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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号称娱乐世家（我的一个表哥和表姐后来相继加入娱乐圈），过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办春节联欢晚会，每个人都要出节目，有了三用机（早期的组合音响，具备收音、录、放三种功能）以后，还要把现场录下来，在家族里内部发行。我最早的舞台就在这里，据说当时我已经有了很强烈的文艺青年倾向，唱歌几乎不走调，而且会设计现场的小噱头，比如，“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双截棍》，隔壁的包子铺烟雾弥漫……”我爸大喝一声：“stop！来人，给我叉出去，饿他两顿饭，看他还胡说八道。”下次，我就学乖了，“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诗朗诵，名字叫《亚非拉的兄弟，用双截棍武装起来》。”
我家当时唯一的家电是一个半导体话匣子，蝴蝶牌的，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就从长篇评书连播开始，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是我心目中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岳飞传》、《杨家将》、《隋唐演义》、《三侠五义》、《明英烈》、《三国演义》成为时代的经典。相比之下，《小喇叭》、《星星火炬》我就不太喜欢，因为很装丫的。后来添了一个电唱机，有五斗柜那么大，是专门请木匠做的，我爸经常托文化站的一个朋友买内部的塑胶唱片，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已经是站在时代前端的时尚少年，涉略广泛，国内外歌曲、古典流行、越剧黄梅戏、相声曲艺全不在话下。我爸每次对我感到万分失望的时候就说：“这孩子以后实在没出息的话就做个乐评人吧。”
我第一次看电视是公审四人帮，团长家新买的九寸的黑白电视机，乌秧秧围了一院子人，看里面几个小人说着大家不太懂的话，没完没了光念白，没唱腔，大家都特别失望，说团长是个烧包，白花钱买了个没用的摆设。
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没用的大匣子导致了传统娱乐界的大崩盘，八十年代初期，剧团的生意急转直下，苟延残喘了一阵，终于解散。我爸改行成为法律工作者，姑姑提前退休，经常加入私人组织的剧团去偏远农村演出。
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的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英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英雄。
四岁的时候，我的英雄是我爸，那时我随父习武，按照通俗说法叫童子功，意思就是小时候练过功。习武的初衷是为了强身健体，因为我体弱多病，长得像根黄豆芽，处境和一开始的霍元甲差不多，但是结局和霍元甲差多了。练武其实极其枯燥无聊，在前三年，我光练站马步、压腿、竖倒立了，换个科学说法就是耐力、柔韧性和力量训练，我前踢腿能踢到自己的脑门，后踢能踢到后脑勺，竖倒立两分钟一点问题没有，站马步愣能站睡着了。
我学的第一路拳脚是小洪拳，那是一个很庄重的日子，在传授武艺之前，我爸很事儿地教导我：第一，不许告诉别人你学过功夫；第二，不许练给别人看；第三，不许随便和别人动手。否则家法从事。后来我又陆续学了大洪拳、恶蛇拦路、六合拳、白鹤拳、打四方什么的，器械练过刀、剑和棍，有一阵我还练过一些歪门邪道，比如飞刀，当时电视里热播《加里森敢死队》，院子里所有的孩子人手一把飞刀，认准了我邻居家的门做靶子，把一扇门戳得跟麻子似的，大一点的孩子还参加了县城里的飞刀队，没多久《加里森敢死队》就禁播了，说是社会影响太恶劣。
