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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勇，说单位有一台打字机，赶明儿就带她去单位学。转天，我姐嘟着脸回来了，原来不是那种带键盘的四通打字机，而是老式打字机，打印杆上焊着大铅字，远看像一个纺织机，听动静也像。
我家乡的科技水平大抵如此，和大中城市比基本落后五年左右。在大学上的第一堂计算机课，老师对我们说，想必大家在中学的时候都接触过计算机，Basic语言也掌握了一些，所以我就不从头讲了，大家请翻到第三章。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看看四周的同学，一个个颌首微笑、成竹在胸的样子，令我无比地自卑，我的脸皮薄，不好意思让全班因为我一个人再学习一遍。
上机的时候是两个人一组，和我搭档的是我们班的二姐。我怕露怯，让二姐先来，二姐到底是从东北的大城市来的，见过世面，也不推托，姿势优美地敲下一行字：2＋2=，回车。屏幕上显示：bad mand or file name。我们对视一眼，心里说，糟了，演砸了。再试一次：3＋3=，回车。屏幕上显示：bad mand or file name。我说：“是不是太简单了，试试除法。”二姐低头在键盘上找了一会儿：“除号在哪里啊？”我举手把老师叫了过来：“老师，给我们换一台电脑，这台是坏的。”
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没用过计算机的并不止我一个，粗略地估计，怎么也有三分之一，只有几个天津和北京的同学玩得比较在行，三年级的时候就能跟着老师做项目了，而我的进步极为缓慢。二年级我们学的语言是fortran77，是用作工程计算的，据说是所有语言里最难的一种，果不其然，一个学期我只调通了一个程序，代码不超过10行，本来我准备做一个大程序的，连编带写好几天，但是死活调不过，我就把最有可能出错的部分删掉，再调，再删，一直把几百行的代码删到10行，终于成功了。后来学过C语言和数据库技术，直到毕业也不知道它们能干什么用。
倒是在其他方面颇有心得，比如打游戏和看黄色图片。因为宿舍里有几个高手跟老师干活，我们经常能夜里去机房蹭游戏玩，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波斯王子》、《三国志》、《沙丘城堡》、《刺杀希特勒》什么的，其中《波斯王子》是我的最爱，因为玩得最好。至于黄色图片更是稀罕至极的东西，不像现在，一上网就噼里啪啦往外蹦，那时候都是同学传老乡，老乡传朋友，千山万水传过来的，用的还是大号的五寸软盘，那玩意儿特别不保险，总是坏，一宿舍的人都招齐了，结果死活打不开，急得一屋子人抓耳挠腮。好在，我们这里有高手，什么文件都能修，为此我们有幸看了好多缺胳膊少腿的黄色图片，心智得以启蒙。
毕业以后我的很多同学都进了IT行业，其中几个混得不错，有出国的，有自己开公司的，有在著名企业当主管的，而我后来也居然混进了IT业，大家都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我去的那家公司是台资的，主要做多媒体软件，像游戏、教育什么的，我所属的部门有一个响亮的名字：“UFO”，全称是“User Friendly Operation”（用户友好操作），在公司里没几个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基本工作就是：但凡从台湾带回来的电脑杂志我们先看，称为了解业内的最新讯息；从台湾带回来的游戏我们先玩，打通关了写一个评估报告；别的部门做的项目，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提一些意见，打回去重做。天底下有这么幸福的工作吗？不幸就让我撞上了。
于是我得以在打游戏和看黄色图片方面继续精进，当时玩的游戏基本上是国际同步的，因为太多，所以嘴比较挑，太没品位的压根不上眼，事实证明，但凡被我宠幸过作品如今都已经成了经典，比如最早的即时战略游戏《命令与征服（C&C）》、《魔兽争霸》，第一视角射击游戏《毁灭战士（DOOM）》，模拟类的《城市》，策略类的《帝国时代》、《三国志》，解迷类的《神秘岛（MYST）》，动作射击类的《古墓丽影》等等。看图片也升级到了Inter，当时是96、97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网站，我们看的全都是国外的，那会儿民风淳朴，图片网站都是免费的，不像现在，是个网站都憋着算计你，唯一缺点就是速度慢，在等着打开图片的功夫，大可以下楼洗个澡，再和隔壁部门的姑娘调会儿情。
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也拆电脑，装电脑，从286一直拆到586，生生把我锻炼成了一个电脑高手，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定位成IT界最懂音乐的人，和音乐界最懂电脑的人。
