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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直起腰，也没好气地说：“要明白你就去问你那女红卫兵战友！幸亏你们各个房间里还有三十几年前的瓷杯，要是一个房间发你们一袋纸杯，你那女红卫兵战友就……”
乔博士制止道：“别说那么多了。你快去照我的吩咐做——找一个带吸管儿的饮料瓶，灌一瓶凉开水，要对蜜。蜜有镇静作用。再捣碎一片安眠药放在瓶里……”
护士捧着杯片离去后，从肖冬云的房间又传来她的哭声。李建国像出生后即将第一次打针的小孩子听到另一个小孩子在注射室里哭，一副屏息敛气而又大灾临头般的古怪模样。他对肖冬云的哭声应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按照三十几年前的中国好女孩儿的标准来要求，肖冬云被父母培养得几乎近于完美。父母希望她是一个榜样，处处值得她的妹妹学习。所以她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每情愿或不情愿地委曲求全。而这也就使她的几乎近于完美同时有了爱哭鼻子抹泪的缺陷。长征路上她没少哭过。妹妹脚上起了泡她哭；李建国走累了寻开心恶作剧她哭；被毛虫或其他没见过的虫子吓着了也哭；内心里不同意赵卫东的什么主张，表面上又得坚定不移地支持以维护他的队长权威，她还背地里哭过。倘事实证明赵卫东是对的，她会因自己的表里不一而惭愧得哭；倘事实证明赵卫东错了，她会因他的权威受损而替他惭愧得哭……但这一次肖冬云的哭声那么的不同以往。以往她从没大声哭过。正如她无论在多么饥饿的情况下，吃东西从不发出嘬嘴咂舌之音。当着人的面眼圈一红，一扭身，双手一捂脸，发出极轻微的几声抽泣，最严重再连带着跺两下脚，那就算是哭了；背着人，也不过是蹲在什么墙角旮旯，双膝并耸，两只手臂横担膝上，额抵手臂，忍住没忍住地呜呜两声罢了。这一次她的哭声很响。听来那是一种完全超出了她自制极限的哭。一种蒙受了奇耻大辱的哭。一种对某事物的理想态度遭到彻底摧毁的哭。总之她的哭声使李建国极度不安。他想，即使乔博士或“老院长”明确又冷漠地告诉她，她最长再活几天，她也不会如此大声地恸哭啊！她这么哭就根本不是她肖冬云了啊！
李建国看看乔博士，看看“老院长”——二人都阴沉着脸躲避他的目光，他似乎猜到了在肖冬云和赵卫东之间发生的是一件性质很丑的事，又似乎实难理解为什么竟会导致一个大哭一个昏着的难堪局面……
他想，你们俩是双方有意的一对儿嘛！当我李建国双眼厚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吗？我心里早有数了！可你们双方有意的一对儿，为什么会把关系搞到这种地步？！赵卫东赵卫东，肖冬云她是为你好来劝你打针的呀！正是你俩和解进而相互温存的机会呀！我李建国一直寻找机会也能对肖冬梅温存一番都没寻找到呀！你可究竟是怎么糟蹋了你的大好机会的呢？你赵卫东明明比我李建国更善于笼络女孩子的心嘛！
他一转身冲出赵卫东的房间，直奔肖冬云的房间而去……
他决心打破沙锅问到底……
护士没将杯片捡尽。当乔博士弯下腰仔细地捡那些碎小的瓷片时，“老院长”以闹情绪的语气问：“你还怕扎了他的脚吗？”
乔博士二指捏起他所发现的又一瓷片，放在另一只手的手心，抬头看着“老院长”说：“万一他晚上赤脚下地，扎了脚总归是不好的。”
“老院长”哼一声，又道：“别捡了。他不是幼儿，我们也不是托儿所的阿姨！”
乔博士直起腰笑笑，不再说什么。他从白大褂兜里掏出一片纸，默默将一手心瓷片包了，丢入纸篓。
“老院长”几个字一顿地说：“我认为，就此事，我们有很大的必要，开一次会。讨论讨论，和反省反省，我们对他们，尤其这个赵卫东的一味儿迁就，是否，正确。”
乔博士沉吟了几秒钟，又淡淡一笑，同意地说：“那就开一次吧。”
“老院长”仿佛单等着他能这么说。一听他说完，转身便走。
乔博士补充道：“讨论讨论倒也未尝不可。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太多值得反省的地方……”
“老院长”站住在门前，转脸看他，一脸难以掩饰的愠怒和对博士的话心存异议的表情。
“我的意思是，也别把会议气氛搞得过于严峻罢了……”
乔博士带有重申意味地解释了一句……
半小时后，这名义上的“疗养院”的一干人等，聚齐在会议室了。临时雇的打扫卫生的女工和做饭的大师傅也到了。人们在聚齐之前，全都对一男一女两名红卫兵之间所发生的事有所了解了。只不过在奔走相告的过程中，某些细节与事实大有出入了。“老院长”还没宣布开会，大家便交头接耳，悄议纷纷了。
