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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蛰这个人，极端蔑视礼教，就被逼疯了。罗水泊说得激动了，又站起来踱来踱去，还往夜色迷蒙中的塞纳河里丢了一颗石头。他长长叹息一声又说：“可是，我们还是爱我们的民族！挚热地爱它。这不仅仅因为我生在中国土地上，长在中国土地上，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血肉相依！还有，正是因为这样，历史放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才特别沉重，我们又必须挑起它！”罗水泊讲到这一句话，用力地挥舞着拳头，差点儿没打着我的鼻子，哈！
啊，啊……
一九四九年底，我俩离开了法国，先去了瑞士，又到波兰，经由苏联回到了祖国。
我俩并不怎么喜欢巴黎。这个城市的妩媚不减当年，香榭丽舍大街整洁、静谧，沿街到处是草坪和鲜花。巴黎虽然也经历了战火，常见到一些房屋废墟，可主要建筑物还保存完好，大、小皇宫、拿破仑墓、凯旋门，还有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我们常常去游玩。我俩还跟几个中国留学生去过一趟柏林，是搭乘美军的军车去的。柏林可是满目疮痍了，到处都是破烂的瓦砾堆，几乎见不到什么高大建筑物了。但是，我俩却感觉到战后的巴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颓唐和萎靡的气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贝当政府腐败无能，战争爆发不到六星期就兵败如山倒，投降了纳粹德国，强大的法兰西帝国一下子崩溃，沦为德国傀儡国。这种历史耻辱深深刺痛了法兰西民族的自尊心，再加上战后的经济不景气，政治局面一片混乱，也更使人丧气。在巴黎，数千人的示威游行天天不断，老百姓人们忍饥挨饿，衣衫褴褛，最注重服装仪表的法国人竟然穿着木板拖鞋上街，由于没有皮革制鞋！
巴黎的气候很奇怪，刚才还是金色阳光照耀着，一会儿又是乌云遮日，下起霏霏细雨。法国人没有打伞的，他们悠然自得在雨里走，干自个儿该干的事。我俩呢，在街上蹈跳着，钻进一家小酒馆，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秃顶老头儿站在柜台前。我俩每人要一杯苦艾酒，坐下慢慢啜着酒，瞧着窗外湿漉漉电线上淌下的水滴，只是怔怔望着，一句话不说，滋味儿是很闲适的。
兀地，闯进一个歪戴船形军帽的美国大兵，冲我俩挥手打个招呼，吊儿郎当地坐下。秃顶老板顿时忙活起来。端来了啤酒和苹果馅饼之类的吃食。美国大兵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喝着啤酒，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瘦削的法国姑娘，脸色苍白，很年轻，用手轻轻拢着淋湿的金发。她走到那个美国兵跟前，问他要香烟。很快，两个人就傍在一起了。姑娘讲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美国兵说着词序混乱的法文，两人又呱呱笑着。又一会儿，那个法国姑娘被美国兵搂到怀里，他旁若无人伸出一只手在她的蓝色衬衫里任意摸索着，她咯咯地笑出声，好像一口水噎在喉咙里。
我和水泊尴尬地对望一眼，准备起身出去。
我俩刚站起来，美国兵和法国姑娘也互相搂着跌跌撞撞走出小酒馆。临走时，美国兵丢了两张美钞在桌上，向秃顶老板打个响指。
我俩跟秃顶老板结账时，水泊却忍不住说了一句：“唉，你们的姑娘……怎么能这样！”
水泊常常是这样，很天真。但是，这句话实在不该说的。由于文化因素不同，东方人与西方人有一层很深的隔膜，我们当然不应该用自己的道德观去随便批评人家。我赶紧拉了一下他的袖子，他大约也觉出了，脸涨红了。
那位秃顶老板却很冷漠地瞥我俩一眼，问：“你们是日本人？”
“哦，我们是中国人。”
“你们尝过饥饿的滋味儿吗？”
我们俩没有回答，只是窘迫地笑一笑，付了钱，就赶快走出小酒馆了。水泊引出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他自己也觉得可笑。我们都是从穷困的中国出来的，当然都尝过饥饿的滋味儿。症结却并不在这儿，我们企图用中国的道德观去说服法国姑娘吗？告诉她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才叫逗乐呢。
