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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狠了狠心准备去个法属殖民地啥的度度假，但是非典却不期而至。
其实很多人和我一样，没有归属感，永远都是“旅”的状态，以前有一部新加坡的电视剧名字特别适合描述我们的处境——“人在旅途”，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行。我17岁离开家去天津上学，那时候我一直把自己当作江西人，在天津呆了八年后，我去北京发展，大家都把我当天津人，因为我的户口在天津，在非典的时候，我想回老家躲一躲，我爸告诉我，凡是北京人都不受欢迎，一下车就会被隔离，怎么这么倒霉，我不明不白就成了北京人。
我的身份就是这样狼狈不堪，毕业以后，我还曾经做过六、七年黑户，因为毕业后户口没地方落，当时年轻，没把户口当回事，心里牛比轰轰地想：只要挣了钱，有没有户口还不都一样，而且没准过两年户口就取消了，或者我早就移民法国了呢。后来等我着急要落户口的时候，发现户口的迁移手续不翼而飞了，从法律上说，我彻底蒸发了。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了，为此在每个浓黑没有出路的夜晚，我都在反复追问一个哲学问题：我是谁？！
我给未来设计了几条路线，比如，偷渡、隐居山林（没有居委会的山林）、单方面放弃中国国籍、找黑社会伪造假身份，实在不行我就回老家，找
医院办一个出生证，再活一次。幸好，在举家迁往北京的时候，这份要命的材料自己蹦了出来，虽然早就过了期（有效期两个月），但总比没有好嘛。
我委托一个牛比同学帮我处理户口问题，当时他已经成为我们大学的副处级校领导，号称在方圆几百里平趟，即使这样，还拖拖拉拉、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年多才搞定，一开始，派出机构和接收机构都不承认和自己有关，说底案已经没有了，也不提供任何处理意见，恨不得让我自生自灭，想行贿都无处着手，后来伟大的杨同学四处托人，旁敲侧击、软磨硬泡、请客送礼、曲线救国，甚至惊动了市局的领导，用杨同学的话说，你的案子已经通了天了。这让我受宠若惊，还从来没有上过这么高的级别呢。最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关部门给我重新立了一个户口，我终于获得了新生。
后来，我还碰见好几个情况和我类似的人，坐在我后面的同事就是，和他比较起来，我就算是幸运的了。他曾经是一位人民教师，但抵抗不了金钱的诱惑，决意要去南方淘金，学校不让，他就霸王硬上弓，不辞而别了，他的事迹上了地市级的教育系统通报，搞得单位灰头土脸、很没面子，为此单位黑了他一把，把他的户口整没了。在做了好几年黑户以后，他托人上了一个户口，街道和门牌号全是虚构的，更离谱的是性别、生日、身高全是错的，最后好说歹说，把性别改了回来，想一想挺后怕的，活了二十好几年，突然连性别都变了。
事实证明，我们年轻的时候想法多么幼稚，若干年过去了，户口没有取消，旅法也未遂，而且居委会盯着我要我办暂住证，尽管我已经在北京买了房。话说回来，我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的，至少我没有像孙志刚一样因为没有暂住证而丢了性命。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住在地下室，隔三差五被片警检查身份证、暂住证，被请到派出所好几回，被抄过两次，因为怀疑我窝藏三级片，写过一次检查。为了显示我是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我特意在检查里用了一些生僻的词，那个年轻的片警愣是没看懂，只好虚心向我请教，我心里想，便宜你丫了，我还没用骈文写呢。
后来我逃出了地下室，人五人六地冒充白领，在历次的节庆、国家开会、申办奥运、抗击非典等大型群众运动中幸免于难，据圈里人说，几乎所有搞摇滚乐的人都因为暂住证栽过跟头，在清河县的晒沙场洒下了摇滚音乐人辛勤的汗水。我遇见最危险的一次是两会期间，我晚上打车回家，被警察拦在了南二环，而且我和我老婆身上都没带证件，当时我老婆情急生智，摸出了一张饭票，这张饭票可大有来历，它出身于我老婆单位旁边一个安全机关的食堂，算起来和警察是一个系统的，结果很意外地，警察叔叔客客气气地让我们走了。
