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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星期一早上，当拉腊驾车朝建筑工地驶去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霎时她明白是什么使她感到异常了，原来是一片寂静——工地上听不到汽锤和钻头的声音。当她驰入工地后，眼前的情景令她难以置信：工人们正收拾设备和工具纷纷离去。一名工长在打点着自己的行装，拉腊匆匆赶上前去。
“怎么回事？”拉腊质问，“现在才7点钟呀。”
“我正在撤走我的人。”
“你说什么？”
“工人中间爆发了不满，卡梅伦小姐。”
“什么不满？”
“您是不是打了一名工人耳光？”
“什么？”她早已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哦，是的。他活该，我解雇了他。”
“市政府给您发了随便打雇员耳光的执照吗？”
“等一等，”拉腊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他掉下一把扳钳，险些砸死我。我想我当时是气坏了。我很抱歉，但我不愿意再让他回来。”
“他不会回来了，”工长说，“我们的人谁也不会回来了。”
拉腊盯住他，〃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的工会可不认为这是个玩笑。”工长告诉她，“他们已下令要我们撤走，我们正在执行命令。”
“可你们是签了合同的。”
“是您破坏了合同，”工长对她说，“如果您有什么不满，请找我们的工会交涉。”
他动身要走。
“请等一下，我已经说过我感到抱歉。我看这样办吧。我……我愿意向那人道歉，他可以复职。”
“卡梅伦小姐，我认为您还是没有领会问题的实质。他不想再回来干活了，我们有干不完的活，这是座繁忙的城市。我还要告诉您另外一点，女士。我们都是大忙人，犯不着让老板到处扇我们的耳光。”
拉腊僵立不动，目送他离去。眼前发生的事情，好似飞来横祸、半夜噩梦。
她急忙奔回办公室，打算把消息告诉凯勒。
未等她开口，他就说，“我知道了，我一直在给工会打电话。”
“他们怎么说？”拉腊急切地问。
“他们说下个月召开听证会。”
拉腊面色如土，“下个月！我们只剩下60天的期限了。”
“我对他们也说了。”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这不关他们的事。”
拉腊瘫在长沙发椅里，“哦，天哪！我们怎么办？”
“我不知道。”
“也许我们可以说服银行……”她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我怕也是不行。”忽然她眼前一亮，“我有办法了，我们去另外雇一家建筑公司……”
“拉腊，现在没有一名建筑工会的工人敢碰一下我们的大楼。”
“我还不如杀了那个杂种。”
“是的，也许那样情况还好点。”凯勒干巴巴地说。
拉腊站起身，开始来回踱步。“我们可以请萨姆·戈斯登出面……”她忽然记起来了，“不行，我上周解雇了他。”
“为什么？”
“别管他。”
凯勒绞尽脑汁地在思考，“也许我们应该求助于一位有影响的劳工纠纷律师……那种有权有势的人。”
“这主意好。得找那种速战速决的人。你有认识的吗？”
“没有。不过萨姆·戈斯登在一次会议上提起过一个人。那人姓马丁，叫保罗·马丁。”
“是个什么人？”
“我不清楚。不过当时我们是在讨论有关工会的问题，萨姆就提起了他的名字。”
“知道他在哪个公司吗？”
“也不知道。”
拉腊按蜂音器，叫来了秘书，“凯西，在曼哈顿有一个名叫保罗·马丁的律师，你给我查明他的地址。”
凯勒说，“为什么不先查他的电话号码，和他预约一下？”
“没时间了，情况不允许我们慢条斯理地等人家约见。我今天就去见他。如果他能帮助我们，那最好。如果他不能，我们还得另想办法。”
但是拉腊心里很清楚：不会另有办法了。
第十二章
保罗·马丁的办公室位于华尔街一幢写字楼的第25层上。门上的牌子给人以冷若冰霜的感觉：保罗·马丁，法律代理人。
拉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接待室比她预想的要小，室内摆着一张疤痕累累的办公桌，桌后坐了一位浅发女秘书。