每次我独自刻苦练拳的时候，都充满了自豪感，一个绝世高手即将诞生了。绝世了一阵，后来实在耐不住虚荣心，冷不丁在小朋友面前秀一秀，有一个亲戚的小孩不服，要和我过招，我当然不含糊，上来一个起手式，没想到他压根不讲规矩，也不回礼，冲上来一通乱拳，就把我放倒了。一回家被我爸知道了，不由分说先揍了我一顿，然后问我打赢了没有，我说没打赢，我爸更生气了，问：“他用的什么招儿？”我说：“没看清，太乱了，反正他那么一推，又那么……”我爸说：“你真笨，我没教过你吗，你手这么一挡，脚那么一勾，他不就倒了吗？”这次事件对我的打击很大，不在于我没打赢，而是让我开始反省我爸的教练方针，我爸的本职工作是唱戏，因此他教我的拳脚里包含了太多“做秀”的成分，美观多于实用，这也是为什么我没能成为绝世高手的原因。后来我根据多次斗殴的经验，总结出几条秘籍，就是力气大、出拳速度快、扛揍，什么招式不招式纯属瞎扯。
我爸隶属于一个松散的门派，名称不详，武功路数根据分析，应该属于南拳系列，有师父，还有好几个师兄师弟，在天气好的晚上，大家会聚在一起，切磋武艺，有单练的，有拆手（过招的意思）的，空气里都是高手的味道。作为最有前途的第三代弟子，我有幸观摩过几次，和后来在电影里看的完全不一样，拆手的时候，两个人面带春风，出手速度极慢，像军训时候玩的分解动作，比划了一会儿，还互相商量，“二师兄，刚才在第五招的时候，如果接第九招，你肯定就输了吧。”“不可能，我还留了一招没使呢，专破你第九招的。”我爸有一个传奇师弟后来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上了侦察连连长，有一次执行任务，他们一组人进了雷区，结果他前面后面的人全部阵亡了，只剩下他一个活着回来，我一直想，在众多同门里面，他的武功可能最高强。
我家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手绘的拳谱，其中有几份是我爸从他武装部的两个朋友手里弄来的，据说是军队里的独门绝技，平时鬼鬼祟祟地锁在书柜里不敢让人知道，不过我全都偷偷摸摸练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参加大学的军训，连长教我们练伏俘拳，我隐隐觉得比较眼熟，仔细一想，原来就是我爸秘藏的独门绝技。
童年的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神头鬼脸的江湖边缘，这个江湖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它的瓦解有很多原因，比如社会进步、法制健全、社会矛盾从人事斗争转型为经济竞争、火器占据斗殴的主流市场等等，而最直接的原因我认为其实是功夫片，他确立的武术规范蒙蔽了全国人民，大家都以为真正的武术就是那样的，从而对民间武术流派不屑一顾，导致它的萎缩，直至消亡。就像小时候看了《排球女将》以后，一直以为顶尖高手都是翻着跟头打排球的，后来看电视里直播排球比赛，日本队被中国队打得吱哇乱叫，就很奇怪，莫非晴空霹雳已经失传，她们为什么没一个人会使。
《少林寺》刚开始演的时候，我爸的剧团正好在外地演戏，我跟着去玩，他们演出的剧场晚上演戏，白天放《少林寺》，我一口气看了十遍，基本上彻底摧毁了我对中国武术的固有概念，我不停地问我爸：为什么你教的功夫和觉远那么不一样，我什么时候能赶上觉远，为什么你们拆手的时候一点不像电影里的，我们的门派和少林派是什么关系……我爸有点尴尬，无言以对，可能他的心里也有很多疑问，准备回去问师父。后来看祝延平演的电视剧《武松》，演到一个路见不平的壮士和蒋门神斗殴，被击毙的那段，我爸一边看一边发感慨：我的功夫只要能赶上这个壮士的水平就心满意足了。我突然间了解了我爸在江湖中的地位，连蒋门神都打不过的人居然是他的目标，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三流高手。刹那间我感到自己的江湖前途一片灰暗。
而直接导致我毅然退出江湖的起因是我和隔壁家的阳子换了一路拳，当时在江湖上很流行用自己会的功夫和别人交换，回家后我就很兴奋地告诉我爸，说换了一路特别牛逼的拳，为光荣我门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想到我爸立刻翻脸，满院子追杀我，要对我动用家法。原来在我们名门正派的眼中，阳子属于练野拳的，无门无派，完全和我们不在一个级别。因此我的罪过基本等同于出卖
国家机密，往轻里说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家子。
我和我爸展开了关系门派发展的大辩论：“第一，人家这路拳就是比我们的好看；第二，我们应该博采众长；第三，我教他的拳已经被我恶意篡改了。”我爸说：“第一，好看顶屁用；第二，练得多不如练得精；第三，你怎么知道人家教你的没改过，也许人家憋着害你，让你练完了走火入魔呢。”