想一想真是很悲哀，别说旅法了，我们连在自己的国家呆着都挺费劲的。聊以自慰的是，最近，我换了上班的乘车路线，在法华寺倒807路，于是我终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著名旅法音乐人。
注：2003年8月7日，我终于拿到了“北京绿卡”。
婚姻，狂奔在三环主路
这是一个扎堆结婚的季节，空气里都是两口子的味道，不结婚的人是可耻的。10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在路上碰上了8队结婚的礼车。我们搬家的那天，在路上看见十几队。我是相信神启的人，一切的征兆都说明我们该结婚了。
2002年据说是一个桃花年，桃花有两种寓意，一种是情变，一种就是有作品问世。我认识的很多人纷纷失恋、离婚，很多人纷纷出了书，很多人既情变又出书，而我分明是一个异数，到年底我的唱片在审批的时候出了问题，预定要出的书也没有眉目，没有搞第三者，而是结了婚。聊以自慰的是，今年至少不是一事无成。
婚姻是一件神圣的事儿，为此在过程中设立了各种考验，比如装修房子、弄家具。我听说有两口子在宜家买的家具，兴高采烈地回家DIY，结果Do着Do着就离了婚。而装修就更严峻了，它对婚姻的危害基本上相当于两次婚外恋的效果。
在装修的那段日子，正好是我那个事儿逼单位最事儿逼的阶段，所以大部分的盯摊工作都由我老婆完成，为此她和我吵了五次架、哭了八回。幸好我们的装修要的是最简单的那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有了这次教训，我们在宜家买的家具都爽快地付了4％的拼装费，除了一次因为误会和宜家的工作人员吵了一架，基本上算安全过关。
然后我们开始筹备领证的事儿，因为我的户口在天津，她的户口在青岛，所以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就搞得很复杂了。我首先去天津的档案所在地开单身证明，然后寄到青岛，在她的档案所在地开她的证明，然后我们一起去天津民政局开证明，去指定的医院做婚检，最后才是结婚。在美国电视连续剧《六人行》里，罗斯和瑞秋因为喝醉酒一不小心就结了婚，转天醒过来完全想不起这件事。我可以用过来人的身份保证，这种情况在中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12月5号我们决定一大早就去天津，这样能连婚检一起做完。结果早上一睁眼已经错过了最早的一趟火车，于是心急火燎地去搭长途车。此后就一直不顺利，刚出北京就开始下大雾，伸手不见六指，在出租车上和司机吵了一架，照双人照的时候发现她穿了一件黑毛衣，没有赶上当天的婚检，在食品街吃饭吃到死鱼，我老婆最爱的一家商店倒闭了，晚上请她同学吃饭和人抢着付账没抢赢，唱卡拉OK没她同学唱得好给唱片界抹了黑。
12月10号，我们去天津取婚检结果，错过了半场著名的教育录像，后来还被医生恐吓，说我血液的某一项值特别高，需要去上级医院继续诊断治疗，否则就不能结婚。我们信誓旦旦，说确实是脂肪肝，不是恶性传染肝炎。我几乎动了贿赂他的念头。最后他让我们签字画押，保证一切后果自负，才让我们过关。
接下来在民政局填了几张表，拍了大照片，在一位头发蓬乱的大姐带领下宣誓结了婚。当天赶回北京，躺在我们舒适的大床上，我说：就冲结婚受的这么多艰苦磨难，我们也矢志不离婚。同志们哪，这是多么朴素的婚姻誓言啊。
我们现在住在空气清新的南三环，只是离单位的距离增加了一倍，倒两趟车绕三环半圈还要步行20分钟，不过我喜欢坐830狂奔在三环主路的感觉，像我们理想中的婚姻，通畅而有激情。
给群众一个交待
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领了结婚证没有摆酒席都不算结婚，就是说你怎么也得。
而我怕极了各种繁文缛节和庸俗的闹洞房游戏，因为曾经在相关场合观摩过数次婚礼，每看一次都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为此，我试图给家里人普及先进的结婚观，说随份子随来随去的没啥意思，随随相报何时了，最后占便宜的只有饭馆，而且实在太费劲了，吃累不讨好。当时我的姑父在场，立刻就要和我翻脸，“啊？你个臭小子，翅膀硬了，讨你一杯酒喝的面子都不给。”我姑父早年间演过铜锤花脸，声音铿锵，义正辞严，三两句话就把我镇压了。