两年以后，我转做游戏企划和音乐制作，我的理想就是做中国最牛比的游戏企划，我做了好几个继往开来革命性的案子，如果能做出来，中国游戏业将和国际先进水平突然拉近十年。结果是领导对我不屑一顾，技术部门说不可能实现，美工倒是支持我，不过要求追加一大笔投资。悲哀呀，中华民族第二个赶上主流世界的机会就这样被断送了。咦，为什么是第二个？也许就像一位兄弟说的：你的想法什么都好，就是超前了五年。
五年以后，我已经不玩游戏，非要玩的话，也就是翻扑克牌、打麻将，新技术日新月异得飞快，我不太赶得上，到底是隔行如隔山，只是仗着一些老底子，经常腆着脸冒充IT前辈和电脑大师。
去年底，我的朋友金银财宝拍了一部DV艺术短片叫《一样的一样的》，他拿着硬盘去配音乐，结果人家的电脑系统是win98，和他的win2000不兼容，我正好在边上，作为大师当然责无旁贷地上去伸了一下手，于是他的硬盘就再也找不到了。金银财宝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拯救数据，并重新剪辑，但因为他的短片太艺术，既没有剧本也没有场记，所以剪完以后，发现和第一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于是他把片子命名为《一样的一样的2》。而此时已经错过了奥斯卡、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的档期。
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win2000以后的系统都不要碰。为此，我正式决定淡出IT业，尽管我曾经是如此爱它。
我被革命撞了一下腰
对于一个曾经的共青团员来说，在一部意大利电影《咪咪的诱惑》里突然看见了毛主席的画像真是令人兴奋的事，那感觉仿佛突然被革命撞了一下腰。
关于信仰的最早记忆大概是4，5岁，有一天我和一个小朋友偶然间在角落里看见一个破碎的毛主席瓷器像章，这让我们非常惶恐，脑子里很快就闪现出“反革命、特务”之类的字眼，为了避免被别人误会，我们相约谁都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那时候已经非常具有政治头脑了。
申明一点，我不能确切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共青团员，因为在我参加入团宣誓那天，恰好要进行一项考试，所以没有宣过誓。上高中的时候转档案，团委书记告诉我根本没有我的入团纪录，所以我很可能不是团员，为了不给我退回误交两年的团费，书记给我开了一份证明材料了事。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很激进，共同组织了学党章小组，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以为烈士扫墓为名去公园，在售票处，有人自作聪明地问，我们是学校组织给烈士扫墓的，还用买票吗？大姐说，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别想蒙我。学党章第五小组的组长在烈士纪念碑前念悼词，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人民英雄，还是永垂不朽的嘛！”这位同学后来应该做了领导，经常在有关场合用相同的语气发表演说，比如，“我们的妇女工作，还是姹紫嫣红的嘛！”“我们的麻将棋牌运动，还是欣欣向荣的嘛！”
毕业以后，我彻底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我的工作单位是台资的，整个公司近300人只有一个党员，不排除偶尔有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在一个惊蛰的春季，劳资双方发生了利益纠纷，于是有好事者站出来呼吁组织工会，大家通过EMAIL进行了热火朝天的贴大字报和串联运动。并且从上海分公司传来消息，当地员工已经组织了罢工。这让北方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压力，一般来说，上海人一向是因为小家子气和没出息被北方人瞧不起的，没有理由我们还没罢工让他们抢了先。
我是其中的激进份子，在那个寂寞而骚动的年纪，我为如此接近革命而自豪。我贴的大字报犀利、深入而且雅俗共赏，很快就在群众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每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些美女在旁边指指点点，还有什么比美女的青睐更能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呢。
