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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您说是罗水泊……他怎么住院啦？”
“患了癌症，前两个月才查出来，许多医院不愿意收这样的危重病人，还是几个朋友拐着弯儿，托了关系，才让他住进了协和医院里。”
我愣住了。
“什么—；—；癌症？”
“是呀，而且……癌肿已经堵住气管，说话不清楚啦。”
“我要去看看他！”
“算了吧……让人很难受的！”
“不，我一定要去！”我拽住了徐明远的胳膊，冲动地说：“您告诉我……他的病房号码，让我再见他一面，好吗？”
徐明远看我一眼，默默取出一个笔记本，撕下一张，飞快写下了罗水泊病房的号码。递给我时，嗓音沙哑：“你要去看他……就得赶紧！我听医生讲，他恐怕是过不了这个星期啦。”
我什么也没说，怔怔地望着他。他又在滚滚的人流与车流中消失了，淡白色的背影像是一团雾气。
在刹那间，我的脑血管似乎被一把奇怪的剪刀割断了。使我再难以回忆起某些事件，也想不起哪些生动的细节，我的思想只被割裂成为一块又一块的空白。偶尔，那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又浮现了出来。真的，当时我既没有感到悲哀，也没有感到怜悯，自然更不会意识到他有多么伟大。我只是下意识地想到了，那一条冰冷冷的线终于穿透了他的苦难命运，到达了顶端。那就是死亡，它才不去考虑什么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性呢。
在此一年前，我到老牌坊胡同的那间极狭窄的小屋里去看他，我没有敲门，因为看见房门微掩着，就忽然推门闯进去了。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将木板床的铺盖卷起来，正趴在上面写着什么，旁边堆满了各种书籍。他摘下了那顶著名的旧呢帽，满脑袋是蓬乱的花白头发，见我一下去闯进来。他很紧张受怕，神经质地收起稿子，又顺手将两本书压在上面。
一会儿，看清楚了是我，变得异常兴奋，甚至和我拥抱了一下。站在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我找不到地儿坐，只能站在床边跟他聊天。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破皮箱，还有几个硬纸箱子。电灯泡拉得很低，几乎垂到床上。罗水泊解释道，这是徐明远帮他改造的，在电灯泡上加了一截电线。由于他天天晚上要读书写作，眼睛却不好使了，只得将灯泡拉得近一些。
他很快收拾起了床板上的手稿与书籍，瞥了我一眼，说道：“陪我到街上散一会儿步，好吗？”
我们俩，一老一少，就一边走一边随意聊着，从那条小胡同一直走到了朝内大街上，足足散步了两个多钟头。罗水泊走累了，就一屁股坐在马路边，仍然不减谈兴，两只手激烈做着手势，很大嗓音地问我：“你说呢……你说呢？”
他看到一群中学生在路灯下聚在一块儿抽烟，又突然问起我们在干校打群架的情形。他津津有味地问了许多情节，还有我们那时的心理状态，他背起手，插了一句嘴：“也许，这也是一种生命力的扩张吧……”
“你们为什么要视此为光荣呢？”他怀着极大好奇心问我，又自言自语：“唔，唔，这可能是因为时代的烙印！崇尚暴力、战争等等……战争就是许许多多人在打架嘛！”
他又问我，现在还学英语吗？我很悲观地说，我不想学了，即使学会了英文又有什么用？难道还能让我们去美国吗？
“不对！不对！你说得太不对了！”他显得很激动，摇动着我的肩膀，“你千万别相信那一套！读书终究是有用的。社会需要人们去建设，更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你应该学外语，你应该学历史，你应该学许许多多知识……”
“可是，”我带点抬杠的意味说：“我只有一个脑袋呀……”
“哈哈，脑袋！”他笑了，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用手指一指旁边的房屋，“你看看这间房子，很高大，很宽阔，是不是？”
“是呀。”我不明白他调转话题的用意。
“能盛得下多少东西呢？几十立方米，几百立方米……也就到头了！你说对不对？”
“对呀。”
“可人的脑袋呢！它的体积能塞进多少知识……告诉你吧，我现在每天的阅读量起码是十万字以上，一百天是千万字，一年要将近四千万字！那么，你来猜一猜，它的最终容量是多少呢！”
他忽然将脸转向我，用手指点着脑袋说：“它的容量是无限的！”
