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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讲下去。一次，军宣队的周参谋长扯着大嗓门说：“嗨—；—；呀！罗水泊，你别卖关子嘛。你先跟我们说说……那个家伙，什么名字？嗯……邓蒂斯，他怎么逃出监狱的？啊—；—；你讲完嘛。”
逗得大家都笑了。
就在那个时候，罗水泊的模样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满脸胡子茬，头发蓬乱，邋邋遢遢的。他喜欢把两手笼在袖子里，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不过，他的笑容多了，说话也多了。有时，他的眼镜片会闪烁着特殊的光点，锐利的目光似乎穿出厚重的眼皮，突然那么一瞥。
夜里，他和我们一起去叉青蛙。他叉到的青蛙总要比别人多。我们才发现，这时，他特别敏捷，动作非常利索。在水田里，他听到哪里有蛙鸣，突然按亮手电筒，青蛙被射来的光柱定住了，手起叉落，立刻叉到一只青蛙。可他不敢给青蛙剥皮，说是见到血淋淋的样子心里难受。我们就一起合作，有人剥皮，有人烹炖，有人买酒，他主管叉青蛙。有时，还请周参谋长一起喝酒。一回，周参谋长喝得醉醺醺的，用筷子点着罗水泊说：“你呀，你没事儿……我估计，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吧。好家伙，一个连，大多半都是反革命，那还了得？”
罗水泊竟然显得很激动，泪水汪汪问他，“那……那，那我什么时候能定案呢？”
“这个，可不归我管！你踏踏实实等着吧。”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里，罗水泊用别人丢掉的几个罐头盒，做成了全连第一个煤油炉子。这个煤油炉很精致，还有调节火苗的装置，大伙都很羡慕。从他而起，连里掀起了用罐头盒制造煤油炉的高潮，罗水泊被戏称为“总技术指导”。以后，全连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煤油炉了。连里的头头，还有军宣队的头头，就让罗水泊替他们做煤油炉。罗水泊做出了八、九个煤油炉，越做越高级，有个煤油炉除了可燃烧煤油外，还可以烧木炭，就像一个小火锅。
到干校后期，有几个年轻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刚分配的大学生，也是单位里的造反派。然而，到了干校，却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把他们的案子搁在那儿，也没做审查结论。他们也常常往罗水泊那儿跑，我常常见到的有徐明远、陈青、刘科几个人，他们经常低声细语聊到深夜。他们先是谈古论今，讲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这些年轻人都很佩服罗水泊的博学广识。后来，他们就天天晚上到罗水泊的工棚里去跟他学英语、法语和德语。开始，罗水泊有些犹豫，因为，连里领导人已经警告他，不要跟那些“五·；一六”分子拉拉扯扯，甚至给他扣帽子，说他是搞小集团。罗水泊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叫人家从北京买了一些毛泽东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外文译本来，对照着这些外文书，教他们学外语，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十几个人。那时，我也跟着他们一块学英文，连里的领导们很不放心，但又不敢阻挠学马列著作。他们就也来参加了一段时间，以便于监视。罗水泊毫不在意，他总是说先对照外文译本讲解文中一段的意思，接着，就领我们念一个又一个单词，还给注上国际音标。那些领导没有打探出什么秘密，又不耐烦跟着一块学，呆几天后也就退出了。一次，连里开大会，有个领导居然破天荒表扬了罗水泊，说他带领大家学马列原着，这是好的，希望能坚持下去。
那些日子，我感到罗水泊身上有一股活力，又悄悄开始滋生出来了。他和徐明远叔叔几个人成了知交，他们以后就一直照顾着他的生活，一直到死，有些后事也是他们来料理的。
某个秋天的下午，我去找罗水泊，大概是问一个英文单词的读音吧，他很快就告诉了我。他仿佛是充满了心事的样子，不安地瞥我一眼，又一眼，又很尴尬地朝我一笑，抻一抻那顶破蓝呢帽。我瞧他心情不好，也不想打搅他，立即就要走。他却把我叫住了，“来，来，你坐这儿，我有话要问你。”
