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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冬梅小声问：“大姐，这就是现实的丑陋面儿吧？”
胡雪玫压低声音回答：“这算什么丑陋面儿啊！一点儿也不丑陋。”
“那……是阴暗面儿？”
“也不是阴暗面儿。”
“那……我……到底该怎么认为呢？”
胡雪玫伸过一只手，在肖冬梅脸上抚摸了一下，带着笑音说：“这都是正常的生活现象嘛。细想想，生活多有意思，多好玩啊！没了这些人，没了这些事，现实岂不是太没劲儿了吗？睡吧宝贝儿，你总不能希望自己在短短的日子里什么都明白了吧！”
但是那一夜肖冬梅失眠了。
因为其实并没有什么思想，只不过活得比较狡黠的胡雪玫一路上随便说的许多话，在她听来，都未免的太有思想太深刻了。深刻得她根本无法领悟。越是要领悟明白越是糊涂……
她对“大姐”动辄叫自己“宝贝儿”，已经不再反感，而变得非常乐意地认可了。
由于胡雪玫的“加盟”，受益最大的还不是肖冬梅，而是李建国。
自从肖冬梅被胡雪玫接走，李建国就没睡过一夜安稳觉。仿佛一个作案犯科的坏人，提心吊胆于哪一天法网恢恢从头上罩下来。
他曾问肖冬云：“冬梅为什么突然又到她那位‘大姐’那儿去了呢？”
肖冬云的回答是：“我哪儿知道。我都快不是她姐了！”
“她临走没跟你说什么吧？”
“连告诉我一下都没有。”
“她……你……你没觉得她有什么反常吧？”
肖冬云被问烦了，就没好气地说：“我觉得她很反常！”
结果他做贼心虚地不敢再问。
他怕肖冬梅找个借口离开“疗养院”，为的是可以在外边的什么地方自杀。他几次梦见肖冬梅自杀了，而他被公安机关带去认尸，接着受审……
肖冬梅终于又回到了“疗养院”，他才不再做那样的梦。
但他又怕肖冬梅哪一天当众呕吐，之后当众指着他说：“李建国使我怀了孕！”
这一种不安，成了他心口的痛。倘肖冬梅不拿好眼色看他，痛得就分外剧烈。而自从肖冬梅回到“疗养院”，就没拿好眼色看过他一次。他心口的痛也就几乎成了顽症。他一路上有时随着胡雪玫引吭高歌，或听胡雪玫讲了一段什么笑话以后过分夸张地哈哈大笑，那纯粹是一种自疗的方式，好比颈肩病人以疼麻的部位去抵磨树杈。
有一天下了火车出站时，别人们走在前边，胡雪玫叫住了他。
她板着脸问：“你怎么一点儿礼貌都不懂？不替校长拎皮箱！”
他就默默替她拎起了皮箱。
她将一只手袋也拾在他肩上了，自己空着手走在他身旁。
李建国说：“这不好吧校长？”
她白了他一眼，反问：“怎么不好？”
李建国说：“自己拎着这只手袋，也累不着你。”
她说：“你怎么知道累不着我？给你机会为我服点儿务，是瞧得起你。我怎么不给赵卫东这种机会？不喜欢他！”
李建国说：“校长，那你也别喜欢我得啦！还是一碗水端平，也赐给赵卫东一次为您服点儿务的机会吧！”
她站住了，瞪着他说：“别跟我耍贫嘴，你对我的宝贝儿干了些什么，当我不知道？她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了！”
李建国也不由得站住，脸顿时白了，脑门儿上出了一片大汗珠儿。
她笑了，又说：“不过你也不必惴惴不安的。我已经给她吃过事后避孕的药了。跟事前吃一样万无一失。你也不必一路上再偷偷打量她的肚子了，她的肚子绝对不会大起来的。我是看你担惊受怕怪可怜的，才给你也吃一颗定心丸儿……”
李建国感激之情难说难表，脸色由白转红，嘿嘿傻笑不已。
那之后，他才真正地“旅途快乐”起来。并且，任劳任怨地充当胡雪玫的仆从……
半个多月以后，确切地说，是在第十八天接近中午的时分，一行七人终于到达了四名红卫兵三十几年前离开的那一座县城。
之前，县里的，不，市里的领导，专门为此事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并请几位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以及几位名流贤达共同商讨之——那县城现已改成了地级市。规模拓展了十几倍，人口已近百万了。
市长和市委书记认为，这么一档子事儿降临本市，市里任何方面都不做出一点儿反应，置若罔闻，也不行啊！可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做出反应，又拿不准原则性。所以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有人自然首先想到了一定要与“上边”保持一致，不可自行其是，于是问省里是否有指示。