我俩能到欧洲留学，完全是偶然机遇所致。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都学法语，也略通英文。忽然，一纸征调令下来，让我们去给美军顾问团当翻译。我们内心很兴奋，巴不得为国效劳呢。天天捧起一部汉英词典，拼命补习英文。当时，一些高年级同学已被征调到孙立人部的美军顾问团里，随军进入印度了。应征那天晚上，宿舍中聚集几个同学，喝一瓶白酒，吃着花生米，卤牛肚等，又点燃一支蜡烛，天南海北聊着，还唱了《满江红》。我们明白自己是翻译，打仗的机会挺少，却仍然渴望上前线，能端起刺刀战斗。其实，我俩随着美军顾问当翻译一年多，根本没有到最前线去过。倒是沾了那些美国人的光，吃了不少牛肉罐头和巧克力。在桂林附近，遇到几次日军飞机轰炸，炸伤了水泊骑的一匹马。与我们在一起的美军上校纳特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伯克利大学研究古汉文的教授，说话常常用古文句式：“君知否？”“余心甚慰”。我们有时也一下子听不懂他那怪腔怪调的古文呢。不过，纳特的法文也很流利，我们更多是用法文交流。平时有大量空余时间，纳特对中国诸子百家中墨子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水泊是世家子弟，几代相传的书香门第，国学根抵也很深，纳特与水泊很投机。抗战胜利后，纳特要回国了，一天晚上，来找我俩，说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在巴黎大学当教授，也是研究东方文化，写信来要他推荐两人去当助教，问我们干不干？还说，去法国的路费都不用我俩掏，就要我俩办好出入境手续和护照。过些日子，恰有一架美军飞机去巴黎，他拜托一位朋友，诡称我们有公事去欧洲即可。这真是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我俩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就赶紧做各种准备，护照与入境签证都是纳特帮忙迅速办好的，我们只是准备一些衣物，匆匆登上飞机。本来，我和水泊都想回一趟老家，拜别父母高堂，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好作罢。以后，整整半年时间，我们各自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儿，为我俩一下子没有任何消息而惊慌，以为我们已战死在疆场了。
这一段经历，那时对于我俩来说，固然是幸运。但是，正如庄子所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解放以后，我俩回国，却又成一个怎么也洗不清的历史疑点，常有人审问我俩，那个美国人纳特为什么会好心眼儿介绍你们去巴黎呢？有谁能证明他的举动不包含任何政治用意呢？又谁能证明你们俩在巴黎大学只是教书和读书，没有为帝国主义特务机构服务呢？唉，我俩真是有口难辨！罗水泊就为此发牢骚，五七年被扣上右派帽子。我呢，战战兢兢地谨慎过日子，也到底在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美国特务嫌疑”的帽子被关进牛棚。
在五七干校时，领导分配我俩一起去放鸭子，同出同归，我们又亲密起来了。那时，他的老婆秦少蓁在文化大革命初自杀了，孩子们也与他断绝来往。水泊成了孤零零一人，他似乎满不在乎，空余时间就抓本书看。中国书，外国书，古文书，历史书，经济书，什么书都看。我呢，因为老婆写信要求离婚，心情非常压抑苦闷，晚上提了一瓶二锅头去找他。也没有下酒菜，只是对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两人不提眼前的事，却津津有味回忆起在欧洲的三年生活。这正如唐代诗人贾岛所写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把并州做故乡。”巴黎大学的校园在一个小城镇，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山清水秀与江南景色相近，我俩在担任助教同时还攻读了拉丁语言文学和古希腊史等等。放假了，就到各地游历，去过波尔多、马赛等地。还去过与法国相邻的比利时、荷兰与意大利，我俩是穷学生，当然掏不起钱旅游这些国家。是罗水泊认识了一个专管后勤的美军军官，我们跟着运输军需品的车子去游玩的。水泊这人很聪明，到了哪儿都有办法，那段日子真是色彩斑斓啊！
那天晚上，聊呀聊的，尽情回忆着，我忍不住问他一句：“水泊呀，你说，我俩当年若是不回国，仍是留在国外，又会怎样？”
