎么过的…”
我问当年母亲为什么要走，奶奶摇摇头，似答非答：
“我说你妈不要走，不要走，她就是不听嘛！”
奶奶叹息着：
“唉… ，作孽哟！作孽哟！”她不想再说下去了。
我无法再问这“作孽”指的是谁。
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四川看望母亲和姐姐。
去四川一趟的花费十分可观，姐姐告诉我要先坐火车到重庆，再坐船到涪陵换乌江的船才能到达武隆，往返车船费就得三百块钱左右，还不算路上的吃住。我自己每月留的生活费才二十块钱，绝对负担不起。
学校的教学已逐渐走向正轨。“密云一中”分出一部分校园，盖起了新教学楼，成立了“密云师范学校”，我归属师范学校。师范的校长姓李，为人不错，不是那种以整人为乐的人。
我找到李校长，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想暑假去四川看母亲，希望学校能按探亲假报销路费。
我说话时有点紧张，一直注意校长的表情，他在认真地听。
听完我的话，李校长说：
“行，你去吧！走时从会计那儿支点儿钱，我跟会计打招呼。”
然后上下端详着我笑了笑：
“你妈走时你才那么点儿，这回见了你这三十岁的大儿子，指不定有多高兴呢！”
我开始为这趟行程做准备。那时外地缺的是油和糖，我每月从食堂买些肥肉炼成油，装在两个铁罐里，积攒了有十几斤。然后又从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几斤奶油糖，当时叫“高级糖”，是给外甥女的。
暑假到了，为了避免麻烦，头天晚上我住在已调回北京的朋友李老师家，购了次日的火车票。
第二天临走时，李老师塞给我十五块钱，我说不要，李老师不容分说：
“拿着吧，路上用得着！”
火车向西，向南疾驶。
三天两夜才能到达重庆，硬席车厢里人多拥挤，我晚上不敢睡着，打个盹儿就瞄瞄自己的东西，生怕丢了。
到了重庆找了个旅店住下，去涪陵的船是第二天开。买了船票，我在重庆的街头游逛，发现最大的百货商店里也没有“高级糖”，而路边卖的担担面可真是辣得要命。
到了涪陵又要住一宿，我和姐姐通了电话，她说明天到码头接我。
清晨，我乘坐乌江的小客轮，逆流而上。
那是一种仅能坐二十几个人的铁船，甲板上有简单的顶蓬和固定好的几排座位。逆水行舟，非常吃力；发动机嘟嘟哒哒响亮地叫着，像是在吹前进号。
乌江水汹涌湍急，名不虚传。到了狭窄的江段，船似在山的走廊之中行进，抬头是冲天的危岩，船舷外是触手可及的石壁。只听得船头激起的水浪哗哗作响，几乎要压过马达的声音；偌大的铁船就像被定住了一样，在逆流中一点也前进不得。
有船员跳到岸边的岩石上，接过一条钢缆，系在船头。钢缆的另一头是百米开外的电动绞盘，船在钢缆的牵引下，缓缓地越过急流。
经过两三次这样的牵引，江面豁然开朗，武隆码头到了。
我收拾东西下船，用目光在岸上的人群中急急地搜索，凭记忆，寻找照片中见过的母亲和姐姐。
“无敌！无敌！” 我听到几声四川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