市委书记说：指示省里是有的。不过太含糊了，只一句话——酌情灵活对待。
于是有人说，态度已经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嘛，以平常心对待就是了嘛！
于是有人说，什么叫“以平常心对待”呀，这话就不含糊？含糊得等于没说。有兄弟省民政部门的同志带队，一位还是处长，没人出面接待成何体统？
有人建议由本市民政局长出面接待，市长和市委书记哪一位可以陪着吃顿接风饭。
此建议无人反对，当即采纳，记录在案。
又有人建议应该举行个欢迎仪式。
立刻有人强烈反对——对红卫兵，欢的什么迎啊？！他们还光荣啦？！
于是有人反对，反对者说凡事头脑都要灵活点儿嘛！说三十几年前的人活了，又是四名红卫兵，这也非是寻常事啊！总是要新闻公开的吧？多具轰动性的新闻啊！与本市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本市的幸运啊！省里不是也指示要“灵活对待”吗？利用这件事，合理炒作新闻，定能一举大大提高本市的知名度啊！知名度提高了，不是也有利于发展旅游业，有利于招商引资，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吗？发展不是硬道理吗？
于是有人提出，起码应调查调查，四名红卫兵三十几年前“文革”中有什么严重的劣迹没有？若有，不但欢迎会不能开，恐怕还要借此事在宣传上彻底批判“文革”，倡导“安定团结”……
政协委员中，有一位是三十几年前一中的学生，现任校长。而且是赵卫东的同班同学。对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也自言曾特别熟悉。他介绍情况说：肖冬云姐妹俩是一中老校长的女儿，当年都是很可爱的女孩子，“文革”中不曾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这一点他可以拿人格担保。说李建国是三十几年前老县长的小儿子，“文革”中跟随别的红卫兵抄过几次家，听说还扇过当年的教育局长一耳光。但他那样，显然是由于父亲成了“走资派”，因而急于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此外再没听说有什么更为严重的劣迹。三十几年过去了，原谅了吧！谈到赵卫东，他反而话少了，出言谨慎了。众人以为赵卫东一定是打砸抢分子了，要求他只管如实讲，别有任何顾虑。如实讲了，大家的意见才好统一嘛！
他说大家误解了，赵卫东“文革”中并无打砸抢之恶劣行径。他觉得不便说，乃因他与赵卫东当年有点儿情敌的关系，都是肖冬云的暗恋者。都企图俘虏她的芳心。他是怕评价之词一个用得不当，有忌妒之嫌，授人以柄。
他说他对赵卫东的总体印象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善于将自己层层包缠起来的人。没有朋友。对任何事从不发表看法。“文革”中不知为什么特别活跃了，但也仅仅表现在思想言论上罢了……
之后众人又经过了一番讨论、辩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欢迎！大张旗鼓地开动本市宣传机器，不过要在“科技强国”方面做绵绣文章——克隆羊算什么呀？我们把三十几年前的人都救活了，我们中国人已经站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了呀！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之一啊！
于是有一位诗人当即成诗。
诗曰：
欢迎走失的孩子归家，
咚咚铿！
今天的孩子敲锣又击鼓。
大道昌兮，
国运盛兮，
连天空也祝贺以彩霞！
……
于是众人鼓掌。
市长连道：“好，好，就用‘欢迎走失的孩子归家’一句做一幅欢迎大横标！组织小学的中学的高中的学生夹道欢迎！要全市动员，为了‘欢迎走失的孩子归家’大搞一次全市卫生！要赶印精美的请柬，邀请本市的商企界人士和外省市投资人士做嘉宾！当然了，还要从省城请几位歌星来！愿意前来的外省市包括北京的新闻界朋友，食宿费一律报销。另外还要给补贴！总之，为了提高本市的知名度，一定要将此事的新闻性利用足！有一百分新闻性只利用到九十九分都不行！该花的钱，一定花，花在刀刃上的钱，不必心疼！……”