第二天晚上，我到协和医院—；—；当时叫“反帝医院”去看望罗水泊。他住的那个病房很难找，并不是在病房区里，却是在某个试验室旁的一个小房间里。走廊里灯光暗淡，我转悠摸索了好久，才找到那儿。后来，听徐明远说，由于罗水泊是未摘帽子的“右派”，一直不敢收他住院，将其撂在急诊室的走廊。罗水泊的一位老朋友听说了很着急，不顾自己双目失明，拄着拐棍去找了在医院当领导的亲戚，走了一些门路，才把罗水泊收留下来。
这个小小房间不到十平方米，只放得下一张病床，一个白漆小柜子和一把椅子，旁边同是挂点滴的木支架、高压氧气瓶和心脏示波仪等医疗器械，许多的管子联结着他，他就像一个蜘蛛网里的受捕物。我进屋时，徐明远正打算摆放他的行军床，房间是那么狭窄，只好将小柜子搬到门外，才能把行军床放下。
他带我到罗水泊的病床前，罗水泊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好似一个骷髅。他的黑瘦脸庞没有什么表情，只是连接着鼻饲管的鼻翼轻微抽动一下，徐明远凑近他的耳旁说了两句什么，罗水泊的眼睛慢慢张开，忽然，他的瞳仁里闪出了亮光。
我凑过去，强压住心头涌上的酸楚，喃喃地说：“罗伯伯，罗伯伯，我来看您啦……看您！！”我又拉住了他的一只干枯的手。
他枯瘦的脸上漾出了微笑，嘴唇嚅动了起来，像是想跟我说什么，喉咙间咕噜噜响。他又示意徐明远，要他为我解释。徐明远费了好大功夫，才弄明白了他的意思，皱起眉头对我说：
“他可能是说……要让你摸他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呀？也许是我没搞懂……”
我却一下子懂了，再也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骤然涌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徐明远有些奇怪地问我。
“噢，没什么……”我擦着眼泪，捧起罗水泊的枯瘦手掌亲吻了一下，又轻轻地在他的前额亲吻了一下。
罗水泊的眼睛望着我，湿润了。他的瘦嶙嶙的身体颤抖起来。这时，徐明远在后面轻轻拽我一把，暗示我该控制住情绪，又轻声说一句：
“行啦，行啦……时间太长了，医生和护士会有意见的。”
我又望一眼罗水泊，他仍然定睛望着我，有一滴极细小的泪珠从眼角淌落。我却哽咽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向罗水泊挥一下手。
徐明远陪我在走廊里走了一程，我们默默无言。
到拐弯处，徐明远声音很低哑地说：“直到现在……他的两个儿子和女儿，还不愿意和他见面……”
我的心似乎被揪一下，看他一眼。
“……医生说，他挨不过三天了……”
果然，第三天晚上，罗水泊就死了。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三章
如今，电视里出现了一些荒诞派手法的电视剧，让那些穿着古代衣冠的人们走进现代生活里，这真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虽然，也有许多观众表示反对，可我觉得，这要比“戏说”这个，“戏说”那个，要严肃得多了。由此，我产生一个奇异的联想，要让罗水泊生在明朝，或是生在汉朝，那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他大概很像司马迁吧。
当然，他没有受过宫刑。他发愤著书，产生一些新思想，却是绝对很相象的。尤其，他的一些书信，日记摘抄，其中的许多格言警句，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也是极相似的。假如作为一个古典儒生的罗水泊，头上挽着发髻，宽袍缓带，反而更能表现罗水泊的性格本质。而现实生活中的罗水泊，穿一件黑色破棉袄，腰间扎一根草绳，满脸的胡子茬，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还在脑袋上扣一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却是一种不中不洋，不农民不知识分子，不古典不现代的怪样子。他的思想也是这样，我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一面研究西洋历史，一面又研究中国的明、清史呢？他为什么对晚明史那么感兴趣？
我问宋英夫先生，他也沉吟不语。
有一天，宋英夫先生却突然问我，我问你，历史究竟是什么？
哦，我没想过……它到底是什么呢？
它仅仅是过去了的一段时间吗？或是已经消逝掉的一段空间吗？
