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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你往地上撒炉灰！今个儿，又往地上泼屎泼尿！啊，啊！你破坏院里的卫生环境，啊，啊！你这不是一心一意想破坏我们向阳院吗？你这个老右派！你是不是仇恨社会主义，是不是仇恨文化大革命呀？真是贼心不死！”
我差点儿没笑出声。“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是有人把……”
“你狡辩！你这是猖狂反扑！你是不是想复辟资本主义呀？”她大声咆哮着，眼珠瞪得滚圆：“告诉你，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哼……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嘿，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批斗你们，用皮带抽你们，给你们剃光头，让你们挂牌子游街，真是好极啦！就是好呀！你知道吗，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来啦！”
她沫星四溅地说着，用手指头戳着我的额头。院里又站了一些邻居在旁观，他们嘻嘻笑着。二柱也从屋里跑出来，他忍不住满脸坏笑，咧嘴说：“你等着吧！老梆子，有你那一天！”
这时，我真是一丁点儿火气也没有了。只觉得可笑，这一大堆逻辑混乱的话语是怎样堆砌在她们脑子里的？她真的相信吗？还仅仅是一种威胁武器？我摇一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谢大妈，我想，你一定是对我有意见吧？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好好坐下谈谈，交流一下思想……”
她发出刺耳的笑声：“谈—；—；谈？哈哈，跟你们地富反坏右，还他妈的交流思想？别放屁了！对你们，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专政！”说得兴奋了，她举起拳头，在我眼前挥舞，“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哈！”
二柱也嘎嘎笑着，“对，打丫头的！”
爆发了一阵哄笑。
这真是一场闹剧。我实在是没功夫再和他们纠缠，匆匆忙忙回到屋里，穿上外套，夹起皮包上班去了。身后，仍是谢大妈滔滔不绝的訇骂。
在路上，我想明白了，这种无端的仇恨火焰到底出自了哪里，实质上它正是来自我们人类的某种天性—；—；也就是这种天性，我们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我们之中产生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发明了原子弹，我们也酿造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苦果。在这中间，根据传统道德观念，我们将一个人灵魂中这种天性的多少，将其分为“好人”或“坏人”，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天性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结果，也就是原罪。仅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又如何能洗涤掉它呢？
我也搞清楚了，谢大妈一家人（也许还有更多的人）为什么在我没招他们，也没惹他们的情况下，偏偏与我捣乱呢？这是非常简单的，也是我们人类早已产生的一个最古老的心理事实；一个人的痛苦与灾难，反而会使另一人感到庆幸，感到得意，因为他躲过了灾难，他比那个痛苦的人优越，他甚至可以居高临下俯视那人。我应该承认，就连我自己未尝没有这种感情吗？当我听说谢大妈原是一个“缝穷”的人，心里首先涌上来的是一股鄙夷，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我内心中的同情是极少的。于是，我与她就成了敌人。我认为她是愚昧的，是可恶的，是下等人。她呢，根据阶级斗争理论，也认为我是资产阶级，是个导致他们穷困的坏蛋！直至今日，我还来侵占他们娘儿几个少得可怜的住房，我不是资产阶级猖狂反扑，又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能背诵《圣经》中的许多话。不过，由于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怯懦，却总是更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原理，不愿意用眼睛正视那许许多多恐怖的苦难。但是，当无数磨难煎熬着我时，我再也无可逃避了。那个不容易弄明白的真理，我也总算弄懂了。