“早上好，您有什么事？”
“我来见马丁先生。”拉腊说。
“他说好要见您的吗？”
“是的，说好的。”拉腊没有时间去多费口舌。。
“请问尊姓？”
“卡梅伦。拉腊·卡梅伦。”
那秘书以一种不为所惑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请稍候，我去问一问马丁先生能否见您。”她从桌后站起身，向里间走去。
他一定得见我，拉腊心想。
一会儿，秘书出来了。“请吧，马丁先生同意见您。”
拉腊掩饰住内心的宽慰，“谢谢您。”
她走进里间，这是一间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办公室，有一张办公桌、两张长沙发椅、一张咖啡桌和几把椅子。一点儿不像有权有势的地方，拉腊寻思。坐在办公桌后的男子看上去有65岁以上，面孔轮廓分明，鹰钩鼻，一头好似鬃毛般的银发。在他的身上有一股粗犷有力、富于野性的生命活力。他穿一套双胸针灰色条纹的老式西服和一件窄领自衬衫，说话声音顿挫低沉，有一种威严感。
“您对我的秘书说我约见了您？”
“很抱歉，”拉腊说，“我非得见您不可，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
“坐下，小姐芳名？”
“卡梅伦。拉腊·卡梅伦。”她在椅子上坐下。
“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拉腊又深深吸了一口气。“我遇上了一点麻烦，”一幢尚未竣工、还只是个框架的24层钢筋水泥大楼被人遗弃在那里，“是关于一幢建筑的。”
“怎么了？”
“我是个房地产开发商，马丁先生。我正在曼哈顿东区建造一幢写字楼，眼下与工会发生了纠纷。”
他听着，一言不发。
拉腊加快了说话速度。“昨天我发脾气打了一名工人耳光，结果工会号召工人罢工了。”
他困惑不解地打量着她，“卡梅伦小姐，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我听说您能够帮助我。”
“恐怕您听错了。我是一名法人律师，不介入建筑行业，也不与工会打交道。”
拉腊心中一沉，“哦，我本以为……您就一点也帮不上忙吗？”
他将手心按在桌面上，似乎要站起来，“我可以给您几条忠告。去找一位劳工律师帮忙，让他到法院起诉工会……”
“可是来不及了，银行给我的贷款快到截止期限了。我……那第二条忠告是什么？”
“退出房地产行业，”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的胸前，“您不具备驾驭它的条件。”
“什么？”
“那不是女人呆的地方。”
“那么女人该去什么地方？”拉腊气愤地质问道，“光着脚丫，怀孕，整天缩在厨房里？”
“差不多就是这类事儿吧。”
拉腊站起身来，极力克制着自己，“您想必是从恐龙时代刚过来的人吧？您大概还没有听说过吧：现在妇女解放了。”
保罗·马丁摇晃着脑袋，“不，只不过瞎起哄罢了。”
“再见，马丁先生。很抱歉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
拉腊掉头大步流星地出了办公室，砰的关上了身后的门。她在走廊里停下脚步，深深呼吸着。到这儿来是个错误，她想。我将多年辛勤奋斗挣下的家业孤注一掷，如今穷途末路，就要毁于一旦。我已经走投无路，山穷水尽了。
一切都结束了。
拉腊在雨中走过一条又一条阴冷的大街，丝毫感觉不到料峭扑面的寒风，也知觉不到周围的一切，心里充满了大难临头的恐惧。霍华德·凯勒的话在她的耳畔响起，你盖起一座又一座大楼，靠借钱支撑着它们。这就像一座金字塔，一旦你有个闪失，这座金宇塔就会轰然倒坍。现在，这话应验了。芝加哥的银行将吊销她在那里的财产赎取权，她在纽约这项工程上的所有投资将丧失殆尽，她将不得不全部从头开始。可怜的霍华德，她想，他相信了我的梦想，而我却使他失望。
雨住了，天空逐渐转晴，一轮黯然失色的旭日从云层中挣扎着露出脸来。她这才陡然意识到，现在已是黎明时分，她在大街上奔走了整整一夜。她这才四处张望，辨认自己在什么地方。她发现自己离那个倒霉的建筑工地只有两街区之遥，去看它最后一眼吧，拉腊听天由命地想。
在距离工地足有一街区之远的地方，她听到了那里传来的声响。那是机钻和汽锤发出的声音，是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声。拉腊站住倾听了一会，然后拔腿向工地跑去。当她跑到工地时，却僵立不动了，眼前的情景使她呆如木鸡。
