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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就常常在晚上或是下午，到朱丽家去上课。那幢小楼只住了朱丽和母亲两人。朱丽爸爸在战争中被飞机轰炸时炸死，她的一个哥哥也在前线战死了，惟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朱丽的母亲是个性情温厚的老太太，年近花甲，头发已夹有多绺银丝了。她见我俩来了，给我们每人端来一杯咖啡，微笑着打个招呼或点点头，就退回自己房间。
我很快就发现了朱丽对水泊的感情了。给我们授课时，这姑娘总要穿着漂漂亮亮的时髦衣服，活泼又兴奋。在我读错了某一词的音节时，她不过莞尔一笑，给我纠正过来。水泊读错了呢，她就调皮地笑着，伸出手指冲他点点搠搠，要说上几句。她是一口柔和悦耳的巴黎口音，绝对地道，且富有音乐韵律。
在那儿上几天课后，我们都习惯了，水泊又恢复了他的机智诙谐的性格特点，常逗得朱丽尽情大笑。一天晚上，下了课，朱丽给我俩各端了一杯苹果酒来，她与我俩碰过杯，斜倚在罗水泊的沙发旁，一只腿伸到一旁，一侧的臀部挺着，左手就很自然地搭在水泊的肩膀上。
罗水泊很窘迫，脸涨得通红，蓝衬衫领上的脖颈前的血脉激烈跳动。我眨一下眼睛，暗示他尽量放松。他却耸挺着肩膀，似乎搭上面的不是一只柔软的手，而是不堪的千斤重负。他的额前竟已经沁出星点汗珠，半咧着嘴唇。法国姑娘的蓝眼珠却从酒杯上望着他，清澈，天真，仿佛什么都懂，又带一些嘲弄。
在旁边的我，滋味自然更难受了，只好没话找话，跟他俩东拉西扯。那段时间，一分一秒地挨过，实在太尴尬了。水泊使劲端着肩膀，茫然不知所措，眼神凄凉，一副惨兮兮的模样，真是又叫人怜悯又让人好笑。
朱丽笑一笑，到底还是放过了他。用手轻轻拍一拍他的脸颊，又坐回了对面的沙发，罗水泊却更是忧郁，眼睛不敢看她，一劲儿地盯着白色大理石壁炉架的镜子。一会儿，我们向朱丽告别，水泊却带些忸怩的神情向她细嫩的脸颊轻轻一吻。
走出朱丽家，我们默默无语。我知道他不愿意再提这个话题，还是忍不住说了：“怎么啦……瞧你累的！扛了五百斤麻袋呀？”
“唉，唉—；—；”他长叹一口气，站住脚，恹恹地说：“得了，得了—；—；得了吧！”
“你该有点儿男子汉气！”
“怎么……？”
“你拉过她的手亲一下呗！”
“嘿，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他摇一摇头，嘟哝一句：“你哪儿知道呀！”
隐约的，我察觉他陷入了感情的漩涡里了。水泊挺聪明，其实也是个很潇洒的人，倘若对待朱丽只是逢场作戏，反而不会是那种傻呵呵的狼狈模样。他过于真诚，是优点，也是弱点，却又使他作茧自缚了。
越是遥远年代的事，记得越清楚。近在眼前的一些事，反倒是糊涂了。这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特点。说起了那个法国姑娘朱丽，确实是很迷人的。她的个子高高的，两条腿修长，身肢苗条。我记得，她比水泊高出小半头，比起我高半头。说她像荷兰人，是因为她的皮肤细腻光滑，是牛奶色的。不像一般法国姑娘那样略嫌粗糙。当然，我对待她也有过非分之想，羡慕水泊的桃花运。不过，她也难保没有缺陷；有点儿疯疯癫癫的，绝对缺乏淑女风范。平时手里老是夹着一根香烟，一根一根抽个不停。她的审美观点也颇有问题，身材修长，却总喜欢穿超短裙和紧绷绷的衣服，还喜欢穿红色衣服，弄得不伦不类。此外，她身上有一股膻味儿，再掺合了香水味儿，成了极难闻的味道。再加上香烟味儿，就更让人泛胃了。以前，我也见水泊常常皱起眉头的。他也向我说起过的。后来，水泊与她粘乎到了一起，奇怪，他的嗅觉似乎就丧失了，可见爱情的力量也能改变嗅觉。
水泊与朱丽的接触愈来愈频繁了。有两次，我从图书馆回来，就见到了他俩紧紧搂抱在一起。朱丽搂着他的脖颈，在他脸上和胸脯前蹭来蹭去。他呢，却正襟危坐在椅子上，抱着朱丽像抱个大冬瓜似的，张着大嘴，老牛似的呼哧呼哧喘着气。我一见此情景，慌慌张张急忙退出门外，觉得挺窘。以后，我也习以为常了。他俩一起亲热，也不再避我。朱丽很野，会在沙发上，使劲一揽，就将水泊搂在怀里，咯咯笑着说：“来，坐在我腿上……哈，你像个大娃娃！”
她大概看我在一旁挺尴尬，有一次也跑来亲吻了我一下，两人的嘴唇首次轻轻相触，一刹那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的嘴唇有点儿像薄荷，果然，那股古怪的膻味儿无影无踪了。
