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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真心的，我想啊，不是我她不是要改嫁吗？改嫁了不也跟别的男人这个吗？不觉得是罪恶。可是，这么一折腾，我的冲动反而消退了，愧疚取代了欲望，毕竟她是我的弟媳。我用左手打了一下右手，又用右手打了一下左手。她挽起头发、身穿睡衣从洗澡间出来，我夹起公文包真的要走了。
是我这个人走了，还是连事业编制也跟着走了？对这一点，我估计她没有把握，也不便问。但是她知道，要稳操胜券只有把事情做了。对于男人需要什么，女人赋有天生的敏感，这种敏感有助于她们在关键时刻做出果断的决定。
她主动从背后抱住了我，说出的话却好像是被迫的：“这样不好。我怕死了。我从没有跟别的男人有过。有人进来怎么办？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男欢女爱好比防洪堤坝，一旦决口就势不可挡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去，身体却往你家走了，我的意志管不住身体。我陷入了温柔美梦不能自拔，直到有一天我摸到她的肚皮微微隆起，才惊出一头冷汗。美梦破灭了。
第二章：仇恨（17）
堕胎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没有单位证明医院是不能做堕胎手术的；单位开证明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说清楚谁是腹中胎的来历单位绝不会开证明；说清楚不是问题，问题是一旦说了，我们方家的脸面、我的公职、你妈的事业编制就将一笔勾销。我想来想去，想了个一箭双雕的办法。不是我要陷害陶传清，实在是气不过。你知道吗，当时提拔副校长考核了我和陶传清俩人，为什么上的是他不是我呢？还不是他整天在谭校长面前甜言蜜语。我跟你妈说：
“陶传清去省委党校学习了，就说他干的。清退名单是他开的知道吗，扳倒他你不就留下来啦？”
你妈是个本份人，下不了嫁祸于人的决心。她说，“这可是作孽啊，毁陶校长一辈子清白，死后要千刀万剐下油锅的。”
我也不懂哪来的蛮劲，突然冲进厨房，操起菜刀就要往自己的脖子上抹。你妈眼明手快，抱住我的手臂。菜刀落地，我一屁股坐在煤灰上，哭得比女人还伤心。你妈被我哭动心了，就这样，我们扳倒了陶传清。
只是有一件事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今天讲出来，或许对你有一点帮助。在妇产科的手术台上，你妈向医生提了个古怪的要求，她要把托盘里肉瘤似的死胎带走。医生嘀咕了一句什么，因为戴口罩你妈没听清楚，总之是没答应。你妈扯住医生白大褂的下摆，哀求说：
“我是被强奸的，医生，留住这东西就是物证，口说无凭呐。”
医生不说话了，他血淋淋的塑胶手套还没摘下来，顺手将那一团肉装进塑料袋，塞进床头柜里。
我去办出院手术时，护士亲口告诉我的。
获知真相后，我不是惊讶，而是害怕。我心中有数，只有在这场金钱游戏中继续玩下去，人生的流水才能往前，至于结果是福是祸、是辉煌还是毁灭，那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这，就是我感到害怕的原因。
倒是大伯的“百思不得其解”勾起了我一段温馨的回忆：母亲出院那天，站在水池边清洗一个看上去像小兔子的东西，由于专心致志，我放学回家靠在旁边偷看，她也没有察觉。那东西泡在一盆血水里沉浮翻转，发现儿子就站在身边，母亲干脆托在手上给我看：
“你看它像谁？”
我左右端详，惊奇地说，“像我的照片，刚出生那张。”
“它不像你，”母亲认真地纠正我，“它像你堂哥。”
“那它是人吗？”
“它不是人，它是一颗炸弹，专门用来对付你大伯的。”
我想起来，我妈像腌制板鸭那样精心处理“炸弹”，先洗干净、涂上盐，再装在簸箕里曝晒。晒完上盐，上盐再晒，直到墨鱼那样干枯，她才用塑料纸一层又一层地细心包好，压在皮箱的最底层。
此时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如果大伯没有兑现事业编制，我妈将以它为杀手锏，置他于死地。