于是当场批了十万元欢迎会筹备金。
……
然而一行七人到时，天空并无彩霞。沉郁地阴霾着，而且刮三四级风。市里多处地方在施工，即刮三四级风，便飞沙扑面了。许多夹道欢迎的孩子都迷了眼。于是与上前献花的小学生一道上前献诗的诗人，不得不将“连天空也祝贺以彩霞”一句，
脑筋急转弯地改为：“风儿送来了细沙/这是大地在表示它的惊讶！”
七人全都没有想到会有欢迎的仪式在等待自己们。在车上互推了半天才下来。下来之后又互推一阵，谁都不肯走在前边。七人中胡雪玫是见过类似的场面的。最终还是她大大方方地走在前边接了花，并满脸堆下礼节性的微笑，耐心地听诗人朗读他那首不知所云且又冗长的诗。幸而诗人手中的诗稿被风刮走了几页。他去追时，少先队员们吹起了队号，敲起了队鼓，动静闹得特大……
接下来该市民政局长一一与七人握手，将他们陪上了主席台……
再接着是市委的一位副书记代表市委领导讲话，大意无非是勉励今天的学生们努力学习，热爱科学，长大都当科学家，使祖国成为科技强国……
随之是商企界代表讲话，不失时机地进行商品推销……
最后是一行七人的代表讲话。郝处长说毫无准备，推荐胡雪玫讲几句。胡雪玫觉得自己讲名不正言不顺，又推荐肖冬云。肖冬云认为资格理应让给赵卫东。而赵卫东竟耍大牌地瞪着她说：“我不是傀儡，谁想利用就可以利用一下。”肖冬梅从旁听了非常来气，在胡雪玫眼色的怂恿之下，也不经张、郝二位同意，倏地站起来就大步走到了麦克风那儿，抓住麦克风不假思索地张口就说：“我叫肖冬梅，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当年一中的校长是我父亲。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因为在他特别需要亲人照顾的时候我没在他身边。我现在要为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唱一首歌……”
接着她就唱起了第二次到“大姐”家跟着收音机学会的一首歌《父亲》：
小时候，最疼你的那个男人是谁？
让你骑在自己肩上的那个男人是谁？
有时候对你很严厉的那个男人是谁？
你摔倒了，鼓励你自己爬起来的
那个男人是谁？
岁月流失，往事如烟，记忆如水，
哪个男人还能爱你爱得那么纯粹？……
当肖冬云望见“欢迎走失的孩子归家”的横标，心中顿涌一阵悲伤的温馨。她没有料到妹妹会“挺身而出”。当妹妹一提到父亲，她霎时泪如泉涌。而当妹妹唱那首歌时，她已双手掩面，无声抽泣了……
肖冬梅唱完，李建国有话忍不住要说。他对在“文革”中抄了别人家的事表示了忏悔。他在台上当众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他说第一记耳光是替三十几年前的教育局长打的；第二记耳光是替自己的父亲教训自己，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能教训自己了；第三记是替自己打的，当年自己胡作非为，现在懂事了，理应和从前的自己当众决裂……
于是当年那几户人家的男女老少纷纷上了台，虔诚地表示对他的宽恕。当事人们皆已故去。他们的儿女也已五六十岁。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说她对李建国印象很深。李建国问：“大婶，那是为什么？”
那妇女说：“你别叫我大婶。你当年与一伙红卫兵抄我家时，我才四岁，比你小十几岁。我之所以对你印象很深，是因为你不但一脚踏扁了我的塑料娃，还对我凶恶地吼：‘记住你红卫兵爷爷的大名——李建国！’所以直到今天我还牢记着你的姓名……”
这种当众揭发自然使李建国狼狈不堪。幸而那时他的哥哥，大腹便便的电力局长一家三口走上了台。哥哥的女儿已是二十四五岁的大姑娘，大学毕业后在电力系统工作。她亲亲密密地叫了李建国一声“叔”，之后端详着他，终于忍俊不禁嘻嘻地笑将起来……
而哥哥摸着他的头说：“好，好，回来了就好！你侄女从网上知道你已经挣了三万五千多元钱，真有出息！不愧是我的弟弟，明天就把钱交给你嫂子保管着吧！让她替你炒股。她炒股有经验，只赚不赔！”
嫂子嗔道：“瞧你说起来就没完。有些应该家去再说的话，何必在这种场合非急着说，也不分个家里外头！”——随即握住他的一只手，以悲悲切切的语调又对他说：“兄弟呀，你可真受了苦啦！能回来就好。只当我和你哥多生了一个儿子，往