“噢，我猜到了，你心里肯定在起火！”朱丽咯咯笑着说。
“哪里，哪里，”我随便一挥手，“也就是，有一点儿嫉妒罢了！”
水泊与朱丽一起哈哈大笑，朱丽也要给我介绍一个女友，叫爱塞娜，是与她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我婉拒了，连忙谎称自己在国内已有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没多久，我还真跟这个爱塞娜泡到一起了，这是后话了。清教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战后的法国尤其如此。我们楼后的一片小树林，几乎成了男女情人的天下。都是那些大学生，隔个三五米，就是一对，互相调情，搂搂抱抱，甚至公开野合，全是无所谓的。
我在内心还猜测，无论水泊怎样“道学”，岂能抵得住这个法国姑娘的诱惑？我肯定了，他俩的关系绝不只是肌肤之亲了。
我俩是无话不谈的，有一天，我装成不经意的样子子试探他：“你们俩要是生个小娃娃，肯定是漂亮的，黑头发，蓝眼睛的混血儿！”
“不可能，不可能的！”他连连晃脑袋，“我们不可能结婚！”
“不结婚难道就不能有孩子？什么逻辑！你俩真弄出孩子，难道还叫朱丽去打胎……”
“你这人，心里真是龌龊！”他却勃然大怒，“你想到哪儿去了！哼……你是不是以为，我俩真……是那个了！你简直把我看成什么了！”
当时，我真感到哭笑不得。我甚至想像到，朱丽大概也拿他一点儿也没办法，也是哭笑不得！说不定，哪一天，他俩在沙发上紧紧搂着，朱丽气喘咻咻，脸色绯红，头发零乱，伸手就要自己脱裤衩，却又被罗水泊脸色苍白地挡住：“别！别！可别……这不好！”唉，太可笑了。简直是有损我们中国男子的形象！但是，又能使这位先生有什么办法？他是儒生，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老玩意儿。当然，后一段仅是我的想象。不过，我敢断定，肯定离实情不会太远的，八九不离十。
朱丽对水泊可谓是痴情，她的妈妈也很喜欢水泊。由于她家得到一笔战争抚恤金，过着较富裕的生活，母女二人也颇想把这个中国小伙子招赘上门，他忠厚和温柔，有着东方男子的优点。他会很可靠的与她俩厮守在一起，安安分分过日子的。她俩却偏偏未想到，这个中国小伙子压根儿就不想在法国久住呢。
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拉杜霍，与朱丽的妈妈很要好，她们总是礼拜天在教堂会面的。一天，吃过晚餐后，她忽然笑嘻嘻问我们，你们中国人婚姻礼俗是怎样呢？倘若是求婚，是男方向女子求婚，还是女子向男方求婚呢？罗水泊回答，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是不讲究这些的，只要两人相爱，任何一方提出都可以。但按惯例讲，是男方应该先求婚。我也补充说，这是新礼俗。中国的旧礼俗是，青年男女无权决定自己的婚事，要由双方家长来决定。一般是男方的家长向女方家长提出请求，还要送一些东西作为聘礼。这个仪式是很隆重的。拉杜霍老太太惊讶地一拍掌说，哎呀，这可成问题了！她指着罗水泊说，你的家长远在中国，哪儿能到法国向朱丽家送聘礼呢？我俩这才恍然大悟，拉杜霍问这一番话的目的就是向罗水泊做试探的，大概是受朱丽母亲之托吧。我俩极尴尬，对视一眼，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她丈夫让·；克鲁老头儿为解脱我们的窘境，眨一下眼皮，她是开玩笑的，你们不要介意啊！
此事对水泊的刺激很大，他在房间里不停踱步，狂躁地揪着自己的头发说，“我太混蛋了，我不是人！唉……我辜负了一个姑娘的心。当时，我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留下，干嘛还要去爱她……唉，唉，我真混呀！”我又是劝解他，又是骂他，都不管用，以后就索性不再理他。那天夜里，水泊通宵未眠，长吁短叹，转辗反侧。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因为没想到朱丽母女俩将此事那么当真，盼望着他去求婚哩。我们都以为法国姑娘的性格是浪漫的，不过是一场感情游戏罢了。却未想到她对水泊是一往情深，竟在等着他的求婚！这也更增加了水泊的自责心理。