14、翻案
桃源客家人以热情、爽快、好客著称，以会喝酒为荣。桃源人经营米酒业有相当长的历史，数百年不衰。桃源人喜欢打平伙，就是几个朋友凑在一起打牙祭。古时候的酒店为这些悠闲的男人备有小锅灶，可以在酒店里煮食。不但柴火不要钱，还倒贴油盐酱醋，只要求在店里买酒。不光是有钱人喜欢打平伙，普通农民早上起来也常常邀上三五个哥们儿，买些肉啊、豆腐啊、粉干啊等等便宜货，一人半壶酒，吃饱后才去下田。吃完没钱不要紧，买酒可以赊账，到秋季糯谷收成，挑一两担给老板，就一年到尾都有得吃。在家里，除了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扫墓祭祖和桃花会也要大量用酒，因此，在桃源农村，几乎家家种桃、户户酿酒，酿酒的齐全设备和娴熟技巧都是代代相传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比北方人包水饺还要深入人心。
祖祠一般都有田产，一年到头有不少开销，如正月祭祀、春秋扫墓、祖宗生日、收租、晒谷、粜谷、算账、看田、打醮等等，喝酒的机会很多，反正是吃祖宗的，大家放开肚皮猛喝。还有一些管公堂的人，自己开酒店，祖祠要用酒的时候就在他店里买。
第二章：仇恨（18）
米酒的种类以前分生酒、老酒、降黄。生酒较便宜，降黄稍贵。以后只有老酒和降黄，可以一样买一半，随心所欲。店里的酒架上多用红纸写着“竹叶青”、“状元红”、“杜康遗风”等字样。
米酒的原料是糯米，本地出产糯米不多，主要是由米贩子从外地运来，逢墟天分卖给各酒店。直到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对烟酒实行专卖制度后，这些酒店才陆续倒闭。随着桃花会的恢复，桃源的酿酒业真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如今，在桃源街头虽然也有老酒、黄酒出售，但大量的是经营商品酒，为数不多的米酒只能供应饮食店。家庭酿造的酒娘纯粹自给自足，像自制的臭豆腐，满足一下口腹之欲。
水蜜桃与酒娘是桃源的两大特产，闻名遐尔的桃源酒娘喝起来醇香顺口，但非常上脑，第一次莅临桃源的人往往不明就里，三碗五碗就被撂倒了，以至于忘了自己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桃源市的餐饮业欣欣向荣，所谓的美食一条街其实就是酒馆一条街。他们喝酒的规矩纷繁复杂、名目层出不穷，不喝办不成事，不醉不算喝酒。文化馆的张思发甚至在《桃源文史资料》上发表文章说，“在强悍的客家人内心，一定有一块干涸的土地在龟裂，需要用酒来浇灌它。”
由白达牵线搭桥，我终于请到法院刑事庭的一窝人，不等白达把话说完，庭长就举起酒杯夺过话头：
“这顿酒算是白喝了，陶传清的案子根本就没有开庭审理，调档复查翻案从何谈起？这件事八竿子打不着法院，知道吗？不是我说你白达，你也算是吃政法这碗饭的，怎么连这点儿常识都不懂？”
我的原计划是吃完饭每人发一条红狼烟，庭长坚决不伸手，说是“无功不受禄”，庭长不肯接，别人就不敢要了。
既然八竿子打不着法院，那就先打公安局一竿子再说。蒋雄身兼110大队长、城区派出所所长，人称“老虎雄”，一见就令人脊梁骨发凉，又不明白他凶在哪里。跟我握手时，老虎雄其实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但我打了个寒战，因为老虎雄的眉宇间有一股阴鸷的杀气，说话时整个前额的头皮都在跳动。
没想老虎雄带来的那帮人七嘴八舌，说虽然是公安办的案子，但处理陶传清的却是纪检会，解铃还需系铃人。老虎雄一语定调，“找纪检会撤销处分不就万事大吉了？”
纪检会就不那么好说话了。首先书记是找不到的，纪检书记由市委一个副书记兼，他还兼政法委书记，市委、纪检会、政法委都设有他的办公室，要找到他，比猎人找到狡猾的狐狸还难。我们去市委找他，秘书说他在纪检会；我们去纪检会找他，办公室主任说在政法委；我们去政法委找他，一个正在打字的姑娘说他在市委。
“他到底在哪里呢？”
白达自顾大笑一通，然后说，“一般来说，他哪里都不在，在水库大坝上钓鱼。我以前还不信这个传闻，现在看来不是传闻。”