所有的工人都在工地上，卖力地干着活。
那个工长笑嘻嘻地迎上前，“早晨好，卡梅伦小姐。”
拉腊半天才说出话来，“这……这是怎么回事？你……你不是把人都撤走了吗？”
他一脸顺从恭敬的神色，“这是一次小小的误会，卡梅伦小姐。布鲁诺掉下的那把扳钳差点送了您的命。”
“可他……”拉腊把话又咽了回去。
“别担心，我已经把他开除了，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您尽可以高枕无忧，我们一定按期竣工。”
拉腊仿佛置身梦境。她站在那里，注视着大楼脚手架上密密麻麻的工人，心里想道，一切又失而复得了。保罗·马丁。
拉腊一回到办公室就给他打电话，他的秘书说：“对不起，马丁先生没有空。”
“你能转告他，请他给我回个电话吗？”拉腊把自己的号码告诉了对方。
直到下午3点钟，马丁仍未来电话。她又打电话给他。
“对不起，马丁先生现在不空。”
他过后仍未给她回电话。
5点钟时，拉腊径直来到了保罗·马丁的办公室。
她对那位浅发女秘书说：“请通报马丁先生，拉腊·卡梅伦来见他。”
那秘书显出没有把握的样子，“这个，我……请等一下。”她走进里间办公室，过了一会出来了，“请进吧。”
拉腊走进屋时，保罗·马丁抬起头望着她。
“喔，卡梅伦小姐？”他声音冷淡，既不热情，也不敌视，“你有什么事吗？”
“我来谢您。”
“谢我什么？”
“谢您……谢您通融了工会那边的关系。”
他皱起了眉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今天清晨，所有的工人都回去干活了。一切就像奇迹一样，大楼又能够按期竣工了。”
“喔，那么恭喜你。”
“我将乐于支付您的费用，如果您开一张帐单……”
“卡梅伦小姐，我想你一定是弄错了。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了，我替你高兴，但是这件事跟我无关。”
拉腊注视着他，良久，她说：“好吧。我……我很抱歉打扰了您。”
“没关系。”他目送她出了办公室。
一会儿功夫，他的秘书进来了，“卡梅伦小姐给您留下一个包裹，马丁先生。”
这是一个不大的盒子，上面扎着鲜艳的缎带。他好奇地打开了它，里面是一尊全副戎装、虎视眈眈的银质骑士雕像。一个道歉？她叫我什么来着？恐龙？他祖父的话音至今言犹在耳：那是个你死我活的年代，保罗。年轻一代决定夺取黑手党的党魁地位，清除那班留着唇髭的老古董们，他们都是些死不进化的恐龙。这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残杀，然而他们成功了。
这一切已经那么遥远了，发生在一个古老的国度，在西西里岛。
第十三章
1979年，西西里，吉比利那
马丁尼家族在吉比利那这个西西里岛的小村落里是外来户，被看作是异乡人。吉比利那村是一片荒芜贫瘠的不毛之地，终年暴露在酷热无情的烈日下，像一幅悲观主义流派画家笔下的风景画。在这个大部分土地都归征税人——富有的大地主们——拥有的岛上，马丁尼一家买了一小块农田，自己煞费苦心地经营着。
有一天，一个狗腿子来到朱塞皮·马丁尼的家里。
“你的这个小农庄，”他说，“土质太坚硬了，根本不适宜种植橄榄和葡萄，你也没法过上像样一点的日子。”
“用不着为我操心，”马丁尼说，“我种了一辈子田。”
“我们都在为你担心，”那人不理会他，“唐·维托有几块好地，他愿意租给你。”
“我清楚唐·维托的好意和好地，”朱塞皮·马丁尼嗤之以鼻地说，“要是我做了他的分益佃农，他就要拿走3/4的收成，我还要向他缴纳100％的种子利息。我会一年忙到头，最后落得个两手空空，就像跟他做交易的其他傻瓜的下场一样。告诉他，我不干，谢谢你啦。”
“你这样做就铸下大错了，先生。这是个无法无天的国家，随时都会遇上飞来的横祸。”
“你是在威胁我吗？”
“当然不是，先生。我只是提醒你……”
“滚出我的农庄！”朱塞皮·马丁尼说。
这名监工盯着他看了半晌，然后悲哀地摇了摇头，“你是个不识时务的人。”
朱塞皮·马丁尼的小儿子伊沃问：“那人是谁，爹？”
“一个大地主的狗腿子。”
“我不喜欢这家伙，，儿子说。
“我也不喜欢，伊沃。”
第二天夜里，朱塞皮·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