后来我们谁都没有说服谁，但是让我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江湖的腐朽和险恶，从此立誓退出江湖。
好多年以后，我经常这样对年轻人说：你可以没有钱，没有事业，但你至少要有一个传奇的童年。
交通情色事件
我小时候特别热爱交通工具，不管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还是天上飞的。当时最热衷的娱乐活动就是让大人带着我去马路边看汽车，一看半天，如痴如醉，我爸一直认为我上辈子和交通工具有关系，比如很可能是一匹马或者一顶轿子。二十几年后，我的外甥继承了我的这点小爱好，他能说出大街上跑的所有汽车的牌子，每次我姐带着他打车，都让他现场表演这手绝活，司机一高兴就少收他们的钱。可见我姐很有经济头脑，善于把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家在一个小县城，没通火车，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机、解放牌卡车、长途客车，小汽车很少见，一旦出现会被一群孩子追着看。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时不时能坐一趟火车去南昌看外公外婆，在小朋友中很有优越感。一个邻居经常这样哄孩子：如果你下次考试能得双百分，我就带你去市里——看——火车。至今我们家族还传颂着我一个关于火车的笑话，我一直搞不清为什么快车的票比慢车的贵，坐慢车不是还能多坐一会儿吗？
我的二叔是我的偶像，他在海南当过海军，有很多在舰艇上拍的飒爽英姿的照片，我百看不厌。他退伍以后成了司机，一开始开敞篷手扶拖拉机，后来开有驾驶室的拖拉机，再后来开解放牌卡车。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一次是一大家子人乘拖拉机去旁边的市里看电影，电影名字叫《三笑》，看完以后，又连夜赶回来，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后面的拖斗里，云淡风清，月色撩人，兴致高昂，就像歌中唱的：乘着月色，我们驾拖拉机远去，乘着蛙鸣，我们驾拖拉机远去。
飞机对我们更加具有神秘感，谁要是坐过飞机那简直就像上过麦当娜的床一样牛比，我爸曾经在军用机场参观过战斗机，还能时不时拿出来说事儿。每当有飞机从我们那里飞过，不管老人小孩都会仰着头看，并评价其观赏价值、大小、成色、品种，个儿小一点的是客机，个子大一点的是洒农药的小飞机、直升机。
我们离福建比较近，有一阵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到处传谣言，说国军的飞机要来轰炸。后来还真是经常有飞机来我们那里盘旋，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说飞机飞得很低，连青天白日的徽章都能看见，当然没扔炸弹，就是散发了很多反革命传单，还有一些食品，包括当时很神奇的压缩饼干，只是没有人敢吃，因为想当然地觉得肯定下毒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扯蛋的事儿，我们又不是战略要地，穷得叮当响，国军再傻，也不至于在我们那里浪费弹药。
事实是我们那里要修一条铁路，飞机只是来勘察地形的，过不多久就来了很多铁道兵，而且一呆就是好几年，其间少不了和当地姑娘谈恋爱，和本地流氓斗殴什么的，结果搞得影响很恶劣，大家在背后叫他们“老解士”，在方言中和“劳改死”是同样的发音，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是军人的子女，一开始还经常被歧视。但是为了通火车我们都忍了，最荒谬的是，铁路修到差不多的时候，突然说要改线了，火车不往我们这里走了，迄今，我的家乡也没有通客车，每天只有一两趟货车去附近的煤矿运煤。
从上大学以后，我对火车的热爱就彻底被春运整垮了，我回家一趟要乘车36个小时，而且都不是起始站，春运期间，别说座位，能上车就是万幸了，旅途可以用苦不堪言来形容。我最长的一次站了24个小时，其他诸如睡在凳子底下、抢占厕所、上下车走窗户我都干过，我还坐过一次闷罐子车，前面一节车厢运猪，后面一节车厢装人，完全没有人的尊严。很长的时候我都对火车怀有深厚的恐惧感，一上车基本上人就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