“老院长”将会议议题一说，顿时一片肃静，一个个反而都不出声了。这些人中的一半年龄在四十岁以上，都是“文革”的中老年见证人。有的自己们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有的亲友们被打入过“另册”；最幸运的，也在“干校”接受过“思想改造”。皆对“文革”时代有不堪回首之感。而“文革”留给他们的最深刻也最野蛮的记忆，便是运动初期红卫兵们的种种无法无天对别人迫害成瘾的劣迹。现在，由他们来救四名三十几年前的“货真价实”的红卫兵的命，已然是历史对现实开的一个不怀好意的大玩笑了。已然充分体现着自己们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从善如流的人道主义胸襟了。为着减缓三十几年后的今天的现实对四名红卫兵的心理承受力的冲击，演戏似的装扮成三十几年前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又戴袖标又戴像章的，这他们也以人道主义第一个人滑稽感觉第二的原则，顾全大局地服从了。还要要自己们毫无牢骚地奉陪着“早请示晚汇报”、一日三餐“三敬三祝”，睡前“斗私批修”，这自己们也都很投入地做到了。但是动辄被是他们儿子辈甚至孙子辈的四名红卫兵一开口一段一段地用语录耳提面命地教诲和以唯我独革的神气教训着，实在是大伤他们自尊的事啊！
“我先发言！”一位中年男人将一册三十几年前的《红旗》啪地往桌上一摔，憋闷久矣地说：“今天这会早就该开了！我们早就该反省反省了！我认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已经等于是宠惯了！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宠惯他们？他们又凭什么心安理得似的受我们的宠惯？他们是人民英雄国家功臣时代偶像？不是的嘛！不过是四名不可理喻的红卫兵嘛！……”
有人打断那位脑神经科专家的话，插言道：“你就不必强调他们的不可理喻了。当年他们不是几乎都这样嘛！我只不过觉得，他们仿佛受着上帝的保佑。既然三十几年后他们还能奇迹般地活转来，那么足以证明是上帝的安排。我到这里来是为上帝效劳的，所以即使在伪装谦恭的时候，心里边想着的也是上帝，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甘当红卫兵的奴仆。”
说这番话的是一位病理分析专家。英国皇家医学院的中国籍名誉教授。一个“文革”结束后，宗教信仰的自由刚一恢复便加入了基督教的女人。
脑神经科专家瞥了她一眼，略带嘲意地说：“可惜我们中只有你一个人是上帝的虔诚信徒啊，所以你不可以用基督徒的标准来劝解我们。劝解也没用。”他话锋陡然一转，又大声说，“诸位请不要再打断我的话，允许我把话说完啊！我认为，要反省，我们尊敬的院长先生首先应该好好反省！我来报到你接待我时怎么说的？你一边亲自往我衣袖上戴袖标，一边说：‘戴上戴上，他们还是四个孩子嘛！就当他们是我们的亲儿女吧。我们要像三十年前的一些
京剧演员演好样板戏一样，演好我们的角色！’你是不是这么说的？每个人来报到时你都说过类似的话吧？否则他们能被宠惯得快骑到我们头上了吗？”
“老院长”气不打一处来地说：“我正反省着哪！”
脑神经科专家最后说：“我认为我们也要来个造反有理！造他们的反！把在我们这里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他的话立刻受到了热烈的掌声的拥护。
“老院长”举起一只手说：“我反戈一击，杀回马枪！坚决支持把在我们这里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他的样子十分庄严。使听了他的话觉得好笑的人强忍不笑。怕笑起来他不高兴。
“我说两句。我本不想说什么的。有什么好说的呢？”
红色惊悸 第二十四章（2）
第二个正式要求发言的是某冻伤研究所的所长。他似乎打算站起来说，但欠了欠身，又将胖大的身躯陷坐于沙发了。
“老院长”指着他予以鼓励：“请说请说！怎么想怎么说。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搞黑记录……”
不成想他的话惹恼了冻伤研究所所长。后者急赤白脸地说：“谁还敢搞那一套，我在国外报刊上骂他个狗血喷头！谁还想搞那一套谁是他妈婊子养的！”