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不得不抛弃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时，当我们也高举起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旗帜时，就必须正视基督教义所指出的原罪，也必须明白我们人类无时无刻不在酿造着许许多多罪恶。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能领略耶稣基督叹息的沉重：“主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也就是说，只有爱，才能战胜罪。
那么，真正落实到生活中，我该怎么办？又该用什么态度去对付谢大妈一家人？《圣经》里说，“爱是恒久的忍耐。”
1月18日 星期五
今天，去北京图书馆呆了一天。中午，吃了一个干馒头，喝了一瓶汽水。我摘录了许许多多的资料卡片，直到图书馆快关门了，我还埋头记录。然后，我又借了一本美国社会学家的书，是新到的，晚上我可以浏览一下。本来，我打算在隔壁的小饭馆吃一碗面条，那儿却已经收摊了，一个小伙子服务员与两个姑娘正嘻嘻哈哈收拾桌子上的碗碟，我上前去问他们：
“同志，你们现在不营业了？”
“废话！”小伙子瞪我一眼，“没瞅见我们在干什么！”
“怎么早早就关门啊？”
“我们要开会！”
“唉，麻烦你们，有没有什么剩下吃的，能卖给我。”
“有—；—；啊！”小伙子拉长了声调说，“还有这些桌子椅子板凳都能卖给你吃，你嚼得动吗？咽得下去吗？嗨……你要是能吃，我们不收粮票，不收钱！”
两个姑娘咯咯乐起来了。我转身就走，隐约听到一个姑娘说：“嘿，那还不把他的门牙崩掉！”“他也没有几颗牙啦。”
我找了几家小店，总算是买到了两个面包。
回到院子里，天已完全黑了，每家都挂起了窗帘。院子中间，一个孩子在公用自来水龙头前放水，激涌的水流把铁桶砸得“咣咣”响。我累极了，摸出了钥匙，只想立刻打开锁，到床上好好躺一会儿。可是，钥匙却怎么也伸不进锁洞里。开始，我以为拿错了钥匙。仔细又看了看，是那把钥匙啊！我再试一试，还是打不开。
一定是锁头又出了什么毛病。我出了一头冷汗，仍然手足无措，最后疲乏得浑身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我干脆把皮包扔到一边，抱头坐在地上。我想，什么也不管啦，什么也不管啦，干脆就坐在这门口呆一夜，等天亮吧！
不知多久，过来一个人推了推我，是任大爷。他上公共厕所，却见我抱头坐门口，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我懵懵懂懂告诉了他，他也试一试，也是打不开锁。他要我等会儿，从家里拿来了一个手电筒，又叫来他的儿子，一块儿摆弄这把锁。院里几个邻居也凑过来，七嘴八舌帮我们出主意。用手电筒的光亮仔细察看，才发现是锁孔里被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任大爷气得一跺脚，大骂道：“操—；—；他妈的！是哪个兔崽子干出这种损事儿！”
我立刻就猜出是谁了，只是苦笑一下。人们面面相觑，沉默一小会儿，就开始具体想办法如何打开锁了。有人说，只好先撬锁了。也有人说，可拿把小锯子，将锁头锯断。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倒是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小学教师范老师，想出一个切合实际的主意，她从家里拿一个缝被服的大针，在手电筒光柱照耀下，将那些杂物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挑，先挑出几节火柴梗，又挑出来碎布头与棉花，估计差不多了，叫我将钥匙伸进去试一试。果然，锁就被打开了，人人都感觉庆幸，一小阵欢呼。
忽然，任大爷扯开嗓门大吼着：“罗先生—；—；我告诉您—；—；咱这院子还是好人多，混蛋是少数！”
这喊声如炸雷似的，大伙都不约而同朝谢大妈那间屋子看，窗前的帘子遮得严严实实，里面声息全无。他的儿子似嫌任大爷有些多事，满脸尴尬拉着老头子回家，边走边埋怨他何必得罪人。
邻居们也默默散开了。我向他们感谢，特别感谢范老师，他们好像都没听见。
进了屋子，我浑身的筋骨跟散了架似的，一头栽倒在床上。我的脑子却挺活跃，也很兴奋。我想，任大爷的话可能是对的，好人是多数。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却为什么总也是好不起来呢？还有，把谢大妈和二柱归到“坏人”里，是不是偏激呢？唉，我没功夫想这些哲学问题。不过，让我真高兴的是，我有了难处，邻居们还是主动来帮我的。我一再忍，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估计谢大妈二柱子一家人不会再向我挑衅了吧？
我在床上不知不觉和衣睡着，直睡到半夜三点钟，又起来接着写作。
1月19日 星期六