当然，不光是。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我们现在总结出来的那些结论吗？谁好，谁坏，哪些事情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或者，干脆就是这个重大事件，那个重大事件……
那只是评价，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宋英夫频频点头，对的，这其实也是罗水泊提出的真正问题！我们不应该说，历史是怎样，怎样的，那就是真正的历史了。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天与地，人与兽，动物与植物，生存与死亡的不断生长过程。它的最后归结是沙子，是空气，是宇宙……
我看着宋英夫，发现他从来没有那么激动过。
他不再说什么了，紧抿着嘴唇，眯缝着那双细细的眼睛，怔怔地盯著书桌上的那个明代所制的景德镇瓷瓶，这是文革抄家后发还给他的少数珍藏文物之一。
宋英夫突然想起，十几年前，他们在五七干校一年后，他与罗水泊被抽调去放鸭子的那一段时光。他们那时常常谈起历史来。可是，十几年后，这段日子也成了历史啦。
早晨，天蒙蒙亮，他俩就带着一口袋馒头、六个咸鸭蛋出发了，手里拿一根长长的竹竿，脚蹬长筒雨靴，身后跟一大群嘎嘎乱叫的雪白鸭子。英夫的怀里揣一本《宋词选》，或是《宋诗选注》什么的。罗水泊呢，永远拿一本封面已破烂的《明季南略》或是《明季北略》。他们把鸭子赶到湖里，然后分工。在湖里由罗水泊放，在岸上由宋英夫放。
罗水泊挥舞看长竹竿，将那顶破鸭舌帽拉得低低，几乎压住了眉毛，他冲英夫点点头，说：“你先看书吧，这儿，我来。”他划着舢板，又赶了那一群鸭子先走了。
英夫选一块地势高的土坡，铺上芦苇，躺那儿静静翻看《宋词选》。周围一大片黑森森的芦苇，细风梳理着苇叶沙沙响，到处是残落的荷叶和枯萎的莲蓬，风儿送来带水腥味儿的苇叶香，又混杂了带腐殖质臭味儿的泥土气息。他最喜欢苏轼的那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寺寓居作》，在醉人的泥土芬香里，他喃喃念着：“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一道极刺眼的阳光斜射过来，他闭住眼睛，嘴唇轻轻嚅动，似乎在咀嚼那一道暖烘烘的阳光，又酸又甜的阳光。
罗水泊在那边又吼起来了，哇啦啦在唱京戏《文昭关》的那一段：“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英夫微微一笑，不由得放下书本，两臂抱着后脑勺，痴望着湛蓝的天空、远远灰白色大片湖泊，东摇西摆的芦苇丛……他这时什么也不想，人仿佛和天地融结在一起，也成为一丝风，也成为一缕云，也成为一块泥土。他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正我逍遥处。”
这时，一个人内心的宁静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人问他：“你的一生中最宁静、最淡泊的是哪些日子呢？”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哦，是在五七干校的那些日子里。”也许，会有许多人感到吃惊，却是真的，被发配到湖北农村五七干校的英夫，就好像是陶渊明，真正归隐田园，来到了桃花源里了。他似乎真正找到了那种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乐天知命，安贫乐道，淡泊无欲。那一场又一场时代的狂风骤雨电闪雷鸣夹杂而过，将他惊骇得简直是七魂六魄俱散。他的温暖家庭也摧垮了，老婆一封信接一封信寄来要求离婚。他那时就想过，唉，一辈子就待在这里，念念唐诗宋词，吃饱了肚子，还能欣赏湖光山色，也是满幸福嘛！
罗水泊的脾气却总是怪怪的。他不会享受这乐趣，从软塌塌的污脏帽檐下望去，他的脸色老是阴郁的，难得见他笑一笑。轮到罗水泊休息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皱巴巴的工农牌香烟，一支接一支凶猛地吸着，拿出那本《明季北略》，盘腿坐那儿，仔细地读着。翻一页，他狠狠吸一口烟，又往上神一神帽舌，免得帽舌又搭拉下来，遮住了眼镜。英夫见他这样子，好笑地问：“你干嘛总戴这顶帽子，把它摘掉行不行？”罗水泊蓦地一惊，呆呆望他一会儿：“哦，习惯了。就这样，习惯了。”
水泊把手指间夹的香烟狠吸了几口，又把那本发面饼似的《明季北略》推开，他嗓音沙哑地说：“英夫呀，看到崇祯皇帝临死的这几段，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