“老院长”表情一阵不自然，摊开双手耸肩道：“您这是从何说起呢！我是哪种思想的人你还不清楚吗？……”
冻伤研究所所长努力了两番，终于成功地将胖大的身躯从沙发上站立起来了。他走到会议室中央，环视人们，目光最后落在“老院长”脸上：“别误会嘛。你是哪种思想的人我当然很清楚。咱俩是诤友关系，我能指桑骂槐地攻击你吗？让我告诉大家也没什么吧？诸位，我所了解的他，国际思想方面是一位和平主义者，社会思想方面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是一个反动的人。‘文革’前因为贩卖美国式的民主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再受二茬罪被打断了一条腿。现在呢，他还是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
“远啦，远啦，离题万里啦！”
“老院长”忸怩不安起来，窘红了脸提醒冻伤研究所所长。
“咱们这次会议也只许有一个中心吗？行，行。一个就一个。怎么都行。哎，我说中心是什么来着？”
冻伤研究所所长将求助的目光望向“老院长”。
“讨论，反省。主要是反省。”
有人及时替“老院长”回答他。
“又反省？反省什么？”
毕竟是和“老院长”同辈的人了。七十六七岁了，耳背了，刚才没听清。
“反省我们对四个小狗崽子的态度问题……”
又有不甘寂寞的人替“老院长”回答着。“狗崽子”三字一经被说出，意味着许多座心理火山就要开始喷发了。
“反省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有什么可反省的？我看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人，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都快变成孙子啦！”
“我们可比不上现在的孙子们！现在的孙子们活的多开心，爷爷娇奶奶爱的！我认为我们都快变成《茶馆》里的王掌柜了！而他们简直像……”
“对对，比得好！你说明白了我的意思。总之我在这个院子里越来越感到屈辱了，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三十几年前……”
“毕竟比三十几年前强吧？三十几年前你隔三差五地就被批斗一次。而在这个院子里，前天你还戴着‘革命造反派’的袖标啊！”
“那也感到屈辱。因为我自己讨厌戴。再说戴着也心虚，似乎总觉得自己实际上仍被划在‘另册’里，只不过是混入‘革命造反派’的队伍里的。好几次梦里被挖了出来，醒后惊一身冷汗。诸位，三十几年前……”
于是冻伤研究所所长讲起了自己一家三十几年前的悲惨遭遇——父亲因是从美国辗转香港回国的医学教授，被批斗致死；母亲因台湾有亲属而被诬为特务，死在牢中；自己被发配到劳改农场，十余年远离专业；妻子与之
离婚，改嫁给了别人……
那是一番真正的控诉。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他讲到心碎处，老泪滂沱，泣不成声。
会议由他之后，变成了控诉会，忆苦思甜的会，声讨红卫兵的会。“文革”和红卫兵的受害者们，彼此同情着，相向唏嘘着。连“老院长”也忘了开会的初衷不是那些，大动其容地讲起自己当年的悲惨遭遇来。
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皆是可敬长者，绝非习惯了一味儿靠咀嚼伤疤活着的人。他们也都是自己专业领域的权威人物，佼佼人物。平时他们是不愿提“文革”谈“文革”的。甚至不愿回忆。谁愿回忆噩梦呢？何况他们是些最缺少时间的人。时间和精力都被专业垄断了。但在这个名义上是“疗养院”的地方，在这个天天能看见四名“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在眼面前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并且还得以极虔诚的一丝一毫也疏忽不得的态度为拯救四名红卫兵进行“战斗”的地方，他们的心理难免会因四名红卫兵的表现而渐渐发生变化。和初来乍到时很不一样了。
世上的许多事都是有规律的。倘是一件壮美之事，哪怕早已成为历史，参与或相关的人，任什么时候都会大声说：“那件事中有我！”而且当然的引以为豪，引以为荣。根本没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