这气氛让老板很紧张，连忙找激进份子谈话；安抚坚定的保守派，实施内部分化；通过各部门领导向捣蛋份子施加压力；副董事长特地从台湾飞过来，发表了主题为“我也曾经是穷人，咱们都是一伙的”著名演讲。最后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资方做了让步，允许组织福利委员会，并承诺在方便的时候成立工会，福委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拔河、游泳和看电影。
令人泄气的是，在全民投票选举福委会委员的时候，我以极低的得票率被踢出局。后来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的部门是做质量评估的，这是一个最容易得罪人的工作，比如，我恶毒攻击开发一部做的产品是垃圾；给开发二部挑出几个致命的bug，导致该项目被cancel；开发三部的课长是原来那个垃圾产品的主创人员；开发四部的梦中情人乐此不疲地和我打情骂俏。唯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美女对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因为我觉得你不需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天哪，她一定是爱上我了，我想。
在这个惊蛰的春天，我把《咪咪的诱惑》当革命喜剧来看，钢铁工人咪咪和我们每一个不太坚定的革命者一样，随着革命的洪流起过哄，利用革命的便利条件勾引进步女青年，在资本家的高压下腐化变质、堕落消沉。影片最好玩的地方是咪咪为了报复勾引他妻子的警官，而去勾引警官的妻子，他的成功却是噩梦的开始，因为那个女人的模样绝对让每个男人都阳痿。
记得米兰昆德拉的《玩笑》里有过类似的情节，所有的一切激情最终被消解为悲怆的玩笑，我们只是被革命撞了一下腰而已，不过有的人撞得比较重罢了。
生命不可承受之进步
在顾影自怜的时候，我把自己定义成弱势群体，在一个需要暂住证的城市仓皇流窜，出远门挤公共汽车，出近门骑没有牌照的二手自行车，而且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永远落后在科技进步后面，人家配BP机了我还得让胡同口的大妈喊一声，人家用手机的时候我带个BP机穷人诈富，现在我的手机型号还很老土，没有彩信，也不能拍照，MP3都听不了。
我曾经是科技进步的狂热拥趸者，并矢志生命不息，进步不止。小时候我憧憬2000年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家里会有一个机器人，负责洗衣服做饭擦地板，后来我看了一部外国电影《未来世界》，里面说机器人特别怕水，被水一淋就冒烟歇菜了，这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那就意味着即使实现了现代化，我还得撅着屁股在搓板上洗衣服，做饭的时候我得先帮它淘米洗菜，擦地板我得给它先涮好墩布，靠，我的地位启不是比机器还低。电话基本不在我的科技视线里的，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我们镇子太小，有事儿喊一声大家都知道了。如果非要通讯工具，我希望每个人都配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够高科技吧。
我的第一个BP机是工作第二年买的，数字的，作为中国第一批从事软件开发的高科技人员，我有足够的专业素质记住一堆数字组合代表什么意思，就像我的一些同事喜欢用Dos而拒绝Windows，多专业啊。每天八点我在楼下的煎饼摊排队买煎饼，BP机就会识时务地响起，我在一帮少女和大妈的侧目下从腰间很帅地掏出BP机，嗯，今天果然是晴间多云。领先了不过三个月，有一次我搬家，突然呼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不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人掏出一个和我型号一样呼机看了一眼，然后对另一个工人说，“我这个兄弟一直想请我做他的一家连锁企业，我心里很挣扎……”另一个回答，“是呀，
零售业没得做，科技含量太低，完全没有进入壁垒。”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后来我在北京搞音乐，从此再也没跟上时代的步伐。当我的同学筹备买房买车的时候，我拥有了第一个手机，是CDMA的，贪图通话费便宜，出于艺术家的尊严，我的说辞是这样的，CDMA是下一代手机，绿色环保，信号好。如果我的手机争气，再坚持一年半载，我没准能赶上“换了世纪换手机”的时尚，但是它却半道撒手离我而去了。等人家开始炒作“绿色科技”概念的时候，我换了一个法国版绿颜色的手机，这种手机非常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