他脸上红扑扑的，斜睨一眼，洞穿我心思地问：“怎—；—；么，后悔吗？”
我又反问他：“难道你不后悔？”
他把酒瓶一顿，一字一句地说：“我—；—；不后悔。”又引一句屈原的诗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听了这话，我默默无语，一点儿也不奇怪，晓得这是他的心里话。水泊这人，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激烈批判旧伦理道德，认为那些观念是陈腐的，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合理的。可是，他自己身上又有一种“君子之风”，一股很浓厚的古代儒家士大夫的气质。忠义呀，孝顺呀，气节呀，特别是家国观念，其实都深深根植在他思想里。大概，这也是他所说的“双重人格”吧？
前年，我应巴黎大学邀请，又重新到了法国。
已经四十年啦，真是弹指一挥间。我已经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了，水泊兄也已经离开了人世。在飞机座舱里，我猜想，我所去的那座小城镇必定大变模样了，恐怕我已经完全认不出了。它的街道会拓宽，许多建筑物必被拆毁，大约仅只少数值得保护的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物还在。总而言之，我所去寻的，是一个早已消失的历史幻梦。这一切，我应该做好精神准备。
谁知道，恰恰相反。
这座小城镇一点也没有变化，古旧方砖慢地的狭窄街道，仍是凹凸不平。街旁仍是造型很美的旧式小楼，每家都有小院子，里面种满了鲜花，几乎没有建什么新的建筑物，我很快就找到了四十年前和水泊同住的那所公寓小楼，也是完全没有变化，不过由原来院子所种植的丁香花变成了郁金香花，太阳照射的旧围墙爬满了常青藤，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我走到沉重的铁栅栏门前，望着生长了黑绿色青苔的石阶，阳光一片灿烂在石子缀成的甬道上跳跃，我很想推门走进去。
对过也仍是那座天主教堂，很高的尖顶竖着，淡黑的影子荡漾在缀点了野花的绿色草坪上。飘渺的钟声又从教堂里传出来，悠远又肃穆，凝重地回旋在蓝天碧空。
街上几乎一无声息，我瞧见了拐角处的那座小咖啡馆。甚至使我相信，那个红鼻头老头儿掌柜也坐在柜台里，又拿一份报纸在读着。见我进门，一定要问我，水泊怎么没来？因为，我俩总是相伴而行的。
连我自个儿都怀疑了，好像根本就没有经过四十年沧桑。我不过是独自到哪儿去玩了一天，然后，又疲惫地回到这儿。在那座公寓小楼里呢，罗水泊正捧着一本精装书在津津有味读着，见我进去，又必定是连头也不抬。那个胖呼呼的房东老太太拉杜霍正在厨房忙乎晚饭呢，她的丈夫让·；克鲁先生则一本正经坐在餐桌前，彬彬有礼地向我微笑点头。这种生活已经在我的记忆里被分隔得很遥远模糊，它却又下一子缩回来，真切地呈现在我面前。
我回过头，盯着后面不远处那幢茶褐色小楼。
很可能，一会儿，朱丽小姐将从里边走出。她身材颀长，体态轻盈，一头红发向后梳，乳白色皮肤，不像是法国女孩子，更像荷兰姑娘。她长长的睫毛娴雅地垂在漂亮的鹅蛋脸上，随意挥手朝我打个招呼：
“嘿！罗在里面吗？”
她从来是这样称呼我俩的，管我叫宋，管水泊叫罗。她听说水泊还在屋里，轻快地一扭身，匆匆去找罗水泊了。我呢，略带点迷惘和嫉妒地呆望着她的苗条身影。
我们是一个夜总会上认识的。聊一会儿，才知道她就住在我俩的公寓楼的后面，在学校图书馆的打字室当打字员。罗水泊邀请她跳舞，当时有两个乐队轮番演奏，水泊的舞姿很笨拙，老是踩她的脚，转错方向，身体与她保持一尺距离，那模样又狼狈，又激动，还有点儿傻哩傻气的。她穿一件黑丝绒紧身胸衣半掩半裸露着少女的乳房，两眼闪闪发亮地凝视着水泊，不住地说话，咯咯笑。
从夜总会出来，我酸渍渍对水泊说：“嗬，你交上桃花运啦……运气满好呀！”
水泊掩饰地说：“咱俩的运气都好，你知道吗？这姑娘愿意教咱们法文，只收一半费呢。”
对我俩来说，倒真是一件大好事。当时我俩在一个法国小学教师家学法文，他家的距离较远，有三里多路，要走半个钟头。若是由朱丽教我们，既节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当然好啦！
之后，我们就常常在晚上或是下午，到朱丽家去上课。那幢小楼只住了朱丽和母亲两人。朱丽爸爸在战争中被飞机轰炸时炸死，她的一个哥哥也在前线战死了，惟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朱丽的母亲是个性情温厚的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