我在他的床铺上坐下。他并不问我什么话，急匆匆又慌乱地翻开一个小口袋，找着东西。“你等会儿啊，”他找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是一小块巧克力糖！
“给你，”他脸上露出了近于巴结的笑容，“你吃，快吃了吧！”
“我不要。”我有点儿奇怪，不知道这个老头儿怎么了。“您有什么话，就问呗！”
“不行，你吃，你一定要吃。”他近乎于强迫地把那块巧克力硬塞给我，我也就只好把它吃了。
他的目光又变得闪烁了，挨近我，脸上出现了迷惘与忸怩的神情，声音轻微地说：“我问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你假若不愿意回答我，也就算啦……可别跟别人说呀。”
“行啊，您问吧。”
“你们那天……啊，啊，去摸吴启宾的尸体……是怎么回事儿？”
“就是打赌呗。”原来是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好笑。
“干嘛……打这个赌？”
“不为什么……也就是好玩。试试自个儿有没有胆量！”我瞧着他，他瞧着我。他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阴沉，摸摸索索找着香烟。
我明白了，他并不是真想问这些问题。他不好启口的问题，我模模糊糊有所感觉。我瞧着在缕缕青烟中，他那张更显得憔悴和苍老的脸孔。我心中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闷抑感觉。
“摸他一下……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当时，我们挺慌，摸一下，立刻就跑了。”
“嗯……我替你说吧”，他沉思地望着袅袅烟雾，声音很低地说，“像是抓了一把棉花……软软的，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以后，总觉得有什么粘腻的玩意儿在手上，想洗干净，却总也洗不掉……是不是？”
“是有点儿。”
“还有……好多感觉是以后产生的。哦，就觉得当时抓了一块冰……”
“这倒……没有。”
“……又像抓了一把火……”
“不，不，不是的……”我的心，突然又像那天，撒野似的怦怦跳起来，像要跳出胸膛。我艰难地咽一口唾液，浑身上下被一种特殊感觉笼罩住了，不，不是恐惧，不是颤怵，不是，又像是。
“那是死神的手……”
他的目光是冷酷的，又是温柔的。是忧郁的，又是兴奋的。他沙哑地吐出了几个字眼，镜片里的目光灼灼发亮，仿佛盯视着遥远处。
又过很久很久，大约是二十几年后吧。有一天，我跟宋英夫教授无意中提起了这件事。宋先生非常清楚地记得，罗水泊似乎变了一个人，那种浑浑噩噩的萎靡状态被打破了，脸庞上像喝醉了酒似的，红彤彤的，厚厚眼镜片里射出了狂热的光。刹那间，他甚至怀疑，罗水泊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呢？
“唉，那不过是一些孩子瞎胡闹。就是这么回事儿，别瞎想了……”
“不，不，我……你不知道……我有种特别的感觉，那是……死神的手，也摸了我一下……”
“摸你一下，干嘛呢？”
“是呀，是呀，我们都会死的……”
“唉，也许死还可能是一种解脱。这些无尽无边的苦日子，像吴启宾那样倒好，一下子过去了，倒也干脆呢……”
“可是问题不在这儿”，他摇一摇头，沉思着说，“我们要是真正的，非常冷静地面对死神，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我们会发现，自己可能辜负了生命，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
“唉，现在这种环境，能做一些什么呢？”
罗水泊又换了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灵魂呢？”
“没想过……不知道……你说呢？”
“很可能，是有的。”
“为什么会有？你有什么证据？”
“我问你，让你一个人留在黑暗的屋子里，熄了灯，与一具尸体在一起，你害怕不害怕？”
“有什么可怕的……谁会做这种怪事儿……”
“我问你，怕不怕？”
“你这人怎么啦！神经不正常？真是稀奇古怪！”
“我告诉你，我是害怕的。可是，我们害怕什么呢？是怕那些就要腐烂的细胞吗？是怕那一些已经僵滞的血肉和骨头吗？当然不是的……那么，我们怕什么呢？当然是怕某一种肉眼看不见，又确实存在的东西！我们在潜意识里隐隐约约感到了它的存在。它当然是存在的……”