晚上，徐明远忽然来了，进门他就对我神秘笑着说：“罗先生，我给您送好吃的来了！”
我正在写稿子，连头也没有抬，又问他：“有没有带酒呀？”
“有，有，有酒！”他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我发现他笑得有些古怪，放下笔，打量着他。他好像什么也没带，两手插在黑呢大衣的口袋里，只是一劲儿冲我笑。“你这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呀？”
他仍然卖关子：“哈，快过年了，我给您送肉来啦……哈哈，送肉来啦，够您三个月吃的！”
“什么肉？”我懵懵懂懂没弄清楚。
他从黑呢大衣的口袋里取出一个袖珍录音机。我发怔地瞧着他，实在是糊里糊涂，不明白是何蹊跷？他得意地将这个索尼牌的录音机摆床前，额头朝前一伸，说一句：“嘿，我给您带来了音乐磁带—；—；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哦，贝多芬！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听到他令人心醉神迷的乐曲啦！对我来讲，这些乐曲几乎已成为天外的声音了。我真是太感激明远了，紧紧攥住他的手，摇了摇。
他笑嘻嘻地说：“孔老夫子曰：‘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您说说看，我给您送来的，是不是够吃三个月的肉！”
我也乐了。“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觉得孔老夫子粗俗了！音乐怎么能跟肉相比？……哈，好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些啦。听吧，快听吧。”
先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也就是九个交响乐章中的第五交响曲。这是我年轻时在巴黎一遍又一遍聆听，百听不厌的。我回国前还买过那九个乐章的全套唱片。我伸开两臂，抱着头，躺在木板床上，明远坐在小板凳上。
那美妙的乐曲啊，时而如流水潺潺的清澈小溪，时而如澎湃汹涌的激浪狂潮，时而如随风缓缓飘落下的一片绿叶，时而又如夹杂了电闪雷鸣的狂风骤雨……它给我充沛的精神力量，滋养了我疲倦的，已有些衰弱的神经，使我极享受，极享受。命运，就是这样的。它的最终归结点，就是一个人的灵魂。
我能够感觉到贝多芬的灵魂。一颗紧紧缩拢，颤怵又痛苦的灵魂，一颗孤独的灵魂，一颗透明的灵魂，它浸满了爱的汁液，所以，贝多芬说：“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罗曼·；罗兰称他为“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就是这样的，伟大，伟大，这真没的说！
又听《英雄交响曲》，是第三交响曲。我又想，所谓英雄，永远不会是那些靠自己的膨胀野心而握有极权的人，也不是靠强力称雄的人，他们只是被历史巨浪推上来的泡沫！但是，又不是那种哲人，由于自己的智慧睥睨天下，甚至建立复杂的思想体系的所谓人间救星；真正的英雄，是靠自己坚韧忍耐的毅力，靠品格、靠爱心而显得博大的人。例如，贝多芬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录音机自动关上了。我们俩却坐在那儿，木然不动，我长长呼一口气，起身，才发觉脸上湿漉漉的，全是泪水了。
明远的神色非常严肃，他抱着双膝，坐在小板凳上，紧紧皱着眉头，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我俩相对无言地呆了一会儿。
明远站起来，眼睛闪闪发亮地说，“我就是纳闷，这个贝多芬，他又孤独，又穷困，耳朵聋了，身上又缠满了病魔，四周所包围的又是沉重的世俗空气，但是，他是怎么突破出来的呢？一下子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
“靠精神力量。”我不容置疑地回答。
“精神力量……是吗？”明远却疑惑地摇摇头，“跟您讲吧，我们这一代人，见到的那些英雄主义的谎言和欺骗太多了，我们也就太多的怀疑！我们最讨厌那些精神原子弹之类的神话。”
“那么，你说贝多芬靠什么呢？”我反问他。
“我也说不好。”他有些迷惘地望着我，“可能，这就是天才。说不出来怎么产生的天才，我们难以理解他。”
我忍不住笑了：“哈，你们这一群时代的孩子，得的也是时代病，过去是绝对地崇拜，现在又是绝对地怀疑……你们没有一样是不怀疑的！”
我俩又争论起来了，海阔天空胡聊一通，由怀疑论到虚无主义，又讲到老庄的哲学，又辩论起老庄的思想是哲学成分还是美学成分多？我送他出去，走啊走，不知怎的一直走到了朝内大街。他的嗓门太大，常常哇哇地大声嚷着，激烈地打着手势，惹得路人们不住向我们侧目而视。我好几回拽他的衣襟，他的声音才低下去，一会儿又脸红脖子粗叫起来了。我俩在街上蹓；跶；了三个多钟头，我回来，夜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