我知道书记的外号叫“彪叔”，曾几何时，白达托了几重关系都没有机会陪彪叔钓上一钩。
这样，纪检会的日常工作就由一位姓马的副书记主持。马书记虽然是女人，却天生一张男人霸道的尖脸，不怒自威。白达把陶传清的冤案汇报得抑扬顿挫、跌宕起伏。
马书记端出学习“内部传达”文件才有的架势翻阅《海峡日报》，等白达把话说完，才瞟一眼桌角的那张批复，只一眼，她就得出了结论：
“这是批复件，批复件要翻案，还得由原来的请示单位打报告。就这样吧。”
我们走出市委大院，站在街心花园坏死的喷水池边，心情比池里的臭水还要糟。这时老板阿强又来电话催着送气，白达说话就急了。
“这种出土女人也有老公，怪不得世界上只有剩男没有剩女。我靠，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师专。绕回师专有个鸟用，他们一定会提出要公安部门的证据。”
“你不就公安吗？”
第二章：仇恨（19）
“好了，别挖苦我这个站大岗的啦。那帮搞预审的哥儿们不是说了吗，叫我们去找系铃的纪检会。”
“我们是玻璃杯里的苍蝇，有光明没前途。”
“猪脑了不是？火到猪头烂，钱到事情办。还要我教？”
我真有些糊涂了，“那女人满脸的原则，不像个要钱的贪官。”
“谁像要钱的？”白达四处张望，压低声调说，“我打听过了，她自己不收钱，钱要夹在廉价的礼物里交给在她家做保姆的姑姑，保姆也不跟她说。她的理论根据是，自己知道的事情一定会说出去；要保密，除非自己不知道。哪天东窗事发，打死她也招不出自己的受贿事实；保姆也无从招起，因为她谁也不认识。”
见我不理解的样子，白达显得更专业，“怎么样，独臂乞丐，有一手吧。我问你，她怎么知道该为谁办事呢？告诉你，据说是看姑姑对客人的态度。”
马书记一直住在丈夫祖上遗留下来的旧院，路灯形同虚设，我载怀抱米粉的白达在小巷里弄东弯西拐，几次差点蹭破手皮。马书记家的大厅古朴整洁，天井中种有石榴和兰花，一眼看上去，是文人雅士的幽静居所，打死也跟贪污腐败挂不上钩。马书记身穿碎花布衣，见是我们俩，脸上也有了笑意，添加了女性的妩媚。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女人腰系围裙，抬出新洗的茶具，熟练地烫杯、冲茶叶。马书记接过开水壶说：
“我来吧姑姑，你去洗点水果。”
听马书记叫她姑姑，我立即将白达手上的米粉交给老女人。客厅里的三人专心喝茶并无废话，有什么好说的呢，夹在米粉里的两万块钱够老女人数上一阵子的，答案不出来马书记就没有态度，马书记没有态度一切都无从谈起。
老女人端一盘黄花梨再次出现在客厅的时候，我和白达仿佛是她经年不见的外孙，颤颤巍巍地削好两个梨，硬塞到我们手里，还念念叨叨非得煮夜宵，扬言要把珍藏多时的带芽莲子拿出来。
“姑姑你回房看电视吧，他们才不稀罕你的莲子羹。”马书记心里有底了，说话单刀直入，“小白啊，还有小什么？对，小方。我有个快捷的办法，特事特办嘛。你们想办法找一个站得住脚的证据，证明陶传清没有强奸，我们纪检会就可以重新发文，推翻双开除的批复。”
我傻眼了，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深谙游戏规则的白达领会了马书记的意思，千恩万谢，拉起我就出来了。摩托车上，白达附在我耳边兴奋地说：
“现在可以绕开单位自己找证据，马书记给了我们天大的面子。”
说到证据，我首先想到方礼金所说的死胎，问题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它还在吗？在哪里？
找！
闩好门，拉亮所有的灯，我从踏凳到神龛、从灶头到衣橱、从废弃的皮鞋到束之高阁的花种袋，总之，容积超过一只老鼠的每个角落都在搜查之列。然而，天亮了、鸟叫了、人累了，所要的东西仍然无影无踪，黔驴技穷的我抱住母亲做嫁妆的皮箱发呆。皮箱是我搜查的重点，一双绣花鞋、一条丝头巾、一个胭脂盒、一把牛角梳，以及父亲的退伍军人证书、初中毕业证书，这些我妈视为至宝的珍藏品，现在一件一件地陈列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
疲惫地靠在我妈开始散发霉味的床头，愤愤地盯住它们，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