我们住的那个山头，其实是一个削平了的山坡。上面坐落了十几排平房，那里没有商店，只是在离我们山头一里路远的王六嘴，有一个小卖店，售货员和经理全由一个戴旧毡帽的老头儿担任，五七干校的好几百人都到了这里以后，光顾这个小卖店的人们就越来越多了，他卖出了大量的肉罐头，高级香烟和高级酒。他的那顶旧毡帽也换成了崭新的皮帽子。
从我们宿舍到小卖店，要经过一大片竹林。
一棵又一棵散发着凉爽清气的竹子，仿佛是绿色碧玉制成的。它们一棵棵成簇成垄，紧密依偎，也有些稀稀拉拉，挺拔修长。一阵风吹过，青翠的竹叶摇动起来，发出窸；窸；窣；窣；的低语。绿荫又似乎是一片离乱跃动的画面。开始，我们不敢走入竹林之中去，听人讲在这竹林之中有许多蛇，它们会突然窜出来将人咬伤。以后，我们难以抵挡这葱宠竹木的妩媚，就拿一根棍子，在草丛中打来打去，渐渐走入了竹林的深处。
特别是下了一场雨以后，那片绿色竹木就像是透明的，散发出清凌凌的透人心脾的味道。
还有一股浓浓的雨气在竹林里尚未散尽，竹林里有一层蔚蓝色的薄雾，它上接着乳白色的云影，下接着深红色的胶泥土，把竹林也染成一片湛蓝了。阳光强烈起来了，远处的丘陵、稻田、草丛都像被洗过一样，如此清亮，青翠欲滴。它们也似乎变得特别近，我们的面颊就仿佛能贴在上面似的。金色阳光又像喷泉涌动着落入整个竹林之中，落下了一片片竹叶的泥里蒸腾出芬芳的发酵气味，像酒。
我们走在竹林中的一条小径里，竹叶枝不断拂动着脸孔，一串串晶亮的水珠落在脖子里。我们走呀走，扔掉了棍子，不再打闹，不再喧嚣，只是默默走着。刹那间，我们感受到一种无比珍贵、无比美丽的幸福，啊，这一些青翠的竹子就像碧蓝色天空凝结出来的，它们是空气、云彩的真正结晶体。
走着，走着，慢慢走着，静寂得让人一阵一阵昏眩，我们就像走在一个蓝色的幻梦中。我们在这片竹林深处，却又看见罗水泊。
他站在一棵极高又挺拔的竹子下，仰面久久伫望着。他把那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摘下了，拿在手里，一片花白的头发挺蓬乱，却怔怔地抬头细眯缝着眼睛瞧那棵竹子。
那上边有什么呢？有一只灰色的鸟。也许，就是普通的麻雀，它栖在竹枝杈上，用尖尖的小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我们远远站在那儿，瞧着他默立的背影，竟不敢走过去。似乎有一种极其肃穆的气氛，也在影响着我们。这些景物，好像并不是在我们的地球上长成的。在宇宙的另一维世界中，无限遥远的地方，我们才能梦见过这些情形：碧蓝如洗的天际，几乎像是透明的翠竹，散发了芬香醉味儿的红色土地，从这一切中共同滋长出的一团又一团炫目的银光。
这很像是幻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又包含了某种严肃的意义，是对于生与死的困惑？是对于无限空虚与渺茫未来的恐惧？是对于大自然与我们命运的联系的某种领悟？我们那些稚嫩的心灵又一次糊糊糊糊认识到了某种永恒的命题。
我们也傻呆呆站在那儿。
现在，我实在难以描绘出当时的那种感觉了。这是一种忘我的、心醉神痴的感觉。
一九七六年五月份，我已经十九岁了。我和一些高中毕业生被分配留校当中学老师，在一个师范学校培训一段时间，就要让我们上课堂讲课了。所以，学习很紧张，再加上不时有这个或那个政治运动干扰，要每天夜里开会，搞得很疲劳。
这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取一件衣服。下了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四面张望着准备穿过马路，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街上的自行车如流水源源不断。我突然听见隐约背后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刚想回头看是谁，一只手已经搭在我肩膀上了。
原来是徐明远叔叔！
他还是像干校那样，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制服，袖子卷起来，裤脚管也卷了起来。脸庞精瘦的，不知怎的，却带了一股极疲倦的模样儿。
“你怎么不去我那儿了？”
“唉，我现在是住校，学习太紧张，有时星期日也回不来呢。”
“嗯，我听你爸爸讲了，你是在师范读书？”说着，他用手掩一下嘴，打了一个哈欠：“我天天晚上去医院陪罗先生，已经半个月没睡好觉啦……”
“罗先生？您说是罗水泊……他怎么住院啦？”
“患了癌症，前两个月才查出来，许多医院不愿意收这样的危重病人，还是几个朋友拐着弯儿，托了关系，才让他住进了协和医院里。”
我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