第二天，他没有去上课，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屋顶发怔。下午，又到小树林去转悠，直到深夜也未回来。我才着急了，怕这家伙真的自杀了。我与让·；克鲁一起去找他，没有找到他。他直到凌晨才回来，头发乱蓬蓬的，脸色发黄，理也不理睬我的询问，蒙上被服呼呼大睡了。
他疯了两天，一天晚上，忽然对我说，他要去朱丽家，把所有事情说明白。他爱她，但是，他不能娶她，他将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我瞥一眼他，冲口说一句：“有这个必要么？”又意识到此话不妥，我立刻又说：“哦，我陪你一块儿去吧。”“你别去，”他手一摆，神情已近于冷漠，“我一人去谈最好。”他梳一梳头发，整理一下领带，穿上西服，就出门了。
我还是不放心，也跟了去。到了朱丽家那幢小楼前，我犹豫着，仍是未进去。眼巴巴望着拉上窗帘的淡黄色窗户，猜测着里面发生的事情，罗水泊怎样才能将其微妙复杂的心理说清楚呢？他会不会心一软，又答应朱丽留在法国？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在草坪上徘徊许久，冻得够呛，两腿酸疼。两小时后，我仍等他不来，正盘算着要回去，却见两个人影一晃，朱丽送水泊出来了，两人又紧紧搂抱一起，我还听见了朱丽断断续续的哭声。
俩人终于分手了。朱丽进楼后，夜色中罗水泊像个幽灵似的在街上摇摇晃晃。我追上了去，喘吁吁问他：“水泊，谈得怎样？”
“我不配，不配……”水泊嘶哑地说，脸上闪烁泪光。
“唉，咱们回去吧。”
“不配，不配，真的，我不配，这个好姑娘……不配！”他还是嘟哝。
那几天，他老是唠叨他“不配”。我都听烦了。
朱丽是天主教徒，罗水泊常常陪她去教堂，也产生了宗教信仰。他信仰的却是新教，五十年代时，他还经常到崇文门的教堂做礼拜。他被打成右派后，有人还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就不再去教堂了。
不过，听他的妻子秦少蓁说，他自己还常用法文或英文做祈祷。他有一本英文的《圣经》，把它一直带到了干校。
我俩离开法国前，又去了一趟巴黎圣母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跳跃的烛火前，罗水泊突然在十字架下跪着，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地不知祈祷什么。我是不信教的，蓦地，却觉出一种铺天盖地的迷惘或是孤独或是忧郁向我压来。在迷离的幽暗中，我们的生命犹如一道乳白色的烟缕将要飘散……
罗水泊肃穆地说：“基督，是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中最令人感动的形象。”
一九六七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单位里的造反派组织互相混战，忙着打派仗，也使我们这些黑帮们稍微能喘一口气。我，水泊，和所有被揪出来的人都集中在两间大办公室里，形成了自己的作息制度。早晨先是劳动改造，打扫厕所，打扫楼道，打扫院子。干完活，聚在一起到毛主席像前请罪，唱“黑帮歌”：“我有罪，我该死……”再共同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然后，或是写检查，或是写交代材料，或是看报纸，或是学习《毛选》。开始，还派一个烧锅炉的工人监管我们，以后这人也不来上班，就没人管我们了。我们自己仍然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惟恐惹是生非的。
让大家不安的只有罗水泊，他这人总爱别出心裁，玩点儿新花样。我们就怕他搅出什么事来，破坏了这安静的局面。一天，他忽然抱来了两大本洋装的英文书，放在膝前津津有味读起来。使得大家颇为惶恐，恐怕这事让造反派抓住把柄，连累了大伙。我们的目光瞟一眼他，又纷纷投向彭老。他因为只是“反动学术权威”，罪行轻，当了我们的小组长。他也看出来，大家是要他去干涉水泊。他只好叹一口气，走过去：“罗水泊，你在看什么书？”
“《马恩选集》呀。”
我们都松一口气，一个老教授说：“你干嘛一定要看英文版的书呢？”
“学习原文，不好吗？”
彭老吭吭哧哧，选择着恰当的词句说：“哦，哦，老罗呀，读一读原版的《马恩选集》，当然很好，很好。不过……不过嘛，我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