我爸对此事一直很热衷，一早就上窜下跳开始筹划，好把历年随的份子钱收回来。我们达成一致的原则是，我爸给我一笔固定的出场费，双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本来预定春暖花开五一期间回家办事，结果遭遇了非典给耽误了。只好压后到十一。
而我们为了做秀做到位，特地就相关民俗程序咨询了很多专家，构思了各种风格流派的婚礼致辞，以及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对措施，并郑重其事地选购了结婚礼服，我老婆来了一身红色的旗袍，我来了一身高级西服，穿上以后既夸张又搞笑。只是我家在南方，回去后才发现九月底反常的热，我们的行头根本派不上用场。我姐姐只好临时带我们去街上买衣服，因为我姐以善于划价著称，扫了一圈，发现夏天的衣服都卖断季了。好不容易在甩卖的一堆里找出几件合适的，一问价钱，十块钱三件。我姐当时就急了：“怎么能十块钱三件呢，我们是买了结婚用的，可不可以贵一点。”
酒席就开在我家楼下的酒店，一共定了20桌，除了三五桌亲戚，其他都是父母的同事朋友，我认识的不足两成，开席之前我们俩一身盛装站在酒店门口，满脸傻笑，宾客如流而入，基本没人理我们，倒是和我爸妈热烈寒暄，好像结婚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俩。我们面面相觑，有点百无聊赖，我怀疑是她的那身红旗袍惹的祸，大家肯定把我们当成酒店的迎宾了。
婚礼搞得意外的简约，没有主持人，也没有嘉宾致词，也不用夫妻对唱、讲恋爱故事、宣读结婚证，之前的精心准备全没用上。放了一挂鞭炮后，就直奔主题，上菜开嗟。敬酒的时候，我父母带着我们俩，我小姑父（法官）负责啤酒，表姐夫（警察）负责白酒，姐姐拍照，姐夫摄像，组成了一个公检法保驾、两大电视媒体跟拍的庞大阵容，一圈溜下来，我们喝了一肚子饮料，居然没人劝我们酒，也没有任何类似
新娘点烟之类的仪式。还没等我们敬完酒，就陆陆续续开始有人退场，一小时不到已经风卷残云般走得差不多了，效率高得不可思议，我妈说，大家都赶着回家打
麻将呢，而且跟你们也不熟，没什么可闹的。
等把人都送走了，我老婆还仿似在梦中，一再追问我：“就过关了？不会这么容易吧？”真是世事难料啊，虽然我老家地处偏远，但是没想到移风易俗的工作会搞得如此的好，我们没有猜对开头，也没有猜到结尾。为了以示庆祝，我特地作对联一幅，上联是：局外人。下联是：闪电战。横批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婚礼。
为俺爹俺娘拍电影
我十七岁离家上大学，后来就很少回家，我妈每每感慨：儿子是给别人养的。我姐还趁机落井下石：他还说准备过两年要移民呢，到时候更见不着了，怎么样，还是闺女好吧。说来惭愧，我是一个待人接物都很淡漠的人，和我父母的交流也只不过隔三差五的一个电话，我爸一直觉得长途话费很贵，所以讲电话也是有事说事，无事退朝。他们甚至不确切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一次有个老家的亲戚给我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安排他去中央台实习。因为我爸告诉人家我在中央台上班。其实，我只是帮一个栏目做过几次策划而已，我还想去实习呢，人家都不要我。为了弥补我对家人的愧疚，这次回家结婚，我一心想为俺爹俺娘做几件实事。
我的老家是一个小县城，物质消费水平非常低，我们在家呆了十天，一共花了不到五十块钱，两个人吃一顿早点五块钱都花不出去，没有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满街都是三轮，给一块钱就能载你到城里任何一个地方。生活节奏也比北京慢好几拍，家里没有电脑，有线电视只有十个频道，文娱生活除了打麻将几乎为零，一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
每天清晨六点钟开始就有小商小贩在楼下吆喝，卖早点的、换煤气的、收破烂的，此起彼伏非常热闹，我妈说其中有一个换煤气的是我小学同学，但是机缘巧合一直没有碰上。晚上十点钟，爸妈已经开始招呼我们去睡觉，后来到了南昌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十一点钟才回家